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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海尔的激进变革全球瞩目。
作为中国制造业最辉煌时期的标杆,海尔的转型从一开始就不只是海尔自身的个体实践,从行业层面来讲,它代表了中国实体经济转型的一种方向探索,具有强烈的样本和示范意义。
如何定义未来?如何变革重生?从2013年,张瑞敏启动了“企业平台化、员工创客化、用户个性化”的“三化”改革。海尔组织结构被彻底重构,打破金字塔式的科层制结构,取而代之的是由平台主、小微主、创客构成的网络化结构。
张瑞敏眼中的互联网商业世界究竟是什么?他的变革究竟是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商界企业研究院首席顾问穆胜从2008年就开始关注海尔,经历与记录了海尔转型过程中的许多关键节点。经过与张瑞敏的多次深度交流,逐渐探寻到了海尔组织转型的脉络。
我一直喜欢跟踪大型企业的转型历程,如海尔、苏宁、中兴……不仅在于这些企业引人注目,更在于他们的“样本意义”。一家“小而美”的企业或许有自己独特的成功因素,但这些因素有可能只是偶然,不能形成模式。研究管理,一定要有模式,只有能够被总结为模式的案例才有好管理。否则,就只是现象或偶然,不能被推而广之。所以,我才走进了这些大企业。他们能够带领几万、十几万的员工转型,必然是探索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模式”路线。
一直以来,组织模式(Organization Pattern)的变更都是一个系统工程,而系统是由要素组成,优秀的模式必然有些不同于传统的若干要素。这是组织转型的关键,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组织转型密码。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些密码,是不是就可以帮助更多在组织转型中纠结的企业呢?
探寻海尔转型的样本意义
第一,变革频繁。从1998年开始,海尔就开始思考如何将市场机制引入科层。在近20年的时间里,海尔起码经历了4次以上的大型组织变革。
第二,变革彻底。在国内,敢于宣称要彻底打破科层制的,恐怕也只有海尔了。不管这个设想能不能实现,能有这样的勇气,也是值得尊重的。从2008年开始,我就开始跟踪这个案例。在这段时间里,我看到了海尔一次又一次地向科层制发起进攻,每次都高举高打,让人惊叹其改革力度与决心之时,也有些担忧其效果。
在海尔这一路的转型变革期间,业绩一直保持着稳步增长。从2015年开始“人单合一双赢”模式的改革,海尔年营收复合增长率6%,年利润复合增长率30%,在激烈竞争的家电行业闯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
这也是海尔在探索自己组织转型的密码。当互联网时代来临,海尔在组织转型的道路上也走得更加坚定,越来越得心应手,似乎也越来越接近那些密码。在过去的两年里,我频繁进入海尔调研,希望抓取到一手的新鲜实践。
有意思的是,感兴趣的不只我一人,凯文・凯利、克里斯・安德森、杰里米・里夫金等趋势大师,加里・哈默、罗伯特・卡普兰、野中郁次郎等学术巨匠,都来到了青岛,探寻这个“改革的勇者”。
在这里,我与野中郁次郎、加里・哈默等人深度畅谈;在哈佛商学院,我则与罗伯特・卡普兰、约翰・科特也有过交流。我发现,无论在学界还是商界,无论是哪个学科的学者,都认为“海尔是正在发生的未来”,都为发现了这个敢于革自己命的“奇葩”而感到惊喜。
海尔正在用自己实践的脚步丈量理论的边界。
“人单合一”背后的密码本
事实上,到如今,海尔的“人单合一双赢”模式已经用自己的方式,揭示了组织转型的若干密码。我相信,无论海尔是不是未来,但组织未来的形态里,一定会有这些元素。在这个饱含不确定性的年代,实践者不止海尔,优秀的企业都在进化。
并联
科层制里,研发、供应链、生产、市场、销售等模块被串联起来,只有销售能够接触到用户,感觉到市场的压力。于是,他们变成了“做生意的”,而其他则是“后台部门”。对于财务、人力、战略、法务等部门,更是被定位为“后勤部门”。大家各司其职,埋头赶路,不管效果。
海尔曾经设想让内部供应链变成市场链,在流程再造的基础上,让上下游用SST(索偿、索赔、跳闸)的原则进行交易,让下游充当最苛刻的考核者,这个案例也进入了哈佛商学院的教学案例库。
但事实上,他们发现这样的模式还不够。内部的市场可以形成,但由于下游不可能找到外部的“完美替代者”,上游即使服务有问题,也不可能被淘汰,自然就没有市场化的动力。有时,上游一句话还能把下游堵住,“你说我的东西有问题,有什么问题?不都是按你的要求做的吗?”
于是,所有环节都认为自己没问题,开始埋怨销售不力。
海尔发现,只有“并联”才能解决问题,所有的价值创造模块都并联到一起(包括人力、财务等),共同面对用户,用户付钱,大家一起分,用户不付钱,大家一起亏。有意思的是,这就逼得研发等后台部门去交互用户,也逼得人力资源等部门去学习业务、讨论商业模式。事实上,只有这样才能把所有人的利益绑定一致,确保人人都为自己打工。
用户付薪
科层制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薪酬的源头(简称“薪源”)不一致。每个人的薪源都是自己的领导,该付给谁,不该付给谁,该付多少,标准不统一,都是模糊的KPI或MBO考核基础上领导的一句话。海尔发现,即使变成了市场链之后,薪源依然不统一,由于缺乏外部竞争者的比较,下游的内部采购者也无法给上游精准定价。大家各自都有道理,最终就变成了糊涂官司。
于是,海尔提出要打造“用户付薪平台”。所有人获取薪酬的标准很简单,总的薪酬包就是用户的支付,参与者的薪酬包就是按各自工作的价值在终端产品中的比例衡量,类似于占股。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用户付钱,就按照合同约定分钱。这实际上解决了定价带来的庞大交易成本问题。由此,企业内部也可以市场化。
风控
不少企业都在做经营体,即把部门变成模拟公司,下放三权(财权、人权、事权),但鲜有成功者。其原因在于,当企业把部门变成了模拟公司之后,企业变成了单纯的财务投资者,经营体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经营者的表现。如果等到看到糟糕的财务报表,已经为时已晚,而企业对此完全没有风险控制。
面对这种情况,海尔的解决方案就是,在每一个阶段都为创客及小微(更加具有自的经营体)设计独特的激励方案,确保激励相容。
在初生期,创客拿基本酬(生活费),比原来在职时的薪酬大大降低了;在成长期,创客拿“基本酬+对赌酬”,对赌酬来自每个阶段对于业绩的贡献;在成熟期,创客可以投钱占银股,在基本酬、对赌酬之外获取超利分享;在外部资本进入后,创客的股份则变成“实股”,真正成为事业的主人。
也就是说,在每个阶段,创客都有风险,海尔也有风险,大家都必须努力,不然谁都没有利益。然而,一旦出现对赌业绩不能达到,小微则会散去,新的创客会“抢入”小微。单不能变,但人可以变,实在不行,就用“高酬”引来“高人”做“高单”。
对赌
在科层制里,经营是领导的事情,员工只是接受管理。经营的风险由领导承担,而员工则负责完成管理上规定自己完成的动作。经营的结果体现在财报上,而管理的结果则用“MBO+KPI”来衡量,前者清晰明了,但后者相当模糊。如此一来,员工自然不会去关心企业的经营业绩,以至于好多老板埋怨自己太辛苦,“扛”起了整个企业。
于是,海尔让负责交互用户的小微与平台风控部门(称为“三自”,即自创业、自组织、自驱动)签订对赌协议,达到要求后才能获得“薪酬包”。而后,用户小微与供应链、研发、设计、生产等节点小微签订对赌协议,将风险进行转嫁,他们也必须达到要求才能获得“薪酬包”。如此一来,所有人的身上背负的都不是模糊的KPI,而是关键的成果。这些关键的成果共同组成了小微生态圈的经营结果,而且是强关联。
战略损益
科层制的另一个问题是,它完全是指向股东利益的,反映在损益计量方式上就是计量表内收益。但是,传统财报并不是对于企业价值的精准计量。例如,海尔在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就面临着美国渠道商要求他们做定牌(代工)的诱惑,对方承诺可以支付更高的酬劳,但张瑞敏坚决拒绝了,因为放弃品牌的结果就是放弃大量战略价值(表外收益)。
进入互联网时代,海尔更加重视用户资产,提出不能把商品卖给无名无姓的消费者,而一定要卖给有名有姓的用户。他们要的是谋求平台层面而不是商品层面的竞争,这显然是关注到了战略损益。
在互联网时代,只有生态才能永续,所以,企业还要把损益的视野放到整个生态层面。如果不计量用户资产,不计量生态收益,对于企业价值的评估就会出现偏差。当前,海尔已经自主研发了战略损益表、二维点阵、共赢增值表、顾客价值表等工具,有效地计量了各个维度的战略损益。这成为他们控制小微经营风险的基础,既不至于因为短视,而忽略了企业的长期收益,又不至于陷入情怀,忽略了当下事关生存的短期收益。
信息化
未来的组织模式一定不是朴素的网络化组织,而一定是建立在互联网信息基础之上的网络化组织,我将其称为“云组织”。原因很简单,只有这种高度信息化的组织,才能够确保网络上的每一个节点都可以自由连接,并对接用户需求。形象一点说,就是把所有的资源都放在云端,随需调用,充分共享。
目前,很多企业还做不到这一点,一旦开始组织变革,他们就会发现新增了很多表格、流程、标准。而企业应该知道,每增加一个签字就增加了一份成本,每增加一个表格就增加了一组成本。反之,如果企业放弃这些程序性的事务,又会陷入彻底失控的状态,对于大型企业更是如此。
对于这一点,海尔的信息化早就走在了前面,内部基本上可以实现“零签字”,所有的流程都是基于线上的系统,这是他们转型的前提。举例来说,他们在内部用“抢单”的模式把财务的某些功能模块进行了改造(类似于游戏里“抢菜”),把财务的功能放到云端,结果,最初配置的64人变成了3人,而且处理速度更快了。
平权
张瑞敏认为,传统企业转型很难,最大的问题在于老板对于权力的迷恋。这点我高度同意,尽管几乎所有的老板在互联网时代的倒逼下,都做出了想要转型的姿态,但他们的内心依然没有把员工当作平等的人。他们打造创客平台,不是为了释放员工的潜力,让员工实现自我,而是为了利用员工的潜力,让员工帮助自己实现经济利益。千万别小看了这两种心态带来的不同,没有平权心态的老板,不可能打造出创客平台,员工从种种细节中也可以发现老板究竟是不是在放权,进而会决定自己是要转型创客,还是安安稳稳地做员工。那种放权之后当作恩赐,放权以后还不放心,放权以后不放利的人,都做不了组织转型的舵手。
在我看来,张瑞敏是一位具有平权心态的企业家。他信奉康德的名言“人是目的”。他强调“企业即人,管理即借力”。这些不是口号,在他的管理实践中是一以贯之的理念。正是有这样的平权心态,才有今天的海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