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有现代大学制度才有世界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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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教育问题多年，杨东平对慕课、在线教育的兴起持冷静态度，不认为技术创新即为教育创新的全部；对90后一代抱有期待，认为当他们成为家长时，很多问题会更为改观；中国一直号称要打造世界一流大学，杨东平觉得核心不在钱和人，而在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他感受农村教育短板之严重，思考高等教育如何摆脱意识形态束缚，为中国人才选拔缺乏好机制和平台遗憾，中国教育之痛你是否有同感？
2014年被很多教育从业者定义为中国在线教育元年，慕课（MOOC）等多种在线教育（又称互联网教育）模式的出现，预示了互联网将对教育这一相对传统封闭领域的深度再造和重塑，未来甚至将对中国人才培养和用人标准产生颠覆性影响。
杨东平认为很多人容易把教育创新跟教育技术的改善相提并论，或者认为这就是一回事，而在他看来，教育创新更重要的是一种观念创新，不能把技术创新视为教育创新的全部。“广义的创新是怎么能够想方设法地改变自己的环境、解决遇到的问题，这需要创造力、领导力。”
家庭在青少年教育中的决定性作用超过学校
说到提高教育质量，大多数人最先想到的是学校该怎么做，容易把教育局限在学校教育范围内。学校教育创新涉及到几个因素，课程、教材、教育资源、环境等等，什么是最重要的？杨东平的答案是教师，教师对学生的尊重和关怀是学生提高成绩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对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把眼界再放大一点，就会发现家庭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小觑，甚至已经有众多研究表明，家庭在青少年教育当中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甚至超过学校。杨东平眼中的大教育视野，亟需打破狭隘的学校教育、学历教育概念，把学校、社区、家庭、社会化学习、网络环境等这些整合起来，它的参与者，包括政府、学校、教师、企业家、NGO、媒体。
90后―代成为家长时，很多问题会更为改观
中国家长普遍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放弃教育，把孩子完全交给学校，在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比较普遍；在大城市，受过教育的中产阶层中是另一种倾向――过度教育，对孩子用劲过度，使孩子没有宽松的成长环境，不仅没有娱乐，也没有想象或发呆的时间，透支他的体力和精力。这两种倾向，一种是缺教，一种是过度。
杨东平的思考重点放在了90后这一代。如果以2020年作为一个基点，再过10到15年，教育环境的变化会比较明显。一方面，教育供求关系、教育资源分配、教育机会均等会进一步改善；更重要的是，那时90后这一代将成为家长，他们从小的成长环境更为健康、现代化，对新时代的接受能力更强，没有经受过极度贫困、资源匮乏的环境，也没有在所谓的专制下受过折磨，没有阴影。“当这―代人大踏步进入社会的时候，很多情况都会更为改观。”
不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世界一流大学没戏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直是中国教育的心病，也是国家追求的目标，杨东平清楚地认识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目标不完全是学校自身的问题，或者说它主要是一种制度文明的产物。“只要建立起了现代大学制度，剩下来的事情就水到渠成了。”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概念就是大学自制，学术自由，教授洽校。在他看来，如果建立不起这样的团队，其它都是瞎掰，投资多少钱也没用。
在高等教育领域，杨东平看到的改革亮点主要是大学，比较有效的途径是“用开放促改革”，要想指望一个官本位的60年代大学，幡然有什么改变，不是那么容易。除了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师资和理念，他比较看好的是一些新大学的创立，比较典型的就是新建立的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这种大学都有小规模的精英性。老大学想翻身很困难，历史负担太重了，但是新大学如果一开始就给它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和开放有效的制度设计，有可能成为中国教育一个新的生长点。
中国在教育领域还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纠缠
像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这样的中外合办高校逐渐兴起，采取国际标准，全球通用的教材，从全世界招聘的名师授课，都是很吸引眼球的优势。而杨东平认为更重要的，是它采取的全世界通用的教育模式，即通才教育。
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只有中国的人才培养、高等教育还是自说自话的，完全没有进入国际标准。中国培养的人才无法在全球就业、获得认可，到了国外只能打杂，或者重新进修，杨东平称之为“全球标准跟地方粮票的区别”，我们的高等教育还处在这个阶段，跟经济领域的国际化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高等教育的对外开放才刚刚开始。现在遵循的还是50年代建立的苏联模式，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应该进入WTO，接受世界标准、国际化，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
为什么高等教育变化特别少，甚至远远不如基础教育？杨东平将其归因于多年来的意识形态，把高等院校看作是培养接班人的阵地，对于国外介入特别敏感。“中国在教育领域还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纠缠。”总是把人才培养和教育高度政治化，优秀学生都积极从政、当官，全社会读书做官的价值观并没有真正得到纠正，整个教育系统还没有真正进入现代化的状态。
农村教育短板到底有多短，没有人能真正体会到
采访中，杨东平提及其朋友在湘西一个县支教的经历，让他意识到，中国农村教育的短板问题之严重程度，令人难以想象。全球失学儿童5800万，中国有多少万？没有人知道这个数字，没有人做相关统计或关注，这个群体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在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当中，出现了两个新的边缘化群体，一个是留守儿童，一个是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数量在6000多万，流动儿童在2000万左右。相对而言，留守儿童的问题更为严峻，因为他们丧失了基本的教育前提，即亲子分离，没有监护人。农村的教育短板到底有多短，没有人能够体会到，因为在中国，教育公平还是比较敏感的话题。
中国任何领域都不缺人才缺好机制和平台
留学低龄化、富有阶层移民潮正在中国上演，杨东平不担心中国会无才可用，全世界范围内两样东西完全过剩，一个资金，一个人才，因为他们是流动的。《中国好声音》这个节目对他触动很大，在中国任何领域都不缺人才，缺的是像这样的好机制和好平台。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了，只要有开放的环境、好的制度，人才就会喷涌而出。
有创造力的人，不见得是高学历，尤其不见得是名牌大学的学历。如果用人和选人的概念改变了，真正以实用和能力为导向，就会发现人才用不完。香港考公务员，高中毕业就可以报名；在以色列可以当外交部高级专员的中国年轻人，在国内根本没有机会。
慕课可能成为弥补教育资源不公的重要途径
2014年中国教育圈什么最火？非慕课（MOOC）莫属。在杨东平看来，慕课现在还是个话题，还没有大面积进入教育生活，仍是个新生事物。很多人士预言，慕课今后有可能对教育产生很大改变。可以想像，现在阻碍中国人大量使用慕课的就是英语，如果国外大量慕课都有中文字幕，它的中国受众会极大程度地增加。
杨东平眼中，慕课真有可能成为弥补教育资源不公的一个重要途径，现在它还比较零碎、比较碎片化，所以没法构成常规课程教育的一种替代。他觉得这需要一个过程，可以想象未来慕课对大学的影响，很多三本、四本的大学生，不用上老师的课，也可以方便地找到自己需要学和想学的东西，对老师和学校也有一定激励作用，肯定教育质量要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