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汉》:现代性问题的寓言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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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硬汉》是一部寓言电影。主人公老三是一个寓言符号，老三笃信自己是为消灭社会邪恶而存在的一种力量，并积极寻找机会表现自己的故事，寄予了创作者对社会现代性问题的辩证反思。艺术表现手法的成功，则使影片获得了消费可能性。这是一部艺术性和消费性双具的影片。
《硬汉》被很多媒体誉为2008年“最具风格”的电影之一，特别是其“‘笑’果不凡。”他们称赞影片“各位主演演绎了不同的硬汉故事”。我以为媒体的观点太趋奉市场而几乎忽略了影片的核心意蕴。《硬汉》并不完全是一部写实影片，它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其意蕴更是寓言式的。
一
《硬汉》塑造了一个理想主义的人物，讲述了一个非现实的故事。这是理解影片内容的前提。
老三是个被提纯了的文化符号，寄予着创作主体的自觉。他智商不高，尤其是心地单纯得一塌糊涂。每天在家只做一件事――苦练功夫；每次出门只为一个目的――打击坏人。他崇拜偶像，虔诚地向往纯净的世界，并坚信自己是“为了消灭邪恶而存在的” “一种力量”。
这样的“力量”――他，抽离于现实之外，却倾注到现实当中，这是影片中各种冲突发生的贯穿性力量之来源。他喜欢自己的女朋友，但却不知道如何给她珍爱，无法带给她安全感和稳定感。他嫉恶如仇，视一切坏人为自己不共戴天的敌人，但他却只知道采取以暴制暴的个人主义方式，这使他行走在黑白两道之间，而黑白双方都不能接受他。他是高度理性化社会中的异类，但他却以极端感性的方式跨越了理性无法到达的彼岸。他极其个人，却无私无畏，无时无刻不在为社会团体和他人着想。他不聪明乖巧，行为方式也笨拙，脑子里就只一根筋，却比任何人都更专注，更投入，结果使得他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好些所谓的聪明人和优秀分子的能力。他毫无幽默感，却认真地制造了很多笑料。他不怕成为别人眼中的笑柄和社会的异类，是一个永远一条道走到黑的偏执狂。
这样一个智商不高的人，同样很难理性地生活和行动。他只执着地活在自己的内心中和有限的世界里，依据自己的直觉理解和好恶判断是非，采取打击行动，而很难领会他人的意图，依循社会的规则。小偷教小孩做贼，他打。他们骗他说，以后不这样了，明天就送小孩上学去。他深信不疑，原谅了他们。警察批评他打人不对： “你以为你把他们打了，他们以后就不做坏人了吗?”他的回答是：“哦……我懂了，我应该把他们的膝盖打折，这样，他们以后就当不了坏人了。”令人哭笑不得。女朋友暗示需要他的爱：“把你的红缨枪给我…”。他没有听懂，以为要他的宝贝，吓得撒腿就跑。本来是去应聘当武术教练的，却把人家的教练打扒了，自己的工作也黄了。
在个人与他人、现实的冲突中，影片关注点却是倾向于个人的，就是说，影片讲述了老三的经历和故事，但是价值观是趋向于他本人而非相反。这样，出离了塑造一个血肉丰满的典型性格和具体形象，人物成了一个寓意符号：单纯、执着、嫉恶如仇、武艺高强，还有不可缺少的运气、巧合与机遇。
我认为这类影片不必担心票房，主要理由就是基于这一点。这个人物符号切合了当今社会大众的心理渴望。当人们对现实无奈，对理性失望，对社会问题束手无策之际，总希望有一种非现实的力量、非理性的冲动、超社会的存在可以凭借，来发泄心中的不满，实现自己的愿望。老三就是这么一个边缘人。他没有群体归属，不寻求他人认同：他只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从不奢求保护；他不计后果，不讲策略，遇见坏人就打，抡起拳头就上：他见义勇为没有任何个人目的，比如金钱、名位、爱情。老三既不比形而下的人低俗，也不比形而上的人高尚。他就是他，既不上，也不下，却既能上，又能下。
因此，如果说，影片的“笑”果不错的话，那么这笑声既是给予老三的，又不完全是给他的。当老三无所顾虑的向那些坏人施展的正义的拳脚，恰好满足了观众内心对于和谐与安全的潜意识需要，是他们内心中自我愿望的镜像表达和实现。与其说《硬汉》的主角“老三”是一个类似“傻根”和“阿甘”的男人，不如说现代观众心理需要“傻根”、“阿甘”和“老三”，需要执着的男人，呼唤执着的硬汉精神。
二
人物的理想主义色彩之外，影片在主题方面则是寓言式的。它寓意着对现代社会的理解，探求解救当下社会现代性问题的药方。寄寓的方式和意味融化在人物、情节、故事等方方面面。 从人物来看，以老三最富于寓言意味。前面我们分析了老三并非一个现实性人物，他是寄予创作者理想的载体。他的性格特点是传统而革命的。老三是一个具有传统美德的男人，表现在他对正义和道义的执着追求。他坚信尘世间有一种正义的力量，并甘愿成为它的化身。他头脑简单，心地善良，临危不惧，甚至视死如归，不爱其躯。在与坏人的斗争中，他是最坚决、最无惧的。即使在博物馆里，自己深陷绝境的时候，他仍然以揭穿谎言为己任，而不以苟且保护自己为目的。
以老三为核心，影片中的诸多人物与他形成各种关系。部队政委与和他在一起的小男孩笑笑从正面烘托了他的品德，其他人物和他以一种相对复杂的关系存在。反面人物以国际级大盗阿龙为代表，他们的人生目的是金钱至上，这和老三构成对立关系。有人以“硬汉”为线将影片中出现的若干男人统统串联起来，统统归之为一类人，从而认为影片塑造了一群“硬汉”。我以为这不妥。影片着力塑造的就只有一个人，老三。其他人都与他因一种关系而存在，本身并无独立性。警察与老三是交叉关系，在惩恶扬善、维护社会正义方面，他们有共同性，但是他们也有不同的地方。警察代表政府，对犯罪分子依法实行，这是职业要求和法律需要。老三则从自己的感性判断出发，用个人的方式打击坏人。尽管他在影片中并没有错打好人，但他曾经被警察误认为是坏人，说明了他的行为还是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与现实理性的。也就是说，他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他的方式和效果是有问题的。这种人物关系的安排，寄托了创作主体的是非判断。同时，老三的曲折经历又间接地传达了创作者对这种性格和价值观的辩证理解。
故事情节层面贮满了文化寓言符号。老三，是正义、传统、执着、善良、单纯的化身。他最崇拜的偶像一个是民族英雄岳飞，一个是部队的政委，他身边只有一个好友，同样也是智障儿童的笑笑。他最酷爱的武器是红缨枪，每天习演的是宋朝武术。他用红缨枪和宋朝武术打击现代社会里的坏人。他追求理想为上，连爱情都无暇多顾。尤其是，他将打击坏人作为了自己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人生目的。从更深一层意义来理解，他斗争的目的只是斗争本身，没有掺杂外在的目的，是纯
之又纯的。这已经将他的行为抽象化了，本体化了，赋予了更高的意义和价值。他与偷盗、绑架等犯罪分子的对立成为影片的主要矛盾，这并不是个别的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冲突，而是两种价值观念符号之间的严重对立冲突。以阿龙为代表的犯罪分子，不顾道义和法律，采取非法手段，悍然要将他人财物掠为己有。因此，影片在传统道德和现代欲求的对恃中，表达了对现代性的反思。
我们可以把这种反思看作是影片为当下社会提供的一套解救药方，即对现代性问题某些方面的纠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对个性的崇仰，对追求个人价值的认可，人们在追求个人价值最大化，扩张个人欲望方面过度膨胀，出现了一些问题，致使社会价值标准和个人价值观纷纷发生了某种错位。特别是金钱观念侵蚀到了人的每一根神经，唯利是图成了某些人的唯一生活追求，直至发展到杀人犯罪侵掠抢劫等危害社会和他人的极端程度。这是现代性本身的矛盾。这时，老三出现了，以显著区别于他人的特点宣告了一个新的形象和观念的诞生。他对金钱观念、个人主义、名位利益等诸多现代概念不屑一顾。从他的个人装扮、语言表达、行为性质等等看来，他吸取了民族传统优良品质的精华，并融入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因素。老三是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体。
尽管影片对老三的姿态持赞赏态度，并保持着最终乐观心态，但是并非全盘盲目乐观和简单赞赏，而是表现了一种辩证的思考。这在影片中以叙述老三的曲折遭遇来表现。老三不但武装了代表传统文化符号的红缨枪，而且习演着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的武术，用它们来惩治现代坏人会怎么样呢?首先，它的方式出人意料，连犯罪分子都没有料到，观众也没有料到。其次，它是有效的。老三最后的胜利是最好的证明。再次，它取得胜利来之不易。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一方面说明了传统和主流的力量，另一方面说明了现代性顽疾的难以克服。总之，在处理现代性问题的过程中，除了借助于有效的资源之外，更需要现代人的努力和坚持。
三
仅仅有上述人物和主题的因素，还很难使影片成为受观众喜爱的产品。人物的智障因素极容易使影片主题堕入人道主义关怀的窠臼，而主题的教化性质则容易使影片缺少娱乐感和观赏性，严重的还会酿成“票房毒药”。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影片的艺术表现手法是成功的。
首先是故事情节安排，制造了一种张力，非常抓人。本来，老三的线索和阿龙的线索是分开的，但是基于他们行为的内在对立性质，影片利用叙述之便巧妙地将他们缝合在一起，制造了故事情节的紧张和冲突，非常吸引眼球。可以说，这是一个讲述得比较成功的故事。在这条主线之外，老三和警察之间的交叉关系又构建了另一条故事线索。因为老三的个人主义打击方式同样是游离于正常法律程序之外的，所以他受到了警察的追逐和镇压。在前一条线索中，警察和老三是统一关系，他们共同对付阿龙这类坏人：在后一条线索中，警察和老三是对立关系。这样，在警察、老三和阿龙之间，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对应关系，各派力量之间关系复杂，互相制肘，形成了搅缠的局面。警察逮捕了老三，大盗要对付警察。大盗炸毁警车的同时，老三逃脱了，大盗趁机偷盗。警察兵分两路，最后自顾不暇。大盗暂时得逞，老三重获自由，追击大盗。三者重新角逐。到博物馆搏斗时，警察依靠和老三结成的统一战线，才战胜对立面阿龙。在这种情况下，矛盾最终得到了有效解决。三条线索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直到最后才整合为两条，完成了整体叙事。
关于老三的职业和感情两条线索，在事实上是存在的，但不是影片叙述的重点。重点在老三自己，他常常混淆和模糊两者的关系。老三因此失去了小草。这样的叙事是成立的。它更重要的作用是突出老三的性格和现实的距离，丰富了影片的“笑”果。
其次，幽默手法，使其“笑”果不错。影片充分利用了老三智障的材料，制造幽默和笑料，用了假戏真做、答非所问、顺水推舟、制造反差等等方法。例如三人传手机，抖开了两个包袱，一是舍友把自己被关押说成正在出差，把不能打抢说成不想打抢的语言幽默。二是三人传递空气手机和阿龙机智回答的表演幽默。还有老三在健身房出手打教练，也有两个包袱，一是老三主动对教练说“你……你打我”，当教练一拳袭过来时，老三一挡，一踢，教练应声倒地。二是他走出门口时还不忘结结巴巴的跟笑笑炫耀：“他……他没有反抗，他要是反抗，我还有一招。”说完老三用自己健壮的手肘往下一劈，吐出四个字：“非死即残!”答非所问，比如说，阿龙问老三克敌制胜用什么枪，老三说红缨枪。小草和老三洗鸳鸯浴，小草说要他的红缨枪，吓得老三赶紧撒腿跑回家。警察批评老三打人不对：“你以为你把他们打了，他们以后就不做坏人了吗?”老三恍然大悟，回答：“哦……我懂了，我应该把他们的膝盖打折，这样，他们以后就当不了坏人了。”
随着文化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国电影正在为民族电影事业的辉煌做着不懈的努力。中国艺术家必须拍出有一定艺术高度，同时又经得起市场检验，受大众欢迎的佳作来。走市场和走艺术都无可厚非。王晶说：“什么赚钱，我就拍什么。”这也未尝不是一种可以接纳的创作心态。从冯氏幽默到近年来几部方言幽默电影的结果来看，幽默确实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消费符号。但总的来说，它们的幽默艺术水平有限，远远够不上经典。冯氏幽默有语言过剩之弊，《疯狂的石头》、《我是刘跃进》等影片，幽默太依赖方言，故事本身的挖掘不够。《硬汉》的突破在于它对故事的经营比较好，故事本身制造的“笑”果又能够巧妙地溶于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之中，同时又能够彰显寓意，使形式和内容有机结合，消费性和艺术性同时实现，又提供了一种新的探索。只有这样对中国电影做各方面的比较思考，我们期望的中国电影的明天才会更早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