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窈窕淑女》与《公子多情》之间的文本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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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巧莉，女，河南商丘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戏剧影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影视文化研究。

电影《窈窕淑女》是美国华纳公司1964年出品的一部歌舞电影，也是著名演员奥黛丽・赫本的成名作之一，该电影荣获当年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导演、最佳摄影等多项奥斯卡奖，成为电影史上比较经典的影片之一。电影讲述的故事是一个语言粗俗的卖花姑娘伊莉在语言学家希金斯的调教下，熟练掌握了上流社会的语言习惯并在希腊大使举办的招待会上表现出众，以优雅高贵的仪态征服了在场的所有观众。这是一个通过来自他者的“调教”而发生的“喜鹊飞上枝头变凤凰”的故事，是《窈窕淑女》对灰姑娘故事的电影化演绎，这种演绎在叙事结构上简单明了，并成功融合了歌舞、喜剧等多种元素，再加上电影出品后获得的各种褒奖与殊荣，《窈窕淑女》在使自己成为经典范本的同时还影响了无数后来电影作品的创作。周润发主演的《公子多情》就是一部具有类似特征的电影，由于这部电影同样融汇了多种艺术元素，在故事架构、风格、文化惯性等方面都可以与《窈窕淑女》形成别有意味的文本对照，因此，本文就以《窈窕淑女》与其衍生版本之一的《公子多情》进行对比分析。

一、故事情节的相似性

《公子多情》讲述的是偷渡来港的前进发一心想发财，误打误撞认识了被美女Lychee戏弄的富商施头，施头为了报仇，将前进发送到模特儿导师Antia那里训练后，很快成了一名出色的社交公子，在总督举办的慈善晚会上表现出色，并如施头设想的那样报复了Lychee。《窈窕淑女》与《公子多情》两部电影从出品的时间、地域、文化风俗等方面都相去甚远，它们在故事情节上却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比如在主角的出身上，伊莉莎是一个身世悲苦的卖花姑娘，前进发是一个衣食无着的偷渡客；在取得“被调教”机会上，伊莉莎一开始厌恶希金斯而不愿接受调教，后来在希金斯朋友皮克林的帮助下主动接受改变，前进发最初也因为Antia的嘲笑而赌气离开，随后却因为生计问题而在施头的资助下主动回来接受训练；在被调教的过程中，两部电影的主角都经历了从被动改变到主动努力的过程，两人改造过程中都有语言、谈吐环节的训练，伊莉莎被希金斯的一帮女仆七手八脚地洗澡换衣的场面与前进发被几个壮汉按住搓澡的场面更是极度相似；而在最重要的高潮段落中，伊莉莎出席的是希腊大使的招待会，在与一个惯于察言观色、识别人身份的男子一番周旋后，伊莉莎成功通过测试，被判定为身份高贵的公主或王妃而在招待会上大放光彩，而前进发参加的是总督的慈善晚宴，在晚宴上同样遇到了一个主攻行为学的富商船长的盘问，并误打误撞地被判定为华人富商子嗣，并以极其蹩脚的话语赢得了总督的青睐与赞赏。而在关键情节上，《窈窕淑女》中的伊莉莎在与教授希金斯的相处过程中日久生情，双方从相互厌恶到互生好感；《公子多情》中的前进发在与Antia相处的过程中也是互生情愫，由彼此嫌恶走向了热烈的爱情，即两部电影呈现的都是异性之间的调教与被调教以及经过调教之后两者之间的爱慕。

二、调教的梦幻特质

《窈窕淑女》与《公子多情》一个是以女性为主角的故事版本，一个是以男性为主体的故事架构，但两者都是围绕“调教”而展开的电影叙事，“调教”在电影中均被赋予了某种神话特质。在《窈窕淑女》中，尽管占据重要叙事成分的语言的确关涉人物的身份，不同的社会群体在语言习惯上有着不小的分别，上流社会的人群往往倾向于使用优雅、繁复的词句，而下层社会的人群通常更喜欢使用简单、实用甚至粗俗的词句。但是，语言习惯并非天生所有，它是一个人的后天习得，一旦形成就会产生某种稳定性，因此，妄图通过改变人物的语言习惯而在短时间内使一个人发生脱胎换骨的改变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窈窕淑女》中，伊莉莎在希金斯的调教下很快（尽管电影影像也部分展现了这一过程实现的不易）摆脱了粗俗的语言习惯，甚至连她原本尖利刺耳的声调都发生了改变；在《公子多情》中，前进发仅仅通过一段绕口令就改掉了自己的大陆口音，再融合几个简单的英文单词就成功混迹于上流社会。两部电影都规避了最一般的社会常理，尽管现实社会中可能不乏下层社会之人通过改变语言习惯成功进入上层社会的事例，但是限于两部影片中人物最初身份与调教时间的设定，电影中呈现的“成功蜕变”还是充满了梦幻特质。也许作为造梦机器的电影艺术本身就是为了给观众制造瑰丽的梦境，而不是对现实生活循规蹈矩般的复制，在电影制造出来的梦境中，一切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伊莉莎与前进发原本的卑微身份以及紧迫的调教时间反而使得两人最后在上流社会的公开现身变得更加华丽与激动人心，大多属于普通人的观众看到这种情景都会情不自禁地产生情感代入感，在自我想象中激活内心潜存的“灰姑娘心结”，获得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某种短暂的替代式满足。

三、歧视与嘲讽机制的融入

《窈窕淑女》与《公子多情》中人物身份的华丽转身首先是建构在对某种群体的歧视基础上的。在《窈窕淑女》中，伊莉莎精明的自我推销与尖利的嗓音遭到了希金斯的尖刻嘲讽；在她接受希金斯调教的过程中，希金斯更是大男子主义地表现了对伊莉莎作为下层人士与女性两重身份的嘲讽，比如，经常用各种动物的声音形容伊莉莎的发声，不称呼伊莉莎的名字，而是用“woman”代替；电影还通过对伊莉莎贪财父亲与洞穴般群居场所的表现暗喻了创作者对底层社会的歧视。同样地，在《公子多情》中，影片不仅通过某些上流社会人物之口嘲讽了前进发的底层身份，而且通过前进发的偷渡行为与他过分呆傻的性格、伙伴对他的欺骗与贪图享乐、前进发与两个伙伴生硬的普通话与杂耍式的身体语言等环节表现出对大陆人的公开歧视。创作者们这种“歧视”态度的植入，是为了有意在开始降低人物的出身，以衬托调教后变身的华丽，但是，为了在电影的叙事逻辑中实现这种转变，一方面需要突出调教的梦幻特质，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对上流社会进行某种嘲讽，以此为主角人物降低上流社会的准入门槛。比如在两部电影中都通过一个善于识别人身份的上流人士对主角展开了测验，但是这种测验不仅简单，而且结果都是被成功迷惑。另外，两部电影中都设置了一些被丑化的符号化上流人士，比如《窈窕淑女》中故作姿态的上层男女，《公子多情》中道德败坏的富家女。歧视与嘲讽机制的双重融入共同缔造了调教神话的产生，但是，这些歧视与嘲讽看起来不那么令人生厌的原因是两部影片都融合了喜剧元素，尽管一个是高雅的喜剧，一个是低俗的喜剧。另外，奥黛丽・赫本与周润发作为演员本身的气质也有助于稀释歧视与嘲讽给人带来的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