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圆结合,古逸浑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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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起源很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秦代时已普遍流行于民间，它在民间经过不断的改进和完善，到西汉末期和东汉时期发展到成熟阶段。这时隶书形体由长方趋向宽扁，由纵势转向横势，笔画已趋工整，拨挑也更为完美，而点画俯仰呼应使隶书的艺术性达到和谐完美的境界。最能代表隶书成就的就是东汉碑刻。东汉盛行立碑刻石的风气，碑本身就是一件石刻艺术品，碑的重要部分碑文，要和碑构成完美的艺术形式，因此当时人们特别注重书法。东汉碑刻隶书，大体可分为两大类型：（1）字形比较方正，法度严谨，波磔分明；（2）书写比较随意自然，法度不十分严谨，有放纵不羁的趣味。《西狭颂》和《张迁碑》同属于前者，它们有倾向古朴雄强的风格，刀刻的效果明显，笔画呈现方棱，转折崭齐，结体方正。近人蒋文光评《西狭颂》云：“结字方整挺健，端庄稳重，以及行气整肃的特点，与《张迁碑》相近。”可以看出《张迁碑》与《西狭颂》有着许多的联系，《张迁碑》源于《西狭颂》。
一、《西狭颂》
1.《西狭颂》的历史背景
《西狭颂》全称《汉武都太守汉阳河阳李翕西狭颂》，亦称《李翕颂》。此为摩崖刻石，在甘肃成县天井山上，刻于东汉灵帝建宁四年（171年）六月，刻石内容为歌颂李翕治理西狭阁道（即栈道）的政绩。李翕，字伯都，汉阳（治所在今甘肃省甘谷县南）河阳（故城在今甘肃省静宁县南）人。郡之西狭为通往巴蜀之要道，阁道狭窄，车骑不能畅行，碑文写道：
郡西狭中道，危难阻峻，缘崖俾阁，两山壁立，隆崇造云。下有不测之溪，厄窄促迫，财容车骑，进不能济，息不得驻，数有颠覆随坠之害，过者创楚，惴惴其栗。君践其险，若涉渊冰。
李翕乃亲临视察，并命属官李瑾、仇审等率工徒凿除巨石路障，削高就低，平夷正曲而拓展之，遂成往来通达。武都郡远吕国等特勒石作颂，以纪李翕之政绩。武都郡太守李翕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一位杰出的交通专家。他在做黾池县令的时期，就率领民工开通过道路。相传天降五瑞，《五瑞图》描述的就是此事。开通西狭道路的前一年，他在汉中任职时，曾率领当地的民众在略阳嘉陵江边的悬崖上凿石架木，修起阁道，以济行人。当地百姓也曾为他立了碑，就是“三颂”中的《M阁颂》。
《西狭颂》高290厘米，宽198厘米，22行，行20字。字方整，一寸二三见方，首尾不缺一字。因摩崖上部刻有篆额“惠安西表”四篆字，故有称之为“惠安西表”。右侧岩壁，刻有黾池五瑞图，即黄龙、白鹿、嘉禾、甘露、木连理五瑞。画法飞动并加题字，其隶书题字似与《西狭颂》同出一手，古朴方整。另外，图下方有“五官掾上禄上官正”等12人题名。《五瑞图》是对《西狭颂》的形象补充，二者联系起来看，图文相应，虚实相生，是东汉摩崖石刻艺术中图文并茂的佳篇奇构。
《西狭颂》由仇靖所作并书写，《隶续》云：“西狭颂题名，其仇靖字汉德书文者，挥翰遗词皆斯人也。”碑文末刻有“从史位下辨仇靖字汉德书文”开创书家落款之先例。仇靖，字汉德，是地位很低的官府小吏。“下辨”是当时的道名，相当于县，属武都郡，在今成县西同谷一带。
2.西狭颂的风格特征分析
《西狭颂》为著名的汉刻石之一，清杨守敬评此碑云：“方整雄伟，首尾无一缺失，尤可宝重。”康有为评为：“疏宕。”《西狭颂》隶法简淡古质，浑然天成，为后世书家所重。此刻石那浑穆的气象，开张的架势，遒劲的笔力，无不体现出了汉人博大的胸襟。碑中结字宽博疏朗，每一个字都充满四周，方朔评云：“字大纵横不过三寸，宽博遒古。”
隶书以横取势，虽在碑中表现得很明显，可是直里拔起的雄伟气息，却占据着相当的优势。此碑用笔方圆兼施，运笔多趋于圆熟便利，极富变化，且带篆意，行气整肃，章法茂密，其笔致挥洒自如，峻逸豪放，宏伟壮观的气魄，结字方整挺健，端庄稳重，以及行气整肃的特点与《张迁碑》相近。
如果仔细观赏，不难看出《西狭颂》有的字略省波迭捺笔有波横画平无波，运笔多趋圆熟便宜，有趋向魏、晋新隶（即真书）的发展迹象，梁启超评云：“雄迈而静穆，汉隶正则也。”此碑虽属汉隶作品，可是字形结构则篆隶兼有，亦可以说带有较多的篆意，然而此碑毕竟还是隶书，因此它仍然带有更多隶书的特点，如其撇、点、捺和横画的蚕头雁尾，以及用笔破圆为方等，就足以说明它仍以隶书占据绝对的优势。故这一篇刻石文字，可以说是上承秦篆下启新隶的代表作品。通篇行气整齐，章法茂密古逸浑穆宏伟壮观，近人佘雪曼评《西狭颂》说:“其艺术特点，是庄严浑穆，天骨开张，有博大真人气象。”更可贵的是，在以隶为主兼有篆意的整个作品中，由于搭配合理，整体不仅无生硬拼合之弊，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古意盎然之美。此碑的风格可用清末隶书大家杨岘的话来概括，有着“古而肆，虚而和”的特色，说“古”是因为此碑字体不但带有篆意，而且还方拙得不肯完全俯就隶书的以横取势；说它“肆”是因为此碑运笔结构很恣肆随意，难以用寻常隶书的规矩来束缚它；说它“虚”是因为此碑结字宽展自在；说它“和”是因为此碑字态极其舒缓从容，没有一丝一毫的窘急之态。真是耐人寻味的佳作，它在我国书法艺术史上有重要的地位。说它是隶书的杰作，一点也不过分，它的妙处不在于结构造型，而在于线条的处理上，同一般的汉隶有很大的不同，用笔是一种削中带切的手法，慢慢带出浮雕的感觉，充满了野性的诡异色彩。作品朴实自然，不带丝毫表现欲，却又天性流露，这就是《西狭颂》与众不同的气质所在，《西狭颂》完全是一派乡村田野气息。
二、《张迁碑》
1.《张迁碑》的历史背景
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又名《张迁表颂》。刻于东汉中平三年（公元186年）二月，明初出土。原在山东东平（今山东东省平县）州学，今存山东泰山岱庙。隶书，碑阳15行，行42字；碑阴题名3列，上两列19行，下列3行，刻捐钱人题名及钱数。高314厘米，宽106厘米，篆额12字。清方朔云：“碑额十二字，意在篆隶之间而屈曲填满，有似印书中缪篆。”汉碑额作风多样，以《张迁碑》篆额最为有特色，其结体宽扁，布局密集穿插，颇有法无定法之感。碑主人张迁，字公方，陈留己吾人（今河南省宁陵县境）人。曾任谷城（今河南省洛阳市西北）长，迁荡阴（今河南省汤阴县）令。此碑系故吏韦萌等为颂扬张迁功绩而立。
2.《张迁碑》的风格特征分析
《张迁碑》是东汉隶书成熟时期的作品，书法造诣极高，多为后人效仿，明王世贞云：“其书不能工，而典雅饶古意，终非永嘉以后可及也。”在众多的汉代碑刻中，此碑风貌极为强烈，格调方朴古拙，峻实稳重，堪称神品。《张迁碑》虽然不以秀逸取胜，而率真质朴之气更具风采。落笔稳健，似昆刀切玉；运笔劲折，斩钉截铁。与东汉其他碑刻相比另具一番气象。在隶书的形成过程中，笔法由圆变方，此碑是汉隶方笔系统的代表作，起笔方折宽厚，转角方圆兼备。行笔阔笔直书，笔势直拓奔放，力量感表现极为强烈，使得线条极具抒情性。其线条质感老辣坚实，蕴藏丰富，一点一画都是情感表现的载体。此碑在线条的构成上强调积点成线，使每个点步步为营，都注入了一定的力量。
其线条的组合规律别具特色，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粗细相间，变化微妙。在《张迁碑》中，线条的粗细对比非常地醒目强烈,且随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粗线条显得粗犷有力，厚实奔放,细线条显得含蓄深沉，内敛雄浑。在整体上一般以较长的粗线条为主，较短的细线条为辅,然两者相辅相成，极为自然。
二、直曲结合，方劲沉着。《张迁碑》的线条多平直朴实，沉着痛快，方折意味浓厚。清孙承泽评云：“书法方整尔雅，汉石中不多见者。”不过，在平直的线条为主的情况下，也结合一些圆转的笔调。如作品中的“一波三折”以及转折处的一笔带过就很明显。但两者相互并存，变化也就显得非常细微。
《张迁碑》的结构布局也颇有特色，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扁平匀称，端庄大方。此碑在体态上多取横势，字形以扁平为主，同时以长、方为辅，风貌古朴。在横向上比较开张，纵向上则较为收敛，而长和方的体态则是根据笔画的繁简而产生的，在整体布局上，起着协调变化的作用。
二、错综揖让，生动丰富。每个字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之间形成的关系非常谐和，讲究相互交错穿插，使每个部分都成为具有生命力的个体，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变化极为丰富。
三、复杂的空间对比。由于线条之间的穿插组合，《张迁碑》中的空间分割关系变得错综复杂，对比也就异常地强烈；它有多种形式存在，如“兴”字的左右对称，“为”字的上紧下松，“善”字的上松下紧，“铭”字的左疏右密，“勋”字的左密右疏等等，真正做到密不容针、疏可走马，使矛盾得以调和，可见其空间对比是较为丰富多彩的。
三、《西狭颂》与《张迁碑》的比较
《张迁碑》是碑刻隶书，而《西狭颂》是摩崖石刻隶书，虽然它们的表现载体不同，但是它们属于同一时期的隶书作品，《西狭颂》比《张迁碑》早仅15年时间，而且它们所表现的内容都是为某人歌功颂德。中国自古有敬祖、祭祖的习惯，通过祭祖的方式，乞求祖先的保佑，不仅如此，各个姓氏家族都有族谱，记载着自己家族各代的业绩，后人则从祖先那里袭荫了无限的光荣。封建帝制以“忠孝”治国，孔子的“忠君”、“孝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从政治到日常生活无不渗透。 百姓都讲“孝”，为的是能“举孝廉”做官，所以东汉时为死者树碑之风灼热，《西狭颂》与《张迁碑》都是很好的例子。
清杨守敬《平碑记》云：“篆书体多长，此额独扁，亦一格也。碑阴尤明晰，而其用笔已开魏晋风气，此源始于《西狭颂》，流为‘黄初三碑’(《上尊号奏》、《受禅表》、《孔羡碑》)三折刀头，再变为北魏真书《始平公》等碑。”它讲到《张迁碑》之用笔源于《西狭颂》。
《西狭颂》简淡古质，浑然天成，用笔方圆兼施，极富变化，且带篆意；行气整穆，章法茂密，古逸浑穆，雄伟壮观。《张迁碑》浑厚方折，朴茂端严，为汉碑中方整类的代表。用笔以方为主兼用圆笔，笔画端正，笔致朴质古拙，遒劲灵动，多有变化。近人蒋文光评《西狭颂》云：“结字方整挺健，端庄稳重，以及行气整肃的特点，与《张迁碑》相近。”讲到两者的用笔我们可以看出，它们都是用方圆结合的笔法。从书法史的发展角度来看，东汉隶书是从秦代的篆书发展而来，《西狭颂》、《张迁碑》都属于从篆书到隶书发展的中间阶段，不是很成熟的隶书作品，那么它们所表现的笔法也就是兼含篆书和隶书的笔法，也就是方中带圆，圆中有方。《西狭颂》要比《张迁碑》早15年时间，也就是说，《西狭颂》是篆书到隶书发展的稍早作品，其笔法也就比《张迁碑》的笔法圆转的东西要多。随着发展，《张迁碑》已向新隶靠近，改了大量的圆笔为方笔。所以说在同一历史时期，《张迁碑》就是《西狭颂》的发展轨迹的表现，而《张迁碑》的笔法、风格就是从《西狭颂》中发展而来。
从《西狭颂》与《张迁碑》中字的结构来看，《张迁碑》中有好多的字与《西狭颂》中的字如出一辙，如“爱”、“不”等字。而且两者的偏旁部首有很多相同之处，如《张迁碑》中的“阳”字的左耳旁“阝”与《西狭颂》中的“阳”字的左耳旁“阝”相同，《张迁碑》中的“诗”字与《西狭颂》中的“诗”字“言”旁相同，《张迁碑》中的“云”字与《西狭颂》中的“露”字的“雨”字头相同等。但是《张迁碑》与《西狭颂》还有很多的不同之处，如《张迁碑》中的“之”字与《西狭颂》中的“之”字有很大的不同，《张迁碑》的“之”字是篆书的写法，而《西狭颂》中的“之”字是隶书的写法；《西狭颂》中的“缘”字的“丝”旁是篆书的写法，而《张迁碑》的“细”字的“丝”旁是隶书的写法；《张迁碑》中“惟”字的竖心旁是隶书的写法，而《西狭颂》中的“惟”字的竖心旁是篆书的写法（见附表一）。
从对《西狭颂》、《张迁碑》的研究和比较可以看出《张迁碑》和《西狭颂》有着共同的特点就是方圆结合，古逸浑穆。由于同在一个历史发展时期，它们之间的或多或少的联系，证明它们有着微妙的关联，就是《张迁碑》源于《西狭颂》。两者为后来的隶书发展做出很好的榜样和推动作用，是中国书法史上伟大的隶书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