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国姗姗来迟的春天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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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的地方叫伦敦，乍一看一定会误以为是英国的首都，就连爱丽丝・门罗在小说里提到它，也得解释一番。它位于加拿大的安大略省，被誉为森林城市，植被繁茂，空气清新，若在北京居住过，定是以为来到了天堂。伦敦这个地名的来历也不难想到，是英国在加国殖民时期，想把这个地方作为首都，每一条街道每一条河流的名字都照搬伦敦，于是在这里可以听到泰晤士河、牛津这样的字眼。
伦敦是个小城镇，若不是西大所在地，恐怕顶着这样的名字很容易被人遗忘。西大全名西安大略大学，是加拿大排名前三的大学，最有名的是Ivey商学院，听说毕业生都是被美国各大公司抢着要的。我在学校辅修金融，主业还是英语文学。我所在的休伦学院附属于西大，历史最为悠久，成立于1863年，是西大的前身。休伦学院学生少教授充裕，实行小班教学。文科类学科很强势，尤其是神学，图书馆对门就是一个教堂，我每天早上穿过教堂去图书馆或教室，一不小心就能碰到身材庞大的主教，听到教堂传来的祷告和圣音。
安大略的门罗与劳伦斯
两周多的寒假，我一个人在大房子里读第二学期的必读阅读材料。艾丽丝・门罗的《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劳伦斯・希尔的《黑人之书》。门罗的语言平实但精致，不温不火地讲着一个个生活小故事，一个小女孩从生活中学到成人世界的规则而渐渐改变，就像伦敦的天气，眼前总是一片雪白，可是一眼瞟到天气牌，零下三十度已跃升到零下五度，才得知，这已经是春天。一位食堂阿姨在三月的下旬兴奋地对我说：“听说今天是冬天的最后一天，明天将是春暖花开！”她说她在后厨跳起了舞步，虽然外面仍然刮着永不歇息的刺骨的风。
门罗和劳伦斯都是安大略本地人，他们的描述常让我想象一个小木屋，外面是不密集的枫树林，弥漫着清晨清冷的雾气，对面是风拂过的冰面，底下暗流涌动。几只天鹅刚从南边飞回来，伸长脖子呆望远方，时而低头搜寻地上遗留的食物。木屋有一个烟囱，不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工厂烟囱，也不是那些饱受苦难的孩子被迫要扫的烟囱。烟气和枫浆煎饼的香味袅袅升起。作家们应该就住在这样的木屋，静静地写作，就像我时常记得的加拿大印象，安静，慢节奏，一个人的生活。洒几方阳光就能催起睡意。
于是我看着小说，停停断断。
我的外国老师
文学老师皮特先生特征明显，腆着大肚子，但是肚子以上却是胖瘦刚好。头发略长，三七分，已是银白，若是戴上一顶英国绅士的帽子，一定十分适合。他常穿一件休闲版的西服，手插在裤袋，慢慢地走，看上去居然有几分轻巧。
皮特先生是个典型的拒绝科技者，上课从来不用PPT，只是拿着文本，或放在讲台上，第一句话开始就进入了正题。作业也都要求亲自上交，不准通过电脑邮件。他时常恼怒上一个教授留下来的，开着的电脑和投影屏幕，他数次叫学生提醒那个教授却无济于事。他愤愤地说：“你们说我是不是应该把他堵在门口，然后叫他把这些玩意儿关了呢，这样会不会显得我很无情呢？”自那以后，总有学生在他进教室前主动把所有电子设备都关了。
“我料想你们一定还没读完小说吧，我问的问题都回答不上来嘛。你们的未来在你们自己手中，不是我手中。我可是这个学期就要退休的人啦，我的未来嘛……退休以后把自己灌醉至死吧。”他总是这样半戏谑半批评的口气，大家哈哈笑了以后都会乖乖把书读完，无论是大部头还是精致的小短篇。
皮特先生在英国土生土长，对莎士比亚了如指掌，仿佛他们同在一个时代生活过。他推崇和莎翁大致同时期的约翰・丹，一个玄学派诗人，也欣赏自称比莎翁厉害的诗人本・约翰生。同学们料到他会在期中考试中把这两人的诗搬出来，都早早地准备好了。
皮特先生的夫人是我的写作老师特瑞莎女士。他们俩真是天作之合，有一个儿子也是大学的日本电影教授，总体来说全家都是教授级，文学功底深厚，说英语就像唱着美妙的歌。他们夫妇都会五种语言，十分让人羡慕。皮特先生有时在文学课上会谈论某部电影，分析剧情和人物；特瑞莎女士有时则在写作课上大谈戏剧，娓娓道来。他们让我相信文学和艺术是互通的，一部电影，一幅画作，一场戏剧或一首歌，若是欣赏到泪流满面并能准确把握其精妙之处，即是得到此间精髓了。
教法语的戴安娜老师是四国混血，金黄发亮的头发，蓝眼睛，额头有些皱纹。她的法语口音十分纯正。上课前，我担心自己的零基础跟不上这里或多或少都学过些的本地人，发了一封邮件请求老师关照。没想到自此戴安娜老师每次课后都给我开小灶，美名为法语发音俱乐部，其实只有我和另一个好学的本地生Kassandra每次都参加，还有另一个中国学生参加，不过后来没有坚持下来。
戴安娜好像习惯了学生对语言学习的慵懒，却从未减弱教法语的热情，即使教室里只坐着零零散散的个位数。这里的学生大多将语言学习当作兴趣课或者拿学分的好选择，因为相对简单轻松，于是经常有逃课的情况，与北语氛围大不相同。戴安娜为挽留学生，隔三差五地发精美的巧克力奖励出勤，或者放法语歌曲，在课上自我陶醉。对于我这个下决心学好法语的学生，她甚是惊喜，总是笑吟吟耐心至极。
虽然在我看来缺席的情况有些令人沮丧，但戴安娜总能沉浸在教书的快乐中。临近期末，她家里出了事故，停了两周课。我常记起她的面庞，一个字一个字教我发音的耐心，让我在异国他乡感到温暖。
我的各国同学
蓝色是染上去的，她是新加坡华人，南洋理工历史系的，也是交换生，大致能流利地用中文交流。我除了课上与一群白人探讨文学，和队友打打球，空余时间都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交换生度过。蓝发女孩的头发在第一天就吸引了我，我觉出她有极强的个性，我说：“我喜欢你的头发。”她总能制订出不误学习又可尽兴玩乐的方案。她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有时候说话不顾别人的感受，但是有时候也会让人莫名感动，例如某天被两场考试碾轧后，她说了一句“你可以的”。或许我只对别人的好意敏感，以至于后来她与我突然闹翻，我却全无一丝先兆的察觉。我性格温和，不喜欢和人闹翻，虽然有些遗憾但是心中对她并无反感。蓝发女孩，像一颗蓝宝石，美丽而刺眼。
当然我所接触的留学生大多没有像她一样张扬的个性。他们大多规规矩矩地上着每一堂熟悉的或陌生的课，就像东财的那帮孩子，总是浩浩荡荡十个人占了半个教室。我曾经遇到另一个和东财的孩子一起上课的新加坡人，她对我的只有一个亚洲人的文学课满心羡慕，因为她来加拿大是想感受和西方人在一起的课堂氛围，而她如今的课堂里一半是中国人，和在新加坡无异。
Yukiho来自京都外国语大学，学世界研究这宏大的专业，有着我听到的最好的日式英语，活泼开朗。认识她是在机场等接机老师的时候，闲着无事我尝试说着学了一年半的蹩脚日语，她就十分好奇惊喜地听着。会说一个国家的语言是认识这个国家的人最快捷的方式，很快我们就熟了。她有个同伴一起来交换，叫Mayi，日文名中的汉字是野牧舞。Mayi是历史系的，但选了一门儿童文学。日本同学的英文水平在交换生中是不好的一档，但他们个个态度认真，一丝不苟。我时常在图书馆撞见他们，昏黄的灯光照着书本和他们疲倦而皱着眉头的脸。日本同学举手投足间都透出沉稳和谨慎。一次课堂上，Yukiho的手提电脑因为连上公共网络跳出安全警告。这安全警告在中国学生看来稀松平常，按掉关闭键即可。可是Yukiho急了，满心疑惑地看着电脑，摸索了好久仍然不敢点下鼠标。我和另一个中国学生在一旁支吾着日语和英语，劝她尽可以放心使用，她使劲摇着头，半天说不出一个字，双唇紧闭，脸色惨白。最后她还是果断关掉电脑，一副大难临头的模样，小心翼翼地把电脑整理好，轻轻放进一尘不染的电脑包，然后饱含歉意地用起了老师的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