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生曾是纳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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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移民西班牙之后教中文就是我很大的乐趣。细细数来，十几年的时间中我教过的西班牙学生不少于上百人，男女老少皆有，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在众多的学生中居然还有一位是旧纳粹军官。

2009年的深秋，我接到一个男人的电话，听声音不像是年轻人，音质很苍老，对方要求我教他中文。我和那人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时间是星期二的下午三点，地点就在他的家里。

就在去那人家里的路上，我一直在纳闷，哪家的老头还要学中文，是学者还是政客？找到地址后我按响了门铃，但是按了好长时间没有回答，核对地址并没有错误，那天正好忘了带手机，无法电话联系。正想离开之际，突然隔壁的门打开了，出来的是一位老太太，估计有八十开外。老太太很热情地对我说，这家主人耳朵不灵，要按下门铃好长时间才听得见。老太太手势做了个按铃的动作。

我按照老太太的说法再次按响门铃，这次我足足连续按了一分钟，然后把耳朵凑近门口听里面的动静，果然里面传出脚步声，接着是开门声。门打开后，在我面前的的确是个老头，还不是一般的老，感觉是很老很老。

老头热情地把我请进了室内。入座后他自我介绍说，他叫弗兰克，奥地利人，今年93岁，移民西班牙已经60多年。简单介绍后我们便进入中文的学习程序，按照我的教学方式，每一位从零开始的人我都是先教拼音和四声。

但是法兰克既不要学拼音也不要学四声，他拿出一长串已经拟定好的单词，他说西班牙语，让我翻译成中文，他只是仔细听我中文的发音，然后他用德文或西班牙文的谐音记录下来。他说这是一种学习外国语言的捷径。

第一课他要求学的是你，我，他，你们，我们，他们等代名词和数字。在一个小时的教学中，我发现老头的记忆力极好，模仿我的发音基本准确，只是听力欠佳，有时要我凑近他耳朵说话。

授课结束后，法兰克请我喝咖啡，我也想乘喝咖啡的机会了解这个九十多岁高龄的人为啥对中文有兴趣。交谈之中才知道，他能说多国语言，除了德语和西班牙语之外，还能说俄语、英语、法语、阿拉伯语，使用这些语言的水平均在高级程度上。他说学中文的同时他还在学日语和韩语。对于这个超级老头还在拼命学语言我表示实在不可理解。

老头看了我一眼，喝下一口咖啡慢慢说：你当然不会理解我的想法，因为你没有进入到我的精神世界里。我学习新的语言不是为留学，也不是为找工作，我是在追求一种新的精神刺激，我是在通过学习新语言把自己的精神世界返还到三四十年前。

老头似乎越说精神越好，他还拿出相册给我看。第一页是一张本人半身像，老头身穿一件白大褂，眼神很严肃地注视着前方。

我问：您是医生吗？

老头回答：不，不是，这是我一个朋友的白大褂，那天我很好奇地穿着拍了张照。

第一天的课程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个星期二的下午我按时到达，老头似乎就等在门口，一听见门铃他就开门。

上课开始，老头还是拿出准备好的单词让我用中文发音教他。但是这次的单词内容让我很是吃惊，第一个词就是“战争”，接着就是“战胜”“统治”“消灭”“集中营”之类的名词。我发现老头在学这类内容的生词时他的情绪非常高昂，尤其是在练习发音“战胜”“消灭”之际。

几个月的时间一转眼就过去，有天上课时他突然说要解大便，让我等他一会，我在他上厕所的时候仔细观察了他客厅的全部陈设，其他均无异样，只有在一个玻璃橱里面放着一双崭新的靴子让我感到好奇，像是一件成列商品。

我正看着靴子发愣时，老头从厕所里出来，看见我注视着玻璃柜里的靴子就说，这是我最喜欢的靴子，年轻时候穿过几次，因为喜欢就不舍得穿，就当它是陈列商品放在玻璃柜里。

对于老头的解释我没有在意，听过即过。以后每次的上课老头总对军事的词汇感兴趣，这也迫使我不得不多学一些诸如“坦克大战”“空降兵突击”之类的新词汇。

但是有次上课改变了要学的内容。他问我：当有的人为了逃避被没收的财产，他们把黄金熔化成钉子钉在皮箱上企图蒙混过关，你说这种人应该用“聪明”来形容还是用“狡猾”来形容。

接着他又问：“犹太人”用中文怎么说？“日耳曼民族”用中文怎么说？

我用很慢的速度在他的耳边复述了好几次，他还是用他熟悉的文字作谐音记录。每当他在练习发音时，我注意到他的眼神既像是回忆某一个片段又像是在感悟或品味某种。

然后他还问我，发音还好吗？中国人能听懂吗？当我回答很好，中国人能听懂后，他显得异常高兴，他说：这些词汇的中文发音都很好听。

在后面的时间里他说要学动词，接着把他已经写在纸上的动词要我教他。我看动词的内容让我感到他内心有一种不能表达的恐惧感，他写的动词包括“调查”“寻找”“逃脱”“抵抗”等。当他一一学完之后他又像是在对我说，又像是在自言自语：想找到我，要找到我，没那么容易。

我追问：谁要找你？

老头脱口就说：那些犹太杂种。当他说出后马上又感到失口，但又不让我感到他的失口，马上把话题扯开。

这一课结束后我对老头说，我要回中国去三个星期，第四个星期二我再来上课。老头看了一下月历说，没关系。

没想到，几天后我去了中国，而老头则去了监狱。

三星期后按照预定的时间我去了老头的家，但是按了好长时间的门铃没有开门，无奈之下我按下了隔壁邻居玛丽亚的门铃。

玛丽亚开门让我上楼，她在寓所门口等着我，然后神色慌张地把我拽进了她的寓所门内。玛丽亚说，弗兰克被西班牙警察抓去了，警察说他是德国纳粹军官，一个犹太人组织找到了他，然后去警察局告的密。犹太人真是不依不饶，都过去六十多年了，还没有忘记当年的仇恨。

玛丽亚停顿了一下又说，弗兰克现在被关押在巴塞罗那郊外的监狱里，肯定要对他进行审判。我问：能不能去监狱看看他？

玛丽亚答：可以，他还要我帮他送衣服什么的，你可以把衣服送去时顺便看他一次。

一星期之后，我到玛丽亚家里，玛丽亚交给我弗兰克的衣物中还有一双新皮靴，就是那双放在玻璃柜里的皮靴。

玛丽亚说，老头在家时也把钥匙交给她保管，估计老头早就想到总有一天要被抓。

我拿着弗兰克的衣物到达监狱，衣物交给警察，我便去了接见室。老头看见我很是吃惊，他说以为是玛丽亚来了。但是弗兰克的脸色和表情和上课时完全两样。他问我是不是把他的衣物带来，还有那双靴子？

我回答：都带来了。

弗兰克用中文说了声“且且”（谢谢）然后就要我回去。

显然他是不愿意和我再聊，如果再聊的话那话题肯定要聊到他的身世，纳粹党甚至希特勒。他说完后也转身离开接见室。他走出几步后转身对我说，谢谢你拿衣物来，以后让玛丽亚来就是了。

我看着他的离去的背影。

至此我才了解到一些肤浅的纳粹军官精神世界，他们可以判若两人，我甚至可以联想到他们在杀人时狰狞的表情，在家里却可以是个仁慈的丈夫或父亲的形象。

回去的路上，我想起弗兰克说过，他学习语言就是为寻找或记忆年轻时代的辉煌，通过学习新语言再来感受那种所谓辉煌的快乐。我联想起他给我看的相册上穿着白大褂的他，弗兰克应该是一名医生，或许他就是参与把犹太人做人体试验的人。

几个星期过去，我不知道弗兰克的情况，唯有和玛丽亚联系才是唯一的知情途径。我拨通了玛丽亚的电话，她让我去她家里，说电话里不方便说话。

到了玛丽亚家，她有点沮丧地说，弗兰克已经死了，是自杀死的。

我很纳闷，监狱里看管很严不可能实施自杀。玛丽亚说，他的皮靴跟里藏有剧毒氰化钾，警察没有查到皮靴跟里的秘密。

与弗兰克相遇纯属偶然，令我惊诧的是这个偶然居然会降临在我的身上，

二战结束已经六十多年，一个逃亡的纳粹军官居然还是我的学生，而他之死，居然还是我送上的毒药……我不知道这一切对我讲是意味着什么？是祸还是福？

大概十几天之后，两个便衣警察找到了我，他们很客气地邀请我去咖啡馆聊聊。大约一个半小时的光景，我和便衣警察的谈话结束，警察告知我，你是记者，写作是你的职业，但是我们之间谈话的任何内容不要写在报刊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