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盛魁旅蒙驼队踏出草原丝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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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盛魁是清朝康熙年间在归化城开业的旅蒙商号，在当时可谓声名显赫。在经历了三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后，大盛魁商号遗址依然顽强地矗立在繁华的都市之中。

走进高大宏伟的大红门，一座长方形的大庭院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正对大门的是一座重新修缮过的小二楼，院子两侧是整齐的大瓦房，院子南侧和东侧的屋顶铺着红色的瓦，显然是重新翻修的。

大盛魁的由来

说到大盛魁的由来还有一段诱人的传说。康熙末年一个除夕夜，在杀虎口的一个草房里，3个山西商人正在为经营惨淡的草料行而愁眉不展，他们是山西太谷县人王相卿和祁县人张杰、史大学。

这3个人曾经挑着担子为康熙的西征大军送过军粮。战争结束后，王相卿、张杰、史大学就在杀虎口开了一家小小的草料行，可是生意非常萧条，生活难以为继。

这年除夕夜，他们悲慽地围着砂锅喝稀粥。这时，一个蒙古族牧民拉着两峰满载驮子的骆驼前来投宿。他们看到这个牧民又饥又渴，就把锅里最后的一碗稀粥盛给牧民吃，然后帮助牧民卸下驮子便睡去了。第二天一大早，这位牧民丢下驮子不见了踪影。

过了年后，他们四处寻找这位牧民，仍然没有结果。于是，3个人便打开了牧民丢下的驮子。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驮子里装满了闪着白光的银元宝。3个人一商量，决定用这些银元宝做股本到草原牧区做买卖，然后每3年结账的时候把这个牧民的红利记入万金账。后来，这3个人逐渐成为内蒙古最富有的旅蒙商人。

据了解，直到大盛魁关门歇业的那一天，它的万金账上仍然记着一笔“财神股”的本金和利息。这个故事在山西省一些古老的县城中广为流传，其真实性则由于时间的久远而无从考证了。

据史料记载，康熙年间，的确有山西商人王相卿、张杰、史大学3个人随着抚远大将军费古扬的军队，担负采购牛羊等军用品的任务。

1696年，康熙征服噶尔丹部以后，驻扎着清军的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地区分别被称为前营和后营，这里需要大批商家为其生活服务。得到清政府的批准，3个山西商人便在前营设立了大盛魁总号，在后营和归化城分别设立了大盛魁分号，经营范围逐步扩大。后来，除了供给军需物资外，大盛魁还承揽了外蒙古100多个和硕（旗）的王公进京纳贡等业务。

大约到乾隆年间，大盛魁领到了清政府颁发的龙票。咸丰年间，大盛魁的总号迁驻归化城。

道光年间，清政府又把征缴驿站费的业务包给大盛魁。从此，大盛魁的利润、资本积累逐年增加，经营规模逐渐扩大，最终发展成为一个采、产、供、销自成体系的庞大的垄断性大型商业集团。

风雨百年话兴衰

大盛魁在极盛时期员工多达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2万头，活动地区包括喀尔喀四大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今乌兰巴托）、恰克图、内蒙古各盟旗、新疆乌鲁木齐、库车、伊犁和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其资本十分雄厚。甚至有人说，把大盛魁的资产折成50两重的银元宝，能铺一条从库伦到北京的公路。

大盛魁对购货、订货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凡购买大宗货，合价300两银子以下的，现银交易，不驳价，表示厚待相与（生意往来比较密切的客户）。但是如果客户货物价高货次，则永不再与之共事。大盛魁的这种做法名声在外，也就无人敢来欺诈。对于手工业品订货，凡是被大盛魁选中的手工业户，世代相传，从来不随便更换加工户。当手工业户资金短缺、周转困难时，大盛魁便为其借垫银两，予以扶持。这样，大盛魁就取得了对这些加工户手工业产品的优先购买权。大盛魁对客户每逢账期均予以宴请，表示厚待。

大盛魁历经二百余年而不衰，还有一条经验，就是有针对性地组织货源，并且采取灵活的营销方式。蒙古族牧民以肉食为主，喜欢饮砖茶，大盛魁便自设茶庄进行砖茶的加工，以满足牧民需要。牧民喜欢穿结实耐用的斜纹布，大盛魁便大量组织货源，满足供应，并将布料按照牧民的习惯，拉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由牧民任意选购。蒙古靴、马毡、木桶、木碗和奶茶壶等是牧民和喇嘛生活中的必需品，大盛魁便按照牧民和喇嘛的习惯要求，专门加工订做。因此牧民们只要看到是大盛魁的商品，都会争相购买。

蒙古族牧民过的是游牧生活，多分散居住。针对这种情况，大盛魁便采取流动贸易形式，组成骆驼商队，深入到牧民居住点去做买卖，这种上门服务的方式极大地方便了牧民。

商界有句谚语：“买卖赔与赚，行情占一半。”民国《太谷县志》序中称太谷商人“至持筹幄算，善亿屡中，讲信耐劳，尤为谷人特色，自有明迄于清之中叶，商贾之迹几遍行省”。?大盛魁商人能够“持筹幄算，善亿屡中”，与他们总是能够掌握正确的信息有关。他们获得市场信息的渠道有多种，当各地分号了解到市场信息后，便通过书函等形式，及时汇报总号，所以总号与分号之间一般是五日一函，三日一信，掌握地方的政治军事、工农业生产、市场以及政界人事变动等信息。

大盛魁的人身股份额大大超过了资本股份额，一半以上的利润分给了职工。这一做法，把职工个人利益、企业利益与财东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大盛魁商号极盛时期几乎垄断了蒙古牧区市场，蒙古的王公贵族大多数都是它的债务人。?清末，由于沙皇俄国在我国蒙古、新疆和东北地区的侵略活动不断增加，大盛魁的业务受到严重影响。后来，俄国革命成功，外蒙古独立，大盛魁又丧失了在这两个地方的商业资本和商业市场。加之大盛魁后期用人不当，一些掌柜挥霍浪费惊人，侵吞号款事件屡有发生。1929年，活跃于塞北二百余年的大盛魁商号终于宣告倒闭。

感受晋商精神

我们循着曲折的小巷寻找着古旧的小院。这个院落的主人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她叫高英爱，今年已经78岁了。

当年的情景老人仍然记忆犹新。山西人走西口来内蒙古也是为生活所迫。聊着聊着，老太太和我们说起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民歌《走西口》来，“那时候的人呀是没办法呀！”?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自然条件比较差。咸丰《汾阳县志》称：“晋省天寒地瘠，生物鲜少……人稠地狭，岁之年人，不过怵麦谷豆。此外，一切家常需要之物，皆从远省贩运而至。”在这种环境中走出来的山西商人，多能不畏艰险，万里行贾，勤俭经商。清人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记载：“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济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往来于茶马之路的山西商人，贩茶于福建、湖南，销售于大漠之北，千山万水，穿沙漠瀚海，夏则头顶烈日，冬则餐冰饮雪，年复一年奔波于商途，尤其是经商于蒙古、俄国、日本的山西商人，更要克服语言和生活习惯的障碍，没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难以称雄于商界的。

高英爱老太太说，山西人之所以能够走出来，是因为山西人讲究诚信和信义。她告诉我们，她小的时候常常听长辈们谈论生意上的事情，山西商人都把关云长尊为财神，以其信义教育同行。清末民初，归化城内同乡社共有16个，其中除蔚州、京都、新疆三社分别崇祀关帝、天皇、马神外，其余13个山西同乡社也全部崇祀关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