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学术界对纳粹德国妇女政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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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德国纳粹时期妇女政策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拓宽了纳粹德国史的研究视野，为提高对德国纳粹认识的全面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是纳粹德国妇女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介绍了这一学术前沿问题的学术前史、研究概况，并对其研究特点作了初步概括。
中图分类号：K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4-0253-02
妇女作为社会存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增强和西方新史学的崛起，史学家的视野不断地扩大，研究的领域也不断地拓宽。加之，与此同时，欧美妇女运动空前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活跃于社会的各个层面，融入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取得了令世人所瞩目的成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对妇女史的研究异军突起，而我国国内的西方妇女史研究则紧随其后，20世纪80年代后便开始有了真正的起步。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传统上对于西方妇女史研究的重点一直停留在对古代妇女和近现代的英国、法国和美国妇女的研究上，对德国等其他欧洲国家的妇女研究一是相对较少，二是多集中于这些国家妇女运动的研究，对其具体的社会生活等方面涉及并不多。
但是近年来，在德国史学界，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德国妇女问题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内容包括妇女生活的范围、妇女关心的问题、妇女文化等大小不等。而纳粹时期作为德国历史上一个尤为特殊的历史时期，那么身处在这个时期中的德国妇女在此时便走进了历史学家的视野中。德国妇女究竟在这一时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德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在这一时期又是怎样？围绕这些问题，国内外史学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论证。对纳粹时期德国妇女政策的研究正是这一学术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对这方面的研究概况进行梳理。
一、国内外学术界对纳粹德国妇女政策的研究概况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德逐步解密来了一些二战时期的档案，到90年代初东西德统一，涉及更广范围的纳粹时期档案得到更大规模的解密。在这些档案得以重见天日的同时，其中涉及到妇女问题的档案也为纳粹时期妇女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另外，有六、七十年代的传统纳粹德国妇女史研究作为基础，纳粹妇女史研究焕发了新的生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此前较少有人涉及的纳粹统治时期德国妇女政策的研究逐渐引起了很多妇女史学者的兴趣。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纳粹时期德国妇女政策有很多研究成果。如雅克R・帕维尔斯所著的《第三帝国的女大学生》通过对纳粹党出台的有关在校女大学生的政策，分析了当时德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现状，同时还讨论了二战时期在校女大学生所扮演的角色问题。作者认为虽然纳粹政府对女性接受高等教育采取的是排斥的态度，并由此颁布许多限制政策，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甚至还使得德国女性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学术解放。丽莎・松的《纳粹家庭政策，1933―1945》旨在通过分析纳粹的家庭思想体系和具体的家庭政策，探讨纳粹家庭政策所产生的影响。作者在开篇章节中提供了非常实用的纳粹家庭思想体系和政策的概览。第二章则论及有关教科书中，妇女组织中以及大众出版物中所体现出的教育和社会化问题。最后一章是作者全书的重点，集中论述被纳粹政府所给予特别关注的家庭：“多生育”家庭，“自私的”家庭以及犹太家庭。该书为以后的学者在研究纳粹妇女政策和纳粹优生学问题上提供了借鉴。吉尔・史提芬森的《纳粹德国的妇女》承袭了她研究纳粹德国妇女严谨的学术风格，并将视野拓展到了她此前未曾涉及到的妇女政策领域。她认为纳粹时期的妇女政策，使得妇女遭遇的唯一特殊之处是在于生育方面，母亲的角色使妇女备受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关注和压力。马修・斯蒂布的《第三帝国的妇女》自出版以来，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作者在书中表明自己是要站在一个独一无二的历史点来考察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妇女。他试图先对现阶段该问题的各种研究观点进行综合叙述，然后用自己提出的观点来解决一些相对传统的争论。作者认为纳粹德国妇女政策既非现代也非反现代，只是因为不同的年龄、阶层、信仰和种族会给妇女带来不同的遭遇。由于纳粹种族目标放在第一位所以能称得上受害者的只有那些被纳粹归为“无价值”的女性，而普通的雅利安妇女实际则是政策的受惠者。米歇尔・蒙顿的《魏玛和纳粹德国的家庭政策，1918―1945》追溯了魏玛共和国时期到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家庭政策，提供了大量有关纳粹时期妇女婚育方面的资料。该书在论述纳粹德国的家庭政策的章节中，提到纳粹当局所颁布的一系列针对妇女的生育政策，其表面宣称是为了使国家能够恢复活力，但实质则是以这些政策作为纳粹种族主义的工具。作者致力于通过对这些政策的分析，展示纳粹家庭种族转化目的被削弱的原因，而原因之一则在于许多妇女能够挑战，协商或者更多的是选择逃避纳粹的政策。该书最大的价值并非是要提供一种完全新式的德国家庭政策的表述，而是在于它将魏玛共和国与纳粹时期的家庭政策做了一次连贯的研究。
可喜的是，近些年，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对这一前沿问题展开了研究。在此前，国内受条件所限，各种研究资料的来源非常有限。同时也由于国内学者受到国际妇女史研究主流思潮的影响，对于纳粹时期的德国妇女史并未进行过多的研究。有关纳粹时期妇女状况的中文资料只是零星的见于各种德国通史、文化史之中。现在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国内学者可以通过网上资源快速地获取得大量的国外一手史料，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国内学者研究这一问题的史料主要来源有：网上资源：《日耳曼研究杂志》（Germany History Review）、《中欧历史》（Central European History）等；档案资料：《纳粹主义，1919―1945》（Nazism, 1919―1945），由杰里・诺克斯主持编写的四卷本，堪称纳粹官方原始档案资料的总汇，其中第二卷与第四卷对纳粹战前的妇女就业、家庭政策以及战时妇女的劳动动员都有非常详细的叙述。这些丰富的一手史料为这一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事实上，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还是以论文为主。王肇伟的《论纳粹德国的妇女理论及政策》可称得上是我国国内对纳粹德国妇女政策进行探讨的“开山”之作。该文首先通过介绍纳粹的妇女理论及政策的形成过程与主要内容，对纳粹妇女理论及政策的最终目的和结果进行了分析，并最终阐释了纳粹妇女理论及政策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主要是由纳粹党极其政府对妇女的双重要求所造成的。杨秀梅的《纳粹德国的妇女政策》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纳粹德国的妇女政策，即就业、教育、婚姻和生育三方面。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逐次介绍与论述，作者认为妇女在纳粹德国的地位是“完全要服从男性为中心的纳粹政府需要，她们基本无权选择自身的生活道路，只是属于国家的工具”。陈其逊的《德国妇女运动的历史与现状》虽然没有直接探讨纳粹德国的妇女政策，但是在论及早期德国妇女运动的时候，较为详细的叙述了纳粹在上台前的妇女理念与妇女政策倾向。马瑞秋的《德国纳粹时期的妇女政策与妇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纳粹的种族主义政策出发，认为德国妇女由此被划分为了“有价值的”妇女和“堕落、劣等”的妇女。并创造性的提出了纳粹妇女政策的基本倾向是“实利主义”的，妇女在纳粹总体政策中始终只具有工具性意义。由此得出纳粹妇女政策最本质的特征，即将种族主义的基本国策与人口政策、生育政策等等联系起来构筑妇女政策的基础。庞贝的《纳粹种族主义政策下的德国妇女》则是单纯从纳粹的种族主义政策出发，构建在这种政策下的德国妇女的生存角色。他认为纳粹宣称妇女是民族的母亲，给予她们极高的社会地位，然而，德国妇女的真实命运却由于其种族和阶层上的差异而有很大不同。
三、评价
国内外学术界对纳粹时期德国妇女政策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拓宽了德国妇女史的研究领域，也相对拓展了纳粹德国史的研究视野，为进一步深入认识纳粹德国历史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从总体上看，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充分使用一手史料进行研究的情况下，使结论具有坚实的事实基础。在以往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研究者往往只能接触到少许有关纳粹时期德国妇女在医疗健康、社会福利、生育政策等方面的档案，这就为纳粹妇女政策的研究造成了客观上的困难。在东西德统一后，有关纳粹时期的各类档案得到了大量解密，这就为这一问题的研究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第二，研究视角多样化，使我们充分认识到了历史所呈现出的多面性。在有了大量原始史料作支撑的前提下，学术界开始了对纳粹时期妇女政策的进一步探究。在此研究过程中，学者没有只局限在研究妇女地位的传统课题上，而是将目光投向了纳粹政策下德国妇女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亨利P・大卫的《纳粹德国的堕胎与优生学政策》与吉尔・史提芬森的《纳粹德国的妇女劳工委员会》。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纳粹妇女政策的全方位视角，并使我们认识到不能单纯的通过整齐划一的方式来定位纳粹德国妇女。
对纳粹德国妇女政策的研究使我们充分看到在纳粹时期德国妇女地位的两面性：一方面妇女在社会宣传上备受尊崇，赢得了光辉的形象，甚至被誉为是“精神之母”；另一方面，妇女在实际生活中却无任何实际权力，并受男性支配，失去了她们自身生活的控制权。而这种两面性更深层次的反映则是纳粹政权在面对女性问题时的矛盾性：纳粹意识形态的中心部分之一就是反女权主义，坚称妇女就是应该回到家庭中去。但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纳粹政府又不得不在公共领域中大量使用女性劳工。这种研究促使我们能够更加客观的评价纳粹德国妇女的历史角色问题。
参考文献：
[1]王肇伟.论纳粹德国的妇女理论及政策[J].世界历史,1995, (3): 58-65.
[2]杨秀梅.纳粹德国的妇女政[J].妇女研究论丛,1996,(2): 49-53.
[3]陈其逊.德国妇女运动的历史与现状[J].德国研究,2000,(1): 5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