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焯:梦里无家归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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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四大家之一郑文焯以词籍校勘而名闻天下。龙榆生曾整理过郑氏的词学文献，名为《大鹤山人词话》。后唐圭璋先生将《大鹤山人词话》及时人辑录的郑文焯评词论词的材料编入《词话丛编》。龙、唐二位先生对郑氏词学文献的整理有大功于词苑，但是其整理仅为郑氏词学著述的一小部分。因此，对其词学文献的全面整理一直是有待继续的工程。孙克强与杨传庆辑校的《大鹤山人词话》（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的出版弥补了这一遗憾。

一

郑文焯一生致力于词，故其词学文献颇多。此次辑校的郑氏词学文献不仅数量丰富，而且样式众多。从数量看，此次辑校的郑氏词学文献数量颇丰，仅第一部分“词集批校”就达九种，批语更是达420余条，如此庞大的数据，在整个词话史上亦令人叹为观止。从词学批评样式看，新版《大鹤山人词话》几乎涵括了词学批评的所有样式 ：词集批校、往来书信、序跋、书目录要、版本考证、词乐探析等，可见郑氏于词学专攻之力与辑者之功。

郑氏游历甚广，且对词集随得随批，批后多为流散，这无疑增加了辑者寻找文献的难度。从本书前言的介绍来看，郑氏的词学文献来源于中国社科院、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社会科学院、嘉兴图书馆等南北多地，还有一些材料来源于台湾与日本。

且此次辑校的文献中，有相当数量为首次披露。如郑氏批校的《花间集》，原稿本已佚，此本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有引录，现存为徐o邵武徐氏丛书过录本，藏于上海图书馆。再如郑氏批校的成肇《唐五代词选》，此书被日本学者桥川时雄购得，辑者得到日本学人的帮助将这一材料收入书中。

二

晚清四大家之时，传统词学进入全面总结期。作为传统词学研究的殿军郑文焯，其词学文献体现他对词体深刻的理解。从以前发现的郑氏词学文献来看，数量与种类已是不少，很多学者也注意到了他在词学史上的价值。但是，近些年来，对郑氏的研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究其原因，主要是旧文献已经熟透，而新文献尚待发掘。新辑《大鹤山人词话》的适时推出，无疑令清词研究界眼前豁然。

新辑《大鹤山人词话》披露的新文献必将推进对郑文焯研究的深入。如学界对郑文焯激赏柳永词还无人考察。而柳永作为宋词一大家，本身就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词人，其在词学史上的地位更是被争论了一千多年。从新辑录的批校《乐章集》与后面所辑录的书信来看，我们可以看到郑文焯对柳永词的态度。郑氏与夏赦值氖樾胖刑岬剑骸氨彼未手深美，其高健在骨，空灵在神。而意内言外，仍出以幽窈咏叹之情。故耆卿、美成并以苍浑造端，莫究其托谕之旨，卒令人读之歌哭出地，如怨如慕，可兴可观，有触之当前即是者，正以委屈形容所得感人深者也。”郑氏将柳永与周邦彦放在同一地位进行评论。在此之前，词学家多认为其词鄙俚尘下，更无人敢把二人相提并论。郑氏在批校《乐章集》又论道“耆卿词以属景切情，绸缪婉转，百变不穷，自是北宋倚声家妍手，其骨气高健，神韵疏宕，实惟清真能颉颃。盖自南唐二主及正中后，得体之正者，独《乐章集》可谓专诣矣。”郑氏用骨、骨气、苍浑、空灵、高健、神韵等传统诗学的范畴来评价柳永词，可见郑氏对柳词之激赏。

再如，郑文焯在自评词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至情至性的词人作为遗老的痛苦心态。郑氏很多“自评词”记录了创作背景、创作心态，有些还记录了创作时间与创作本事，这些是深入认识郑文焯创作背景、创作心境的最宝贵材料。例如，其《苕雅》稿本〔念奴娇〕《己酉除夕》词，本身写的比较隐晦，郑文焯自注云：

唐人除夕诗惟孟浩然“守岁家家应未卧，相思那得梦魂来。”最为凄异，较之“梦里有家归未得”及“梦里还家不当归”之句意制新警多已，然皆梦中有家，但愁家无梦到。今余所悲乃垂老无家，即有梦亦归不得也。疆村以为怆恍，未经人道，所谓苦言切句，不假雕润，能自迥出者矣。附记。

再：此词过片数语极身世凉凉之感，何意以词客老耶？

通过郑氏自注不难得知，郑氏身虽久栖江南富庶之地，但是其心神始终无所皈依，故而在除夕之夜出现了强烈的无家可归的悲苦之感。郑自注让我们看到了鼎革之际满清遗民忧国之情，直有诗史之概。这样经典的自注还很多，但由于《词话丛编》本收录很少，研究者们也很少关注这些自评词的真正价值。

我们都知道郑文焯在词籍校勘上的成就，但是，郑文焯在词学文献上的贡献远不止于此。比如郑氏的版本考订功夫亦了得，如他对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版本的考察即是极佳例证。《白石道人歌曲》为宋人词集版本最繁者，自宋至晚清，其版本流变颇为混乱，郑文焯在详考白石词各种版本之后，最终将清人楼敬思藏元人陶宗仪钞本《白石道人歌曲》在清代的流传脉络清晰揭示出来，并进一步确认江炳炎钞本、陆钟辉刻本、张奕枢刻本同出楼氏传钞，为同源之本。之后夏承焘先生对白石词版本进行更加细致深入考察，得出结论与郑氏完全相符。

可见，若不是此次对郑文焯的词学文献重新进行辑校编订，我们对郑文焯的研究仍会处于停滞状态，郑文焯作为晚清四大家的真正价值也不会得到全面的揭示，我们也就很难给郑文焯一个客观、公正的历史定位。

三

孙克强先生以治词而闻名，理论与文献的结合是他治词的最大特点，《大鹤山人词话》肯定也不会仅仅停留于重新辑录整理文献。

从《前言》部分来看，论者系统而深刻地分析了郑文焯在词学理论、词律、词籍校勘等方面的成就。如学界公认郑文焯词学理论的核心是“清空寄托说”，但对这个理论的内涵没有统一的认定。论者则从清代词学发展历程的背景深入考察，认为浙西词派在强调词要“清空”过程中，一味求雅，而使词作缺乏感情。而常州张惠言等人看到浙西词派的襞积，便刻意采用汉儒解《诗》手法来抬高词体，此举又矫枉过正。后虽经周济等人加以修改、完善，但先天形成的弊端并未祛除。论者认为郑文焯则兼取两派之精华，最终形成了著名的“清空寄托”说。论者最后总结“清空寄托说”的内涵为：“没有留下任何解索标记的寄托，是出于空灵、苍浑的寄托，令人为所感而不知何以为感，所以感人至深”的艺术臻境。这无疑是对“清空寄托说”更深刻的阐释，论者的理论功夫可见一斑。

再如对郑氏“不在韵而在声”理论的解说。郑文焯以“精声律”而闻名，其声律论被学界公认为最为系统与严密。郑氏提出“不在韵而在声”的理论，并没有进行详细解说，故虽只有六字，但学者争论不休，一直没有定论。论者则从词体发展的角度出发，认为宋末元初之时，词与乐虽已分离，但“词体与音乐所形成的先天联系，使词体的语言形式带有音乐因素，尤其在词体的格律、音韵、声调、用韵等方面，无不打上了音乐的烙印。”正基于此，《前言》总结郑氏“不在韵”的内涵是：“韵虽词情，依永和声，自然安排”，过分地强调词韵只会造成词体的不合音乐性；“而在声”则是郑文焯强调了平、上、去、入四声的音乐性。这种从词体本身出发并经过深入辨析而得出的结论，肯定对我们从词体内部发掘宋词特征大有裨益。

纸香墨飞，掩卷耽思，郑文焯气韵生动地站立面前，严肃而不乏亲切。这种立体而生动的形象，正是辑者不辞辛苦搜集材料、苦思精会其材料的深刻内涵而成。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