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拍卖不良金融资产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台湾拍卖不良金融资产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首先是2002年3月底，台湾传统上“七大银行”（包括台湾银行、土地银行、合作金库、第一银行、华南银行、彰化银行和台湾企银）之一的台湾第一商业银行（以下简称一银）开风气之先，将账面价值132亿元（新台币，下同）的不良债权一次性卖断，出售给一家名为赛伯乐资本管理公司（Cerberus Partners LP）的美国投资公司。结果立竿见影，一银股价立即飙升。
一银再接再励，4月26日又向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出售1.31亿美元国外不良债权；在8月将565亿元不良债权按不同组合分别售予龙星（Lone Star Asia－Pacific Ltd）、GE资本（GE Capital Commercial Finance, Inc）和台湾金联资产管理公司（TAMCO），一举成为台湾七大银行中不良贷款比率最低的银行。
在一银的示范效应下，各大银行也闻风而动、纷纷效法。其中彰化银行在2002年8月转销50亿元呆账的基础上，12月再次拍卖了238亿元不良资产；台湾企银也赶在年关之前向雷曼兄弟和Colony Capital Asia Pacific 出售了250亿元不良贷款。2002年一年间，仅是大型银行拍卖的不良资产就高达2400亿元以上。
在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中，众多买家蜂拥而至。一银的首次拍卖就吸引了岛内外11家公司竞标。一位曾参与竞标的美资公司董事对此不无兴奋：“在过去几个月里，台湾至少举行过八次大型拍卖，成交或投入资本超过了50亿美元。根据资产类型的不同，价格基本为所出售不良资产的15％至30％。”
山雨欲来
拍卖风行显然并非银行业的心血来潮。“台湾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率到2002年10月已经达到9.99％，这离国际公认的10％的警戒线只有一步之遥，超过10％就可能发生金融危机。”担任台湾“财政部”顾问兼银行公会主任委员的王鹤松感叹道。
类似的预警一直不绝于耳。据2002年10月台湾《经济日报》报道，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甚至认为台湾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率高达17％～18％，其中企业贷款的不良比率更是达到21％～22％，连消费性贷款的不良比率都有7％～8％。若将农渔会和信用社的不良贷款比率纳入，总不良资产约占银行体系总资产比重的11.3％，是整个台湾GDP的27％。高盛执行董事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在2002年10月的一次采访中称：“现在是台湾银行业重整的关键时刻，如果不解决日益严重的坏账问题，2003年的不良贷款比率将攀升至25％，伤害到台湾经济成长的动能，造成经济体质上的内伤。”
银行坏账的积聚，事实上是1997年以来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隐痛。尽管当时台湾借助较为充足的外汇储备，以及富有弹性的中小企业应对国际市场变化所作的缩小生产与出口的及时调整，其股市与币值均未受太大冲击，但危机并未像人们想像的那样擦肩而过，只不过是延迟了发生的时间而已。
自1998年底开始，亚洲金融危机对台湾经济的影响已初露端倪：一些大型企业向东南亚、中国大陆和越南转移；岛内很多传统产业经营状况不佳，此前对银行的借款根本无法按期还本付息；银行不良贷款比率从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4.18％，上升到1998年的4.93％和1999年的5.67％。
到了2000年，问题愈加恶化。台湾经济是严重依赖出口的出口型经济，随着世界经济增长的放缓，依靠外销的中小企业在生产、制造及收入方面均受到影响。2000年不良贷款比率升至6.2％。2001年、2002年更是每况愈下，由于许多企业最先贷款时交给银行的抵押品多为股票和房地产，而融资时高高在上的股票及房地产价格随着泡沫的破裂一落千丈，致使银行手中的不良资产迅速窜升。问题还不止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的王建民指出，“台湾的不良贷款主要来源之一是政商关系人情债，政治人物容易得到贷款，当事人一旦出事就会形成坏账。”
银行系统的沉重负担，很快传染到了整个经济。“从2001年开始，台湾经济出现不景气与负增长，2002年的增长率也仅为3.27％，资金需求不旺。”王鹤松说，“银行放款时很挑行业，不愿放给传统产业，愿意放给高科技产业。然而高科技产业自己都有钱，还有以前累积的盈余，根本不愿向银行借款。结果就造成想向银行借钱的人，银行不敢借；银行真想借的人又不需要资金。”
促动台湾本土银行加速清理不良资产的另一个催化剂来自WTO，随着2001年台湾入世之后，外资银行几乎得到了充分的“国民待遇”。在此情境下，台湾上下普遍达成共识，不良贷款的处置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大棒加胡萝卜
2002年底银行不良资产拍卖的喷薄而出多少有些突然，因为就在一年前台湾银行业还笼罩在一片观望与等待的气氛中。“2000年通过资产管理公司的相关立法后，银行一直都不愿将不良贷款出售给资产管理公司，因为当时舍不得打很大的折扣。”王鹤松说，“银行觉得能拖就拖，因为一旦处理，当年马上就发生损失，账面上100块卖40块，就损失了60块。不如拖到来年。”
2002年8月台湾当局出台了一项旨在化解金融风险的“二五八计划”，即要求银行在两年内将不良贷款比率降至5％，资本充足率提高至8％。然而这里所说的“两年”，是要等到用以处理不良贷款的金融重整基金（Financial Restructuring Fund）通过后才开始算起。这一基金目前还在由“立法院”审查，诸多问题尚存争议，配套监管措施亦未出台，虽然各方面希望能在2004年通过，但是何时真正获得审批还在未定之天。
尽管“二五八计划”尚未启动，但台湾金融主管机构已开始着手收紧银行的资产质量要求。台湾对不良贷款的认定标准一直低于国际标准（台湾以利息到期超过六个月无力支付认定为不良贷款，而国际标准是三个月）。为此，2002年台湾金融主管机构对银行下达了一纸通知，规定从2003年4月开始，将完全按照国际标准对银行的资产品质进行判定――这意味着各大银行的不良资产届时将会陡增。
据王鹤松透露，2002年台湾“财政部”还向银行内部下达了一项指导原则，为那些不良贷款居高不下的银行敲响了警钟。这份指导原则针对不良贷款处理情况的各项鼓励及惩罚性措施，令问题严重的银行如坐针毡。
惩罚是相当严厉的。不良贷款处置不力的银行将被禁止发放股利、董事会的酬劳和总监事的酬劳，并将被禁止开设分行。“如果不能达到‘财政部’的标准，就可能被清算或被接管。可能由金融重建基金以特别股的方式对它们入股，政府有了主导权，将强迫它们与别的实体合并。”台北国际投信公司金融分析师李家辅分析说，“如果影响到成长，或者甚至金融重建基金介入的话，会令银行比较痛。”
与之相应，鼓励性措施则主要包括：提供新的金融品种时不用报备；新增支行时比较方便；可以把一般的分行改成简易的分行，以增加营业网点；或者增加海外营业点的设立。
大棒与胡萝卜同时祭出，容不得银行再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同时，来自公众的压力，亦使银行喘不过气来。为加速处理不良贷款，银行终于忍痛割肉，于是便出现了2002年台湾不良资产市场空前热闹的景象。
拍卖喜忧
银行真地行动起来了。台湾七大银行一面用盈余转销呆账、向岛内外资产管理公司招标拍卖不良资产组合，一面通过法院或者直接面向公众拍卖房地产抵押品，以求多管齐下，立竿见影。
截至2002年11月底，七大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分别为：台湾银行3.15％，土地银行7.11％，合作金库7.34％，第一银行3.72％，华南银行4.18％，彰化银行7.28％，台湾企银13.31％。按照台湾当地标准，七大银行包括呆坏账和应观察贷款在内的逾期放款能够降到7％以下，这在台湾还是多年来的第一次。
竞相低价拍卖的情景也使业界逐渐流露出一丝忧虑，本已十分低迷的台湾房地产市场是否会雪上加霜，导致原来没有问题的贷款沦为不良贷款，并反过来影响银行未来处理不良贷款的回收率？“现在不良资产的价格很低，都是20％左右，还是很划不来，”王鹤松称，目前基本是能按40％的市价出售的资产，给外商的让利达20％到25％，银行只能拿到20％。“如此一来，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机制都乱了。抵押品价格降低，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据台湾政治大学李纪珠教授介绍，这正是建立金融重建基金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台湾的资产管理公司买到不良资产之后随即就拍卖，造成房地产价格进一步下跌。“因此要设立金融重建基金，在买下资产后持有一段时间，由专业的资产管理服务公司进行分类管理。稳定住房地产市场，就不会造成抵押品不足、银行需要催收的局面。”
在拍卖的另一端，资金雄厚的国际投资公司则乐不可支。全球利率走低，大量资金的闲置使得它们见到台湾的不良资产正如鲨鱼闻到血腥一般。事实上，这是一笔相当划算的生意。据李家辅分析，不良贷款资产包中一般包含无担保贷款和有担保贷款。无担保贷款价钱非常低，有时甚至是在购买有担保贷款时赠送，根本就不算价钱。有担保贷款往往可以卖到三成，甚至四成。因此，一般而言，一包资产平均下来基本可卖三成左右。“以两成多、三成的价格成交，经过整理和重新开发之后转卖或出租，不仅可以获得一份固定的收益，而且回收率相当可观。”
在一银首度公开拍卖中夺标的赛伯乐资本管理公司俨然已是大赢家。赛伯乐目前在全球管理着85亿美元的基金，在亚洲则管理着约34亿美元。该公司还与当地券商台证证券合资成立了一家资产服务公司用以承接相关业务，2002年5月赛伯乐购买的一银132亿元资产，便由这家资产服务公司负责回收。赛伯乐所购的资产包中，涉及的52家公司贷款含有房地产抵押。目前，其资产服务公司的15名本地员工正在台湾各地与这些公司一一洽谈，以确定各项地产可在多长时间内达到多高的回收率。据预计，回收工作将用约两年时间完成。
赛伯乐资本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Jaibeep Krishna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虽然台湾房地产市场目前处于弱市，但是房地产市场所要做的就是针对不同投资者制定不同的价格。资产服务公司的任务是重新开发地产价值，由此刺激的将是需求而非投机。“我们不是一次性转卖，而是要针对各处地产的具体情况定制相应的解决方案。”他说，“根据我们在韩国的经验，人们开始时是来买便宜货，但市场很快就平静下来。人们发现这些地产价值良好，都想买下来自己留着，最后形成了供不应求的局面。”
像赛伯乐公司这样在2002年的招标中中标的外国投资公司还有Colony Capital、GE、龙星、雷曼兄弟、Orix、Lendlease、CDIB等。外资还在期待更多的“清仓”。“这里大有机会，”Krishna说，“现在卖的只是一小部分，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资产出售。”据《华尔街日报》2002年12月18日报道，台湾银行业的不良贷款至少有300亿美元，约合9700亿新台币（按1比32.27计）。迄今，冰山只是露出了一角。
相比之下，台湾当地的资产管理公司与国际巨鳄的较量中就显得力单势薄。以台湾金联资产管理公司为例，这家注册资本250亿元、由30家台湾本地银行与票券公司出资成立的官办民营公司，虽然在一银7月的拍卖中赢得一笔交易，买下了72亿元不良贷款，然而随后便捉襟见肘。
市场的热络固然正在迅速拉升拍卖价格，但是外商在出价时也并非没有顾忌。毕竟，台湾制造业的生产能力正向大陆转移，在这样一个市场中能够接受多少不良资产是值得斟酌的。“产业转移的问题确实抑制了竞标价格，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Krishna说，“显然，工业地产受到了影响。我们购买的资产中就有不少是属于生产能力已转往大陆的制造业。”
承接了大量工业地产的资产服务公司面临着重新开发的困难。在台湾，虽然商住地产的需求旺盛，但是工业地产是否可能改变用途比如转为商住房，则要取决于地段位置、需求等诸多因素。台湾城市与大陆城市的情况不同，市中心全是商住房，工业厂房都在城外，随着工厂迁往大陆，要将原工厂厂房改为商住房并不容易。
一波三折
经过井喷式的拍卖后，台湾各大银行渐渐放慢了步伐。“现在，大家又开始放缓了，都在等待金融重建基金。”李纪珠教授说。然而对金融重建基金影响至深的，却是复杂的台湾政治现实。
金融重建基金（Financial Restructuring Fund）是台湾当局仿照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的模式，由一个专门的机构――金融重建与管理基金委员会――筹集资金建立的，用以打消银行呆坏账、优化银行资产质量。该基金最初计划从2001年到2004年的金融营业税和存款保险费中筹集1400亿元，目前台湾“央行”则计划将其资金提高至1.05万亿新台币（将由向银行征收的2％营业税、向银行的借款和发行债券的收入组成），约等于2002年6月台湾信贷机构不良贷款总额1.06万亿新台币。
金融重建基金真正获得立法批准后，将用以弥补问题金融机构的亏空、购买银行的不良资产和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使银行业的平均不良贷款比率达到5％的标准，即前文提及的“二五八计划”。
“金融重建基金虽未正式立法通过，但是已有1400亿资金到位，正用于农会信用部的整理工作，有33家农会信用部现已被接管。”王鹤松介绍说。在台湾金融体系中，农渔会信用部与信用合作社共同构成台湾基层金融机构。农渔会信用部本身没有什么资金，而是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农民互助型基层金融组织，相当于中国大陆的农信社。农民和渔民作为农会的会员，在播种、耕田、需要有点资金周转的时候，都可以向农渔会信用部借钱。
基层金融机构经营不善历来是台湾金融体系的一大顽疾。大部分农会信用部现已亏空。截至2002年10月，台湾的285家农会信用部和27家渔会信用部之中，不良贷款比率超过25％以上的农渔会约有100家，15％到25％之间的有76家，10％到15％之间的有44家，10％以下的仅65家，贷出去的钱很多已收不回来。
事实上，金融重建基金的出台最初就是应农渔会信用部的问题而生的，基层农渔会历来是选举“桩脚”，各党基于选票考虑都必须争夺这块地盘。台湾“总统”更是要把“整顿基层农渔会信用部”与“处理党产”作为“改革”的内容，进而切断选举财源。分析人士认为，如能假借整顿基层金融吃掉“农渔会信用部”，还可对基层金融机构进行人事渗透，彻底瓦解地方政治版图。
“2001年主管机构下达了一项针对农渔会信用部的分级管理办法，按不良贷款的比例分级，对应每级规定施以何种惩罚。”李纪珠教授指出，该项管理办法规定了大量惩罚性措施，对本来就经营不善的农渔会信用部施加了很多业务限制，引起了很大的反抗――分级管理办法也被扩大到各大银行，即前述的惩罚性和鼓励性条款，进而最终引发了2002年的不良资产拍卖风潮。
“那些农民、渔民本来都是农渔会的会员，现在把他们的农会信用部没收了、接管了，总干事、总理事长们失去了实际的影响力，就领导农民起来抗争，示威游行。”王鹤松说。2002年11月17日，超过10万农民举行抗议游行，并直接引发了次日台湾“财政部长”李庸三的辞职。
农渔会接管引发农民游行后，主管机构决定暂缓实施针对农渔会的分级管理制度。因此有猜测认为对银行的惩罚性措施也未必会得到严格的实施，因而原本一拥而上的势头渐渐冷却下来。因此颇有一番表现的台湾众银行能否在未来继续果断前行，还需拭目以待。在复杂的政治因素影响下，金融重建基金的配套措施能否设计得透明、公正，避免道德风险，而使金融重建基金不会沦为人为操纵的工具，亦对台湾金融改革能否真正落实具有至关重要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