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解读的“创造性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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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按：应为“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人间词话》初刊稿第二十六则）这就是广为人知的“人生三境说”。
在这一则词话中，王国维引用了三个词句来表达“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这三句词分别出自晏殊《蝶恋花》、柳永《凤栖梧》和辛弃疾《青玉案》。
晏殊的《蝶恋花》是一首伤离怀远的婉约词：“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一句描写了主人公昨夜彻夜未眠，今晨登高望远，却不见所思的情形。这三句尽管包含望而不见的伤离意绪，但感情是悲壮的，没有纤柔颓靡的气息。
和晏殊的《蝶恋花》一样，柳永的《凤栖梧》也是一首登高怀人之作：“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一句直抒胸臆，表达了主人公的钟情与执著。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的《青玉案》写了上元灯节时的回首一望，周汝昌先生说：“这发现那人的一瞬间，是人生的精神的凝结和升华，是悲喜莫名的感激铭篆，词人都如此本领，竟把它变成了笔痕墨影，永志弗灭！”[1]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王国维所引的三句词在原词中各有所指，与“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并无直接关联。想必，晏殊、柳永和辛弃疾在写词的时候，也没有“人生三境”的念想。所以，王国维的理解无疑是背离作者原意的。对此，王国维自己也说：“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2]那么，如何看待这种阅读现象呢？
叶嘉莹先生认为：“王国维这样的解释方法，也是有一个由来的。从中国的传统来说，那叫做‘断章取义’”[3]“对于这种读诗的方法，其实在西方有一个意大利的学者墨尔加利（Franco Meregalli）也说过，他说这叫作‘creative betrayal’，就是‘创造性的背离’，他说读诗的时候你可以背离作者的原意，有你自己的更丰富的联想。德国的美学家沃夫岗・伊塞尔（Wolfgang Iser）也说，读书就是要从你读的书本里面有你自己的一种创造性的联想。你可以背离他的原意，有更丰富的联想。而中国古代从孔子，从《左传》里面使臣的问答，就培养出来了我们中国人带着丰富的联想读诗的传统。”[4]
二、叶嘉莹、周兴陆等人的“创造性背离”
有趣的是，后人对于王国维的“人生三境说”的理解，也常常是众义歧出，难以归一，表现出一定的创造性。现选录两位学者的解读如下：
复旦大学周兴陆教授认为：“‘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是事业和学问的第一阶段，有所追求，有所想念，然前面的路途是一片迷蒙，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心中也是茫然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事业和学问的第二阶段，经历过迷蒙茫然之后，若能锲而不舍的话，方向就会逐渐明朗，目标就会逐渐明确，就是词中的‘伊’出现了。这时，追求的主体应该坚定执著、艰苦卓绝地探索钻研，培养主体的能力，增强主体的修养，纵使面容憔悴、身体消瘦，依然无怨无悔，用心去追寻、深入地体会对象。这在禅宗谓之‘渐修’。‘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是事业和学问的第三阶段，是在长期艰苦的渐修的基础上，一朝忽然开悟，茅塞顿开，天机骏利，触处皆通。这在禅宗谓之‘顿悟’。”[5]
著名学者叶嘉莹先生认为：“我们每天耳之所闻，目之所见，目迷乎五光十色，耳乱乎五音六律，我们的耳目都被那些繁杂的、奢华的、眩惑的、迷惘的声光色彩所引诱了，所以你追求世俗之所尚，所以你就与世俗同流合污了，真正有智慧的人要‘昨夜西风凋碧树’，你要把遮蔽在你眼前的社会上这一切吸引的诱惑都超越过去，你要有这种超越的精神，你才能看到高远的理想，你才不是为个人的、世俗的、一己的得失而生活。所以王国维说‘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个境界……这里‘为伊’的‘伊’，还是指的那个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理想。我为实现我的这个理想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执着地追求的毅力……忽然有一天我恍然大悟，我得到了。得到的这个东西不一定是外在的名利禄位，而是真正在内心之中达到了一种自足的、自我实现的境界。”[6]
仔细琢磨，不难发现，两位教授的解读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前两个境界的理解上。周说认为：第一境虽有追求，但无目标；至第二境，因锲而不舍，目标逐渐明确，‘伊’出现了。叶说认为：第一境意在传达要有去除遮蔽、超越诱惑的精神，方能看到高远的理想；第二境的“伊”，当为第一境中所见的那个高远的理想，那个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理想。那么，他们的解读，哪个更符合王国维先生的原意呢？王先生已然作古，结果似乎也就无从论证了。如果其中有一说不符合王先生的原意，那么他（或她）的阅读行为，无疑也具有一定的“创造性的背离”了。
三、吃鸡蛋的时候，你考虑母鸡的感受了吗？
钱钟书的《围城》出版后，有一位英国女士给他打来电话，说她喜欢《围城》，想见见他。钱钟书婉言谢绝道：“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见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的确，我们吃鸡蛋的时候，又有几人认识下蛋的母鸡呢？又何必一定要考虑母鸡的下蛋意图呢？难道一定要考证、推敲、搞清母鸡的下蛋背景、动机、经历等等信息，才能更好地吸收鸡蛋的养分吗？作品与作者的关系，近似鸡蛋与母鸡的关系。母鸡下完蛋，拍拍屁股就“走人”了，哪里还要牵挂蛋被何人以何种方式消费掉了呢？同样道理，作者写完作品，读者怎么读，那是读者的权利，作者就无权干涉了。作者更无权要求读者一定读出所谓的创作意图。读者阅读的目的，也不尽在揣摩、论证作者的写作意图。
清代学者谭献在《复堂词录序》中说：“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阅读就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创造性阅读文本是读者的权利，文学文本已然给读者提供了创造性阅读的空间。意大利学者弗兰哥・墨尔加利在《论文学接受》中将读者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一般性读者，能够从表面把作品看过去，这是最普通的读者。第二类是透明性的读者，能够透过作品表层的意思看到里面的本质。第三类读者是把作品当成一个出发点，然后通过自己的想象对之做出一种新的创造性的诠释。”[7]
元稹创作的《莺莺传》，站在张生的立场，称“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为其辩护，对其美化，然而这丝毫不能改变读者对张生“始乱之，终弃之”的行径的厌恶；元稹虽借张生之口污蔑崔莺莺为“尤物”p“妖孽”p“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称自己“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然而这丝毫不能影响读者对莺莺勇于挑战封建礼教、追求自由爱情却遭背弃的悲剧命运的同情。后代的读者，对这个爱情悲剧极为不满，不断对故事进行改编，尤其是经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至元代王实甫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从根本上改变了《莺莺传》的主题思想和莺莺的悲剧结局。在《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中，崔张两人的爱情道路虽然崎岖坎坷，但是他们坚贞不渝，勇于冲破封建礼教、婚姻制度的束缚，有情人终于成了眷属。假如元稹看到《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不知会有何感想？很显然，后代读者的改编是对元稹创作意图的背离。这种创造性的背离，让故事内容更加健全丰满，让作品的主题也更加丰富深刻，无疑具有巨大的价值。
叶嘉莹教授说：“有这么一种‘creative betrayal’，你读什么书都可以读出自己的见解，如果它是好书那当然是好，即使是坏书你都可以超越它，读出你自己的高深的见解来，这才是真正会读书的人。”[8]此言不虚也！读书不能尽围作者转，要活读书，而不能被书牵着鼻子走，照本宣科，本本主义。读书，要勇于对话，勇于创造，勇于取舍，让作品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
[1]周汝昌 唐圭璋等：《唐宋词鉴赏辞典》（南宋・辽・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3月第2版，第1470页。
[2][5]黄霖 邬国平 周兴陆：《〈人间词话〉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第56页，第57页。
[3][4][6][7][8]叶嘉莹：《〈人间词话〉七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第1版，第78页，第80页，第76页，第80页，第83页。
肖元凯，教师，现居江苏宿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