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乐形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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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萧红的《马伯乐》一书一反萧红一惯风格，以主人公马伯乐为主线展开情节：行为女性化倾向严重，充满矛盾，深具精神胜利法和精神失败法，极端自私、没有丝毫责任感，任何情况下他想到的只有自己，毫无作为儿子、丈夫和父亲应担负的责任。认为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造就了一个矛盾、荒谬，滑稽的马伯乐形象。萧红深入剖析马伯乐这一人物，揭示了其蕴含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 萧红；马伯乐；形象；分析

萧红作为中国30年代的女作家，因其独特的文学才华和飘零身世而备受文坛瞩目。1940年她创作的《马伯乐》文学价值与创作水平丝毫不逊色于《呼兰河传》，全书一反萧红惯常风格，以主人公马伯乐为主线展开情节。马伯乐是一个人生错位的小人物，一个亦文亦商、不文不商的文化游民。他出身在一个荒谬、虚伪、造作的家庭，生活于一个颠来倒去、无处安宁的乱世。这一形象，包含了萧红对男性的审视与洞见，对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延展和深入，是鲁迅国民性批判精神在40年代的出色承续。

一、行为女性化倾向严重的马伯乐形象

萧红惯于以女性视角来塑造作品中人物的形象，刻画马伯乐形象时，也同样从女性化的视角来塑造。作者对其行为女性化的描写可谓是入木三分。文章的开头就给读者展示了一幅可笑的画面：马伯乐终年不吃什么药，偶尔伤了风，也不过多吸几支烟就完了。孩子生病了，就买饼干给他们吃，孩子不想吃，又把饼干泡到水里，灌孩子喝下。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抽烟和吃饼干可以治病，而是认为“吃药也白吃”，“伤风是死不了人的”，“就当药钱把它吃了”。生动地刻画出了马伯乐的愚蠢，而这种愚蠢是接近不识字的妇人式的。

马伯乐逃去上海前在家收拾东西，牙刷、牙粉、肥皂、花手帕、旧领带、新旧袜子，什么都不舍得落下，什么都带着。在上海开书店失败回家后，从太太房间搬到书房去住，物件也搬得干干净净、一件不剩。马伯乐爱哭，为了买东西，请客、跳舞、做西装，甚至是为了一条领带都能哭到半夜。这种行为方式和心态女性化倾向十足，毫无男性所代表的气概和刚强。作者在这里通过对男性的人格、品德、思想的颠覆，揶揄、嘲讽与抨击了大男子主义。

二、多重社会文化作用下充满矛盾的马伯乐形象

马伯乐生活在文化背景多重而复杂的抗战时代，时代的特殊性必然影响其自身复杂性格的形成。从文中，我们不难看出，马伯乐是一个语言和行为严重错位的人。

马伯乐在封建思想文化中长大，完全是一个封建式的“少爷”形象，从其经济上和心理上对家庭强烈的依赖性可以看出。当马伯肥帐靶凶白急柑永爰彝ナ保却又对家庭“起了无限的留恋：‘这是最后的一次吧！’‘将来还能回来吗？’于是他想该带的东西，就得一齐都带着，不带着，将来用的时候可就没有了。”临走的依恋不是因为这是他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也不是舍不得亲人，而是考虑到一离开了之后就回不来了，丧失了生存下去的物质来源。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在帝国资本主义的侵蚀下，马伯乐也同样具有当时社会里普遍的欺内的自卑性格。马伯乐的父亲就是一个外国文化的崇拜者，不仅信奉了耶稣教，而且宣传外国话、外国服装，但他的骨子里是从不具备真正的外国文化信仰的，他的这种信仰完全是因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强大而引起的自卑心理在作祟。正是这种极为肤浅盲目的崇拜在马伯乐身上塑造了另一种思想倾向。虽然，马伯乐也经历过“五四”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影响，但这种思想的培养是不彻底的，无法完全除去他身上的封建思想和帝国资本主义霸权文化的影响。这种新文化在马伯乐身上最大限度就是通过语言来表现，口上说说而已，与行为是沾不上边的。这三种相互冲突无法协调的文化导致了马伯乐矛盾、可笑的复杂形象出现。

三、精神胜利法和精神失败法交织影响下的马伯乐形象

马伯乐是一个兼具精神胜利法和精神失败法的人物。他像阿Q一样，用欺压弱者或自轻自贱的情绪来发泄自己的郁闷和不快。在逃难时，为了省钱，不敢买荸荠，却伸出脚来踢着卖荸荠的比他小得多的孩子；可一个外国人踩了他鞋后跟时，他却连忙道歉：“Sorry，sorry”。从中可以看出，马伯乐的精神胜利法与阿Q有所区别，阿Q是见弱者就欺负，而他却是带着一种心理歧视来划分欺负对象的。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帝国主义霸权文化所影响。马伯乐并非像阿Q一样彻底的贯彻了精神胜利法，在他内心深处，还深深埋藏着另一极端的消极倾向，就是他的悲和逃。当生活受到挫折，精神胜利法无法替他缓和时，马伯乐就会跌入另一极端，无法自拔。生意失败从上海逃难回家，得不到家人的谅解和同情，他从太太房间搬到书房去住，无效，于是粗暴兼之破口大骂：“的中国人……”也无效，没办法了，从此只得“很悲哀地过着生活”。可是这些都于事无补，生活的境况没有任何改变，于是他又逃了，跑到了上海。

马伯乐的父亲是个典型的洋奴，认为但凡外国的什么都好。因此他让儿子学外国话、穿西装，甚至给儿子取外国名字（马伯乐本名马保罗）。马伯乐一方面看不起和“无限憎恶”父亲的：“他妈的，民脂民膏都让他们洋人吸尽了，还他妈的加以尊敬”，但另一方面却又继承了父亲的哲学。他到中国商店买东西，明明标着定价，也要争一争价钱，而到了外国商店，即使没有标价，也会如数付款而不敢还价，因为有一种洋人的空气压迫着他。甚至外国人踩了他的鞋，他反而连忙向外国人道歉。在他看来，令人敬畏的洋人是永远不会错的。可以说，马伯乐看到了中国的落后，也不是不想改变中国落后的国际地位，但是，他没有任何改变现状的勇气和魄力。这样的思想到最后，只能是马伯乐对中国人的无端痛骂和对外国人的谄媚。

马伯乐没有能够真正意识到西方世界为什么会强大，他仇视西方，更多的是在借仇视西方来与自己的父亲“过不去”，可真正在外面遇到洋人，他马上又回到了奴才的嘴脸。马伯乐是自卑的，我们的民族心理也是自卑的。这样的民族心理是无益于我们国家发展的。萧红对此有着深深地担忧。她创作这样的艺术形象，就是为了告诫大家不要走上马伯乐的道路，要引以为戒。

马伯乐是一个极端自私、没有任何责任感的人，任何情况下他想到的只有自己，毫无作为儿子、丈夫和父亲应担负的责任。第一次逃出家庭时他收拾了自己的所有东西，而孩子们的东西扔得满地都是；在梵王颐车站日本飞机一来，他只顾目己逃命，全然忘记了太太和孩子。上火车时依然如此，他挤上了火车，却留下太太一人照看着三个孩子和一大堆行李而一筹莫展。一个连起码的家庭责任都没法负担的人，自然是不用指望他能担起什么社会责任了。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出于个人的私欲，他几乎是盼望着日本人的战火早日到来。当他看到市面上一切如常，“他想中国人是一点民族国家的思想也没有的呀，一点也不知道做个准备呀”。而当日本的战火到来，成千上万的人背井离乡逃难时，面对这种大规模的逃难场面，他感到的是刺激和兴奋，睡得也踏实了，食欲也增加了，一高兴吃了五个蛋炒饭，而平常他只用一个蛋。在他的脑海里，民族大义什么的，都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什么也比不上他自己重要。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而在马伯乐身上，我们无法看到任何的社会属性，只看到一堆行尸走肉。而这种社会角色的缺失，正是马伯乐最大的悲剧所在。

四、结语

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造就了一个矛盾、荒谬，滑稽的马伯乐形象。他的行为充满了女性化的倾向，他受到多重文化影响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个体，在他身上最突出的是精神失败法，遇到挫折，“逃”是他的法宝，但他的“逃跑”只不过是想离开谁都不重视他的家庭，他更像是他所处时代的“多余人”。马伯乐这一形象的创作，是萧红对那个时代深入的思考，是对大众敲响的警钟，使大众可以将这一形象当作一面镜子，来正己身，改掉自己身上所存在的一些劣根性。虽然这部小说是一部未完之作，但其价值和时代意义是不容忽略的。

【注 释】

[1] 董红新.萧红小说的女性人文主义视角[D].华侨大学，2013.

[2] 刘婷婷.论“国民性批判”思想在萧红小说创作中的发展[D].湖南师范大学，2013.

【参考文献】

[1] 尤聪聪.鲁迅国民性精神的承继[D].天津师范大学，2012.

[2] 李秀清.萧红笔下的“阿Q”――马伯乐形象分析[J].时代文学，2007.03.55-57.

[3] 文世瑜.从性别角度看萧红小说创作[D].贵州师范大学，2014.

[4] 马俊丽.执着于民族魂灵改造的大智勇者[D].陕西师范大学，2014.

[5] 唐丽丽.自我人生之路的探照――萧红与《马伯乐》人物形象之比较[J].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9，05：75-77.

[6] 沈巧琼.论《马伯乐》的女性视角[J].广东社会科学，2006.05.170-175.

【作者简介】

郭苗苗，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