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于丹 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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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我妈妈的女儿和我女儿的妈妈
于丹小传
生于1965年，1986年毕业于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1989年7月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研究所；1995年调入北京师范大学，现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拥有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影视学博士学位。2000年以来先后为央视《东方时空》、《今日说法》、《艺术人生》等五十多个栏目进行策划，并从事传媒运营、城市形象策划。2006年在《百家讲坛》开讲“于丹《论语》心得”，一炮而红，成为炙手可热的明星学者。
一年前开设这个栏目时，于丹就在名单上。但犹豫不决中，还是划掉了。我庆幸我的胆怯把采访拖到了时隔一年的今天。
我的意思是：一年前我只能采访到聪明的于丹，今天我采访到了率真、浪漫、大气甚至有时就是一小女子的于丹。
我不敢说这个访谈还原了于丹，但我的助手整理完两万多字的录音后，喜爱之情一点也不掩饰。
她说：“真好看!真过瘾!”
――封新城
为什么是于丹?
于丹：我太喜欢海哥拍的照片了!真的，我觉得《新周刊》的照片是我看到的在静态下极具张力的那种照片。
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特别喜欢《新周刊》吗?当时各种刊物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你们是机场里卖得比较贵的一种，从那个时候我就一直买，觉得拿在手里有一种质感。《新周刊》给我的感觉是，它给了我一种另类的视角去解读这个大家都已经读滥了的世界。它的那种新锐，那种边缘化，还有那种理性――《新周刊》貌似感性，但背后有一种冷冷的理性；表面上非常张扬，其实内里有一种很节制、很含蓄的品质。这是我特喜欢的东西。人喜欢一种东西就是喜欢它的一种质地，就像你有时候喜欢某一种材质，不管它是布料，还是家具。作为一个阅读的载体，它承载一个文本，一个故事，一个评价、观点，这是不难的；但它本身有一种不变的品质，这是很难的事情。
封新城：但是业界基本还是把我们当成一个比较调皮的孩子。我记得一些很老的人，他们愿意读我们的杂志，说里面有一种率性。
于丹：我老拿你们《新周刊》跟学生讲，因为你们从一开始就完成了很酷的一件事。我们教大众传播学的总说议程设置，就是你能够有一个很清晰的主题；《新周刊》一开始主体设置就非常明确，它能建立好多的榜，它老在这儿评价，它有它眼中排行榜的理由。所以我就觉得传递价值观、传递评价、传递态度，这是《新周刊》做得特别成功的。
封新城：谢谢!你看，《总编访谈录》这个栏目，去年3月刚设的时候，第一批名单，你就摆在第一位。但是后来我想半天把你划掉了，你猜猜为什么。
于丹：那时候太喧嚣了。
封新城：这是一个原因。你设身处地为我想想，还有什么原因让我划掉你。
于丹：觉得我太主流了?
封新城：不对不对，仅仅是，我觉得你太能说了!我看到《鲁豫有约》里面，鲁豫号称平时跟人谈笑风生的人，可在你面前也就一乖乖女，一个倾听者。这样我哪敢找你聊，这不是疯了吗?我怕了，说这人我不碰。
于丹：你看你看，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误读!对我来说，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安静地还原一种真实。因为我的那种，像你说的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我认为是一种职业状态，其实那不是生活里真实的我。可是我好像跟谁说谁都不信，我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失语的孩子，可能现在就是小时候话憋的。
封新城：这段时间国学热，出了一批人，而与孔庄同席的是于丹。你的出现让大家觉得很突然，但又很贴切。为什么是于丹?
于丹：我觉得就是被选择，一种各种机缘巧合的被选择。我觉得这件事情成于大众传媒这个平台。其实并不是说我的国学比谁的好，坦率地说就因为我是教传媒的，我特别了解大众需要什么样的信息。就是要求你永远生活在他们生活的语境之内，能够完成一种心灵的唤醒，而不是一个学理体系的灌输。
我讲《论语》，一个非常好的机缘巧合，因为我跟万卫老师特别熟。他在《夕阳红》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他们科教文频道建立的时候我参与策划。后来他们有评审组，每一季度给人家审片子、打分，就你说的那个，我就一直混迹在一群老同志中间。我从来也没想过我会站到台前去。《百家讲坛》做到第四个年头的时候，做得特别火，就有人说，你们得讲点儿经典啊，《论语》你们是绕不过去的了，怎么都得讲。他们说好吧，那就讲，然后就有很多专业的教授，作为主讲人的备选。剧组有时会来征求我的意见。我硕士时的专业方向恰好是先秦两汉，博士时又学传媒，后来十几年一直教这个学科，我考虑的是要传递有效信息，怎么完成激活，我就会特别强调传播策略；我一次一次老说这些，最后他们说你自己来试试吧，就这么着了。
封新城：是不是这之前你在学校里讲，就是这风格――叫什么呢?派头?
于丹：不太一样。比如说，讲《论语》，我更多的是要讲儒家的思想体系是什么，就一定要从先秦诸子这一块讲起，因为还是会有很多学理性和逻辑性在里面。在学校肯定不能讲这么些个故事，那就不是大学课堂了。
封新城：你的急性是不是特别好?
于丹：算是比较好吧，所以都没怎么用功。我也不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我只不过就是记性好点而已。
封新城：记性好还要表达好啊。我小时候也是，从不说话，有时候你看着我像调皮捣蛋的人，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却被评价为最让人省心的人。我只看书，只待在屋子里。
于丹：哎，那你蔫儿坏吗?你连蔫儿坏都不坏啊?后来长大才变坏的?
封新城：我觉得我坏是完全通过《新周刊》实现了，攻击别人啊、刻薄啊。
于丹：《新周刊》就成为你的一个心理宣泄的出口是吧?
封新城：差不多，那你呢?
于丹：我小的时候基本上活得很沉重，没什么童年，所以长大以后不怎么着调儿，没什么正形，因为小时候太压抑了，真的!我小时候多郁闷啊，我和我姥姥在一个大院子里，没人跟我玩儿。
封新城：小时候是大人，等长成大人了又是小孩儿了。
于丹：我比较喜欢生命有时空错乱之感，就是我一天之内可以体会15岁的心情和50岁的心情，16岁的感受和60岁的感受。
封新城：那你不成神仙了?
于丹：那得看我和什么人在一块儿啊，你一会儿换一拨人呢?你一会儿换一环境呢?对吧?所以一天之内这人可以跳进跳出，换好多种身份。
封新城：你还是没有回答“为什么是于丹”这个问题。
于丹：我觉得现在就是，于丹这个人搁在这儿了，至于为什么，问题不能由她自己来解释。
封新城：你是一个解释者啊。
于丹：我不是解释者。
封新城：我的意思是说，你有传媒的特征，你有现在所谓的电视人特征，还有一个你不愿意听的词――明星，你当然有发言权，再说了，人要有自省嘛。
于丹：我就认真地跟你讲，我生命中过往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不太喜欢回顾、反省，对我
来讲，只有当下和未来。过去的事情，已经形成了，就那样走过来了，过多地在里面寻求一种解释，或者说什么是遗憾、什么是庆幸，其实都已经不具备价值了。
80年代是一个很奢侈的时代
封新城：你大学是哪一级的?我是80级的。
于丹：你还是比我早点儿，比我早两届。封新城：我们那时候80年代着迷的是萨特阿、波伏娃之类的。
于丹：你以为我不着迷吗?我们那时候看海德格尔，看萨特，看荣格，看弗洛伊德。
封新城：我的意思是说，怎么感觉好像你没喜欢过这些玩意儿似的。
于丹：我老跟学生说，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要是没有热爱过诗歌，那就像是没谈过恋爱一样。
回想起来，我觉得80年代真的是一个符号，一种情怀。80年代是一个很奢侈的时代，因为它没有60、70年代那种封闭和禁锢，但也没有90年代的拜金和迷茫。80年代的人传承了60、70年代人的那种理想主义，但他们又有西方思潮刚刚冲击你、洗礼你的那种激情。80年代是一个交融的时代。我是1980年上高中，1982年上大学，1986年读硕士，1989年硕士毕业。从1980年到1989年，是我精神成长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查建英，我们俩有一种特别的默契。我觉得她深刻地写出了80年代的一种特质，就是那种激情。80年代的奢华在哪儿呢?我有时候和学生聊天，说：“我带你们玩儿去吧!”学生本能地问：“有车吗?哪派车?”我说：“骑自行车不行吗?”他们说：“那不累死了?谁去啊。”可80年代的时候，我带着同学们，背着帐篷，骑车能骑四天四夜；走丢了，到河北境内，最后截卡车回来。那时候哪有说一天就玩完的呀，背着帐篷，骑车到一个荒郊野岗，大家躺在草地上，看着星空，在那儿背诗，古往今来的诗。
我觉得80年代对我的精神熔铸有特别重要的东西。我读硕士的时候是读中国古代文学的，但整个那个时代又是西方文学的一种冲撞，这种力量的交融在你的生命里其实是一种冲突、一种反差、一种特制的杂糅。对于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来讲，它是能够把你的人格和胸怀气象塑造得很大的。
我读古代文学其实是很偶然的。本来我准备报文艺美学，80年代的时候，中文系学习好的孩子都想学文艺美学。我赶上了非常好的文艺美学老师，对我的影响力太大了!当时我们狂热地喜欢文艺美学，嫌师大图书馆的书老，我认识几个社科院的师兄，他们是学古典文学的，于是我们就换着看书。他们从八间房社科院研究生院那儿，给我运来西方文艺美学的译著，一摞一摞的，我就从师大图书馆借那些典籍给人家。那时候看文艺美学的书，就觉得那种精神的豪奢呀，就追求那种绝对理性。那时候喜欢康德，不喜欢黑格尔，觉得黑格尔的东西成体系，但是铁板一块：康德到处是漏洞，让你充满了质疑。还有荣格的东西对我影响极深，就是一个人的童年的生命隐秘符号的追溯。
当时教我们文艺美学的老师，现在是一个文艺美学大家，王一川老师。他教我们的时候，可以说是用一种诗意的、非常华丽的语言风格来上课，他说：“什么是美?美是我们前一步地平线上的那轮太阳，你像夸父一样永远追逐，但你永远不可触达。”他讲到那种审美的天空、那种诗意的时候，你听课的那种状态是欣喜若狂的。所以我当时决定考文艺美学。
但就在考试前一星期，发生了一件事，我的中学老师王老师肺癌晚期。我进医院的时候，看到那薄薄的白床单，还以为底下没有躺着人。他就露一个蜡黄的脸在外面，人在床单里几乎找不着。师母说他已经一个星期说不出话了，这就是生命的弥留之际了。我拉着他的手，他的手完全是一层皮下面干枯的骨头，我在想，这是一个用生命提携我的老师，你让我劝他什么呢?我让他好好养着，我让他恢复健康，这都是谎言，我相信他活不过来了，我能和他说什么呢?我就和他说：“老师，我考古代文学研究生。”这时候他骨瘦如柴的手唰地把我的手抓起来，然后听见他的痰音里挤出来带着浓重四川口音的一个字：“好!”后来我师母告诉我，那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说的最后一个字。他走的时候是我正式填报研究生志愿的时候，我就是这么上的古代文学。
封新城：这么看来他眼光极准啊。
于丹：不!人生是阴差阳错的，我如果学了文艺美学，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封新城：对，我们这代人有个特点，赶上那个时代了，我们都属于反叛者吧。
于丹：很反叛，我读书的时候就很反叛，那个时候我就想一诺千金。有的时候历史、生命，都是那种阴差阳错，如果真的错过那‘个星期，我真的上文艺美学了。
封新城：这是一个线索。另外一个线索，我们的确担当了那个时代某种反叛的角色，但是文化的承接，又由这些反叛者来做，这挺有意思的。
于丹：我觉得，什么是文明的传承，就是你中规中矩把它传下来，另外一种是在里面加入一种你全新的阐释。
我觉得80年代，在我的精神成长中，很有意思。一方面受西方思想的冲击，让我建立了根深蒂固的、多元化的文化理念。就是文明一定不是一元化的，真正好的文明是一种生态，而不是说哪一元有多么强大。比如说中国儒家文化，在诸子百家的时候是健康的，但是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它强大了，但已经不健康了，就因为它被独尊了。我觉得80年代的教育，那种西方文论，那种自由的阐释，尤其像你说到的精神分析啊、心理学的东西，它给了我们一种诠释，就是人的心理并不一定可以用社会性完全解释，并不一定可以用道德去界定。比道德更深刻的，你要把人看成一个生物，有牛理和心理上的结构；我们要有更多对生命的尊重，是要本着一种科学去解释，而不是靠道德去鼓励所有人。我觉得西方文艺美学，再加上我学的先秦诸子百家，这共同构成了我的一个精神源头。
其实聊这个话题我的感触很深，因为我们都是80年代读书的人，80年代的精神成长，生成的元素太庞杂了，有两方文化，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使命，同时还有朦胧诗和武侠小说，这些东西都对我构成非常大的冲击。但在今天我没有机会去谈西方文论对我的冲击和影响。
封新城：你应该谈，我看你以前的经历，就想：咦?你不知道北岛吗?你不知道顾城吗?
于丹：说实在的，那是一个时代的青年的密码，想想那个时代还有一大批诗人，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说起来谁会不知道啊。这是一个时代的符码，包括崔健，崔健的摇滚。
封新城：他是当代最好的诗人了。
于丹：80年代对我来讲，是一种挟风带雨、摧枯拉朽的记忆，就是那种澎湃的激情让你裹挟其中。那时候那种固执的理想主义，不像舒婷的诗歌里有更多的光明和天真，像童话一样；而是像顾城那个经典的句子，“黑暗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我觉得这是真正经历过悲伤、绝望，有过心灵寂灭的人特有的对光明的执着，我们更需要这种心灵的态度。我小时候那么喜欢雪莱的那种热情，但
是后来又觉得拜伦诗歌中那种激切，那种抨击，让你觉得震撼。
80年代我们听崔健，听罗大佑，再晚的时候才听李宗盛，其实更重要的是崔健和罗大佑。以至于现在，有朋友跟我说，老崔出新歌了，你这么喜欢他，咱们去听他的演唱会吧，我说我不去；有人从网上给我发链接，我说我不听。对我来说，崔健是生命中一段不能重逢的初恋。有很多人说，十五六岁的时候特喜欢一个人，到了四十五六了，大家都有家有口了，终于能坐在一起聊一聊了。聪明的人就永远不要再见，你十五六岁的记忆会永远新鲜：你再见，见到一个苍老的中年人，所有的梦想都没有了。我不听现在的崔健，因为崔健对我们那个时间段的成长来讲，那种一无所有，那是怎么样的一种豪奢的精神气象啊：“脚下的地在走，身边的水在流……这时你的手在颤抖，这时你的泪在流……莫非你正在告诉我，你爱我一无所有。”那里面有一种颠覆，但颠覆就是文化重建的前提，所以我觉得80年代一定是经历过一个精神上极其自由的、狂野的、恣纵的10年；80年代其实是一个风卷残云、野马奔驰的时代。
包括武侠小说。我那时候迷恋武侠小说到了一个地步，就是胁迫宿舍里所有的女生看武侠小说，要是哪个男孩子喜欢我们宿舍的女孩子，就得逼着他们也看。没看过武侠小说还能追我们吗?特受我们鄙夷。
自由表达的前提必须是充满诚意
封新城：哈哈，真的?我就是其中一个，我从不看，别人都说你看了这一页，你一定会看进去的，我就不看。当然这是另外一回事，我不否认它起到的作用。我现在想和你找这种链接，原来《百家讲坛》里讲孔庄的于丹，如果你说你喜欢《新周刊》，我觉得这简直是客气话啊。现在你谈了这些，我相信你是真的喜欢。
于丹：其实人永远都是被误读的。我对我被选择成什么样子，我都坦然接受，所以有人跟我说，有人叫你“学术明星”，有人叫你“文化超女”，所有这些东西你喜欢吗?你接受吗?我小能说我接受不接受，接受不接受是你自己的事情吗?谁上小学的时候没被起过外号啊?有些外号让你沾沾自喜，比如你的头发是自来卷儿，有人叫你小洋娃娃、小卷毛，哟，你觉得很漂亮：有人叫你小疯子，你的心里很愤怒，可你也不能追着那个叫你小疯子的跟他吵吧。你既然已经被媒介放大为一个公众的符号了，大家喜欢不喜欢都是人家的权利，你有什么资格去评价人家说你接受或不接受呢?
封新城：这是因为你又懂传媒，传媒呢是一言以蔽之，或者说是形象表达。
于丹：我们今大不经意聊到80年代，其实我们会去追溯一种精神成因。你说到写诗，我记得我写过那样的句子：“流浪也是一种归宿，离别也是一种爱情”。我喜欢的东西就是一种穿越。现在很多人可能觉得“穿越”这个词我用得很多，对我来讲没有哪里是栖息地、哪里是停泊地的，所以我喜欢的是“穿越”。我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叫《荒原上的孩子》，我始终觉得自己是荒原上的孩子，在我的周围，虬枝、枯木这些离我很近。我从小不喜欢花花草草，很少有穿个小裙子花枝烂漫的照片。我整个80年代的装束，全是牛仔装，所以当时我的外号叫“大公子”，以至于男生宿舍的聚会每回都少不了我。当然，女生宿舍的聚会也少不了我。我就觉得我是一个荒原上的孩子，一直到现在。刚才海哥拍照的时候，一开始让我在一只雕塑羊旁边，我的状态怎么都调整不好。
封新城：当时你怎么想呢?
于丹：就是那只羊它长得不写意，角弯弯的，身上有绵羊的花纹；还有它的鼻子眼睛，太写实了，不是一个可以忘记形态的东西，我跟它之间就不来电，没感觉。而且它是羊，如果它是马，是虎，是狼，我都感觉会比羊强烈一些。羊啊、鹿啊这些东西就像花花草草一样，对我来讲没感觉。后来海哥终于饶了我了，就让我在石头上、在树旁边，我刚才说冒着毁容的危险钻到树枝子里。这是我有感觉的东西，是我从小就喜欢的东西。我刚才有几个危险的创意，后来被海哥否决了，我想爬树，上梯子，他说造型不好。我是见到危险的东西就想上，而且想跟荒败的东西连接在一起，而远离人造之物。这一直是我心里的一种愿望，所以我希望最后我跟羊的照片就算了，就算我们热身，练练手，我真的不喜欢那羊，我跟它没感觉。
封新城：对，那就让大家看看这只羊有多不好。
于丹：我这是被海大师强迫的。
封新城：哈哈。同出于80年代，用现在的角度来看，我们可能是多棱柱的两个不同的侧面，比如《新周刊》一直冒充自己是新锐者，创新者。
于丹：我觉得我很懂得《新周刊》。
封新城：你刚才多次提到知识分子，可能你的自我认知也是如此，《新周刊》评“知道分子”已经很多年了，假如有一年选的是你，你会觉得有一些不舒服吗?
于丹：不会，我刚才说了，人被怎么样评价，实际上都是他人的一种判断，我一概接受，因为这种接受不接受由不得你。
封新城：当时的确有相当多的专家学者说，这不讽刺吗?我甚至还安慰着说，知道分子就是“知而且道出来”。
于丹：你老干这种望文生义的事儿，哈哈!我看你们太多期专题都是你望文生义攒出来的。但这就是一种风格呀，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解释世界的权利，也都应该有解释经典的权利。
封新城：我知道我那是故意的。
于丹：今天这个世界的好处，就是允许自由表达，这种自由表达的前提必须是充满诚意，就是对自己的真诚，和对其他生命个体的尊重。如果你本乎诚意和尊重，那角度没有任何禁忌，你怎么解释都可以。
我只是一个教传媒的老师
封新城：我从“为什么是于丹”开始问，反正现在你已经是“与孔庄同席”了，这跟你是一个女性有没有关系?
于丹：我还是说，我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无法评价。我只是认为，它在我的一生中，是很短的阶段，不意味着全部。我的身份其实是一个教传媒的老师，自己生活中的一些个人爱好可能离孔庄很远。现在经常有人问我，一件什么什么事，假如孔子在的话，他会怎么评价；这句话拿来问庄子，他会怎么回答。我只能告诉他们，我也不认识他们俩，你说你问我，我就找得着吗?我现在的无奈就是这个符号有的时候被夸大了。
封新城：哈哈哈，如果我们这一期做“给于丹”，岂不是又搅起波澜了?
于丹：实实在在说，我就是一个教传媒的老师。如果说我自己再做什么努力，就是从现在这种过于喧嚣的热度中，让大家静下来，恢复我的身份。比如说今天上午，我一直在上本科生的课，昨天我也在给本科生上课。我大量的时间，只是在给本科生上课而已。
封新城：你觉得要恢复的话，有戏吗?
于丹：起码我在努力。一个人自我的认同跟所做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会传递信息，最起码我自己不能再推波助澜了。现在有些活动介绍我的身份就是“知名学者”。我小能为这四个字再沾沾自喜，这对我来讲没什么可高兴的。我希望有明确的单位、明确的学科、明确的职业，“知名学者”其实是一个符号，我现在希望
从符号中摆脱出来。我讲的是我的心得，我没有作整个《论语》的阐释，我也没有进行《庄子》的通解，我做不了那个，我也没必要做。我不就是读个心得吗?心有所得了就说出来，说完了这事就过去了，你要问我再深的东西，对不起，我过去不知道，以后更不知道，因为我不是研究这个的。
封新城：反正这么一件事，已经这样了，它带来了很多，包括钱，你怕谈钱吗?
于丹：不喜欢!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没多大意义。像你每个月要领工资，你写书一样会有版税、稿酬，它是你的劳动所得。我的生活就被改变了吗?没有变。
我是我女儿的粮食!我女儿是我的老师
封新城：你怎么孩子还那么小啊?
于丹：我贪玩啊，要孩子晚啊，我结婚13年才要孩子。
封新城：现在你看，你正忙着，小孩来了。
于丹：我现在觉得，等你有了一个孩子，就想着能有两个孩子多好啊。
封新城：只有一种办法，就是收养，对吧?你说咱们这政策真是要命啊，其实这政策已经出问题了，现在的孩子连兄弟姐妹都没有。
于丹：所以我现在就想，人这一辈子，你就永远做你这生命状态中最自然的情况下所愿意接受的那些事，这就是一种幸福。
其实我以前根本不想要孩子，对要孩子的事极其排斥。但是女人真过了三十五六岁以后，就开始希望有孩子。你会觉得孩子的到来，不是一个纯粹的生理现象，而是个心理现象，就是你觉得现在需要这样一种宁静，一种爱，需要生命的一种更新，使你的生活方式和结构得到改变。
孩子对我的价值观的改变非常大，以前我们俩的日子，那叫风花雪月啊。那时候我们一出去，都是一群没孩子的朋友，大家一起玩。我看到有很多人在小区里头，跟人聊天呀，看见谁家孩子过去逗去呀，我妈以前老那样儿，我可烦了，还老说她，说：“你对人多不礼貌啊。”我觉得这事儿可庸俗了。但你自己有了孩子就会知道，你会跟街上所有陌生的抱小孩和带小狗的人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你就会上去夸孩子夸小狗。台湾作家张晓风散文里有句话，叫“庸俗而深情的生活”，我喜欢这句话，就是深情有时候是不能免俗的。没孩子的时候觉得，我无拘无束，可以免俗，但你也会丢掉了生活里很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你太年轻的时候不能明白的，后来我就觉得庸俗而深情多好啊。
我过去特矫情。我们两口子原来住的那个复式的房子，一楼是个客厅，二楼跟客厅对应的那么大的一个地方，放书架，那是我的书房。我老公的活动范围在一楼，他只要在楼下动静大点儿，我都觉得我写不出东西，嫌烦，要安静。但后来有孩子了，不能住那逍遥地方了，那地方在北五环外，时间成本太高，只有在北师大旁边买一房子。把我妈我姨都接来了。什么叫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哪，现在觉得老太太可不容易了。我家现在三室，一间是俩老太太的，一间是我们两口子的，一间是孩子和带她的小姐姐的。没书房，我所有的书都是在餐桌上写的，工作环境跟过去是天壤之别。
我们家的客厅很大。我坐在这端的餐桌上，看着中间的大空地，我那八十多岁的妈跟我那两岁的孩子，拿着球在那儿扔，她姨姥姥坐住这边，仨在那儿扔球，乐得咯咯笑。眼光越过她们，我老公在那边沙发上，脱了鞋，膝盖上放着笔记本电脑，在那儿写文章或看什么新闻。再越过他，那一端是电视，放着我们家孩子的动画片。你听着那声音，从动画片的声音，到孩子吵吵闹闹，到老太太的声音，多重声音，多重视角，在这个环境下，我抬头看看他们，再低头写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生命的动力在哪里，你会突然间热泪盈眶。我就看着他们，心里想，让时空永远停在这一刻，就是――我自己的妈妈、姨妈还都那么健康，我的孩子如此快乐，我老公就在不远的地方，一家人都这么安详，这就是幸福!就让他们永远这样，我一会儿都不舍得不看见他们。我只有这个时候写，觉得笔底下可流畅了!
我就想，过去我为什么就那么矫情呢?我那屋乱一点儿都不行，都写不出来。所以你刚才说，你这么忙的时候有孩子；但要是没她，我现在讲不出、也写不出这些。因为作为女人，你身上最重要的一种元素没有释放，就是所谓母性。其实我觉得人是一步一步终于走到你自己，你最远的目标不是他人，而是自己，我不知道人这一生要走过多少路才终于成为你自己?如果你不做母亲，你怎么能有这么多的感受呢?
我现在每天的指标就是最好能在晚饭前回家，陪着老的小的吃饭：如果这个目标实现小了，那就一定要在孩子睡觉之前。别人觉得我这么忙，其实我还是一挺好的妈，因为我女儿对我评价极高――只要有我在，她不要任何人，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妈妈陪我睡觉吧。”她自己睡一个小床，我昨天躺在她身边，她特高兴，咯咯地笑。我老妈拿了一个她小时候盖的小薄被子，搭在我身上，拍拍我们俩说，一大一小，快睡吧。我女儿忽地就坐起来了，唰地就把我身上的小被子揭开了，非常着急地说：“妈妈不盖这个!会感冒的!妈妈盖我这个!”然后就把她身上的被子给我盖啊，掖啊。她才两岁多啊。她姥姥在旁边看着我们俩，说：“哎呀，我太感动了!”
后来我就想，你说我现在教书、写书，做各种各样的事儿，面对喧嚣，什么是你生命中真正的那种力量?其实就是这种柔软的爱。我周围的人都觉得，你是个老师，跟你得讲道理，你是一个能说理的人。在我的生命中只有两人跟我不讲理，一个是我妈，一个是我孩子，不管你在那儿打电话，说着多重要的事儿，老太太进来就吼：“饭菜都凉了!什么电话这么重要。”我有时候可尴尬了，我说妈你别喊，我说正事儿呢，但下回她还会心疼，还喊。还有我女儿，举着一双筷子冲过来抢电话，把筷子塞在你手里说：“妈妈吃饭!妈妈吃饭!”然后她把电话啪哒给你摁了。我赶紧打过去跟人道歉说对不起啊，是我女儿给挂了。我就在想，我的牛命中还有两个跟我不讲理的人，他们就是觉得，这一刻，你就去吃口热乎的，这就是天大的道理。我只有对着这个我叫妈的人和叫我妈的人不急，她们对我再不讲理，我也只能这样。我回到我那个闹哄哄、乱糟糟的家，回到我那个充当书桌的餐桌上，就会觉得，什么是牛命的欢欣。
封新城：我爱听你这段儿，讲得好!
于丹：所以你说我要孩子晚，我觉得正是时候。太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这是负担，可能不会有这种感受。现在老有人说，你都四十多了，你孩子还这么小，她可哪天才长大呀?可我跟你讲句心里话，我在家里，我就怕她长大，舍不得她长大。你知道有一种心情，是舍不得孩子长大，她现在快三岁了，伶牙俐齿了，什么都跟我说，我就可怀念她更小的时候。其实在我的记忆中，我跟我的孩子，最最最美好的一种记忆，是什么呢?就是她吃奶的时候。我怀着孩子的时候，别人说：“哎呀，你这么大岁数，怀一孩子，已经是一功臣了，你不喂她奶，你也是一功臣，你要喂她的话，你就争取喂到半年，这孩子的免疫力好。”我那时候仍然很贪玩儿，我怀
她八九个月的时候还满世界跑，我在生她前一天晚上，朋友们去看我，我还哭唧唧地拉着朋友们的袖子说：“以后你们还带我玩儿吗?”我就觉得一生完孩子，哎哟，这日子有多可怕呀。我当时就想我就意思意思，我有可能没奶，我要真有奶，我就喂她仨月，我就是一好妈了。可是孩子真的出生了，喂上奶了，最后，我是在我们全家冷嘲热讽的打击之下，死活舍不得给孩子断奶。我们家人当时就说，你这么喂下去，你就耽误她吃辅食了，她老吃这口你还让她长不让她长了?她都十个月了你还小给她断奶?后来我在我们家不是功臣了，就属于臊眉搭眼的，非要给我们家孩子喂奶。我们全家人都说，你自恋吧你，这孩子离不开你了!我舍不得，真的舍不得。
我觉得今天真的跟你聊得很好，很多东西我真的在别的地方从来没有说过。就这些感受，我觉得就是一个生命的感受，关系如此简单，就是一种哺乳动物的关系。它不上升到一个社会的人，什么地位，你们家有钱没钱，买得起买不起奶粉。这就是一种哺乳动物的感情，就是她要依赖你，她才能活下去，所以那时候外头有聚会，哪儿有什么演讲啦，我说我不能去，我只有一个理由：“我是我女儿的粮食!”就这个理由让你太骄傲了。
封新城：对啊，你讲别的东西，我就是一个记者在听，但这些，我完全听进去了，我自己的感受也都带进去了。好听!
于丹：是啊，但我也觉得要赶上你这样的谈话对象，你能听得懂我。也有很多人，他们不想听这些，因为这些它跟你现在的职业呀，你的这种传播呀，有多大关系?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特别有力量的地方。
而且你知道，我女儿，她这么小的孩子，但在她成长过程中，她教了我好多东西，我跟她学到了很多很多有意思的道理。我女儿挺乖巧的，出门遇见熟人的时候，我经常跟她说，叫爷爷，她就说：“爷爷好!”我说叫奶奶，她就说：“奶奶好!”但是十个人里总有一两个，她不爱搭理，你跟她说叫奶奶好，她跟没听见似的，转身就走过去了。大人一开始特尴尬，觉得这孩子怎么这么没礼貌，我就追上她，问她：“你为什么不叫奶奶啊?”我女儿就静静地看着我说：“不为什么。”哎呀，当时我就觉得，真好!我想，如果说十个人里，有七八个她不叫，那她是有问题：但是她就有那么两三个不叫，她告诉你不为什么，这就是理由!你得允许她不叫，她一岁多的时候的解释就是，不为什么。
所以后来王志在《面对面》采访我的时候，总问：“为什么?”我后来就用我女儿的话回答他：“不为什么。”后来节目播出的时候有些朋友说王志真厚道，王志一笑就不再追问了。我觉得“不为什么”，这也是一种解释。这是一个一岁多的孩了教给我的。我为什么一定要解释为什么呢?所以我觉得学习一种成长，很好，我甚至有一种观念，就是希望让我们回到幼儿园，人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的道理其实是应该在童年的时候学到的。我们现在人际之间重复的好多东西其实都是小的时候没学好，跟小孩重新学刊这些东西非常简单，你会用一种本能的方式去处理，所以大家现在说：“哎呀，你现在心态挺平和的，你很快乐呀。”我认为是我女儿住教我，我觉得我身边有个两三岁的孩子，她一直都在教我。
封新城：真好!本来我还有俩问题，不问了，咱们就在这个美好的话题上打住吧。
(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