“拔高”与“装矮子”都有误导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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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不要唱高调搞“拔高”，也不要“装矮子”唱低调，降低社会道德认知水准，实事求是传播道德文明与法律意识就好。

广东曾提出建设“首善之区”的口号，这说法虽然不合古人习惯用法，其初衷却也不难理解。无奈，去年出了众路人对“小悦悦”见死不救，给广东官民特别是宣传部门造成很大精神压力。时来运转，今年广东接连出现了好人好事。继广州出现勇救悬空小女孩的“托举哥”周冲，又在肇庆出现了一个更英勇的“托举哥”，6楼没保护徒手救女童。这些好人都该宣传表彰。

然而，读广州媒体包括《南方日报》发表的记者与拾金不昧的出租车司机李东英的对话，李师傅朴实诚挚的表白令人信服，记者设问所隐含的专业素质、道德标准却教我不能不摇头。因这些提问不仅表明专业水准太低，目有误导大众之嫌，说是要营造一种氛围，打造“道德高地”，我看却是把平常人引向“道德洼地”。

且看报道：“……李东英往前开200米后，两名男子上车。‘师傅，后座有行李箱，是不是之前客人落下的？’打开后座车门的男子说，李东英这才想起前面的客人落下了行李箱。”也就是说，后上车的两人才是拾金者，他们“不昧”，司机想“昧”很困难。“李东英说，‘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钱，第一眼就吓怕了！’他马上拿起电话，与车队队长李星洪联系。”这是普通人面对满箱外币的正常反应，正如后来他说的“担心有人来抢”。

“李东英在李星洪陪同下，到南湖派出所报警。此时派出所内有5人正在调看录像……确定是一辆鹏程出租汽车公司的红色出租车。”――常理就是，这么大一笔钱，失主绝不会轻言“算了算了”；在城市到处都有监控录像的今天，在一定地段一定时间要找到钱丢在哪辆车上并不是很难。以上说不敢昧巨金，越是巨款越不敢昧，都是理性分析。李东英后来说，“不是我的钱，归还之后，可以睡个安稳觉”。这就是道德感，平实而宝贵。

可是，我们的记者不满足这朴实，一定要“出彩”，便假痴扮癫地问“心里就一点私念也没有？”分明是意外状况、当场处置，记者偏要问：“家里人对你的决定支不支持？”记者又问“全家的收入如何？”潜台词或隐含的逻辑是家境不宽裕或更有理由起贪心。当李东英被逼说出自家的日子“紧巴巴的，（但知足）还算过得去”，记者竟然叹道“（你）开一辈子车也挣不了这么多。”听，这是什么话，好像为他不敢昧掉巨款而惋惜似的。

记者为什么会这样提问呢？

其来有自。从前，我们的媒体习惯于“拔高”英雄模范人物，搞得新闻报道中的正面典型，像革命样板戏中的人物一定会有与众人不同的豪言壮语。如果说文艺作品本来是虚构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多少有一点道理，那么新闻报道讲究真实，“拔高”典型就是揠苗助长，只会失去公信力、感染力。好了，记者不能玩“拔高”，便“装矮子”，以反衬报道对象的“高大”。如上所述便是。我就不相信我们的记者是提问所表现的如此没有法律常识，是这般低下的智力水平和道德素养。

其实，出于宣传目的搞“拔高”固然是误导大众，“装矮子”又何尝不是误导大众呢？拿此事来说，我们向大众传达的信息应该是：拾金本来就不该“昧”，不论贫富，贪了拾来之财（法律上叫“不当得利”），少则是道德污点，应当问心有愧，达到一定数额，昧了是违法犯罪，要受惩罚。而归还失主，可收取一定的酬谢（保管费、误工费等），广州市规定酬金可达10%；拾得者当然也有权放弃应得酬金……如此等等。

总之，传媒不要唱高调搞“拔高”，也不要“装矮子”唱低调，降低社会道德认知水准，实事求是传播道德文明与法律意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