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黄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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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老之学，实始于战国，汉初以黄老为显学，而司马迁以史为鉴，集战国黄老之术、汉初黄老之治与历史治道经验之大成，他的黄老思想，为汉帝国之征伐一统规划了治国的蓝图，构成了其完整的黄老政治哲学。

关键词： 司马迁； 天人相感； 天下一统； 合义作争； 无为因循

中图分类号： K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6-0085-02

汉初黄老之学极盛，司马迁作《史记》，欲以彰明汉兴与一统之德，他对黄老思想的了解，除了在《史记》中针对黄老人物行谊说明外，在《史记》的其他篇章也可发现司马迁的黄老思想，以下我从天人相感、天下一统、合义作争和无为因循四个方面来就其黄老思想作以阐述。

一、天人相感

黄老学以“道”为宇宙本体，为创生万物的根源，是万物依循的法则，具有赏罚作用。《四经》曰：“天地无私，四时不息，天地立，圣人故载，过极失当，天降央殃[1]”，这种天人相感的观念，在《四经》中随处可见，实指“道”的代称。司马迁也这样认为，他说：“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2]，”他在《历书》中也说：“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则凡事易坏而难成矣。”这正说明了“道”之不可移易之功，他认为王朝的兴替是与天命有关的。他说：

然王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3]？

司马迁以为革除暴秦，解民倒悬之苦的高祖，虽布衣出身，毫无寸土之地，而能登帝位、王天下，除了本身之圣德外，更是天命所致。他说：昔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成汤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乱。递兴递废，胜者用事，所受于天也[4]。这说明自古以来朝代的兴废，都是承受天命而来的。

在《天官书》中，司马迁记载了许多天象示警之事。例如项羽救巨鹿时，枉失西流，于是秦人遭屠，坑杀无数。汉兴之世，五星聚于东井，遂有高祖平城之难。其他如文帝时诸吕作乱，景帝时七国叛逆，武帝时外伐四夷，兵祸数十年，皆有天象相应[5]。因此，司马迁说：

夫常星之变希见，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晕适，风云，此天之客气，其发现亦有大运。

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6]。

政事的良窳，上天将借天象来与之相应，司马迁似乎是想借天人感应之说来督促人君修德、仁行，这样的用心是与《四经》作者相符的。

然而，有时候司马迁对于天道是否真有“正确意志”，是否具有赏罚恶的作用也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他说：

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疆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7]。

因此，在天道观点上，司马迁基本接受了黄老“道”为万物根源与法则的思想，认为天道与人事间似乎是可以相感应的；但一方面又并非全盘接受，而是带着批判味道的合理怀疑天道的意志。二者虽然互有矛盾，但他借天人感应之说用来警惕国君修德行仁的用意，是可以肯定的。

二、天下一统

黄老治术是为帝王统一天下服务的，司马迁也是主张大一统的。张大可说：

《史记》五体的体制结构，形象地照映了大一统的封建等级秩序。司马迁修正断限，起于黄帝，讫于太初，更明显地表达了大一统历史观[8]。

《史记》卷首以建立华夏民族一统大业的黄帝为纪，正显示出司马迁的用意。《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时期，神农氏衰，诸侯作乱，百姓受难，于是黄帝乃用戈干征伐诸侯，禽杀蚩尤，诸侯臣服，天下咸尊黄帝为天子，这是史书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天下。在《秦楚之际月表》中，司马迁对于结束数百年分裂的春秋战国时代之秦始皇，他给予了“世异变，成功大”（《六国年表》）的正面肯定，对于革除暴秦及结束楚汉分裂，完成天下一统的高祖，司马迁则尊其为“大圣”（《秦楚之际月表》），这些都是他歌颂大一统的功业。司马迁大一统的主张，是与《四经》中的“圣人举事也，合于天地，顺于民，祥于鬼神，使民同利，万夫赖之，所谓义也[9]之思想相合的。国家的统一，政治的安定，民生才能乐利，百姓才能富足。司马迁曾歌颂这样的社会，他说：

汉兴，海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10]。

天下安定于一，地利便能尽其所用，使人人各安其所，得其所欲。由此可知，司马迁所与老相同的大一统思想，是着眼于天应人，诛暴止乱，国强民富的基础上。

三、合义作争

欲完成国家的一统，不可避免地便必须去争，而争，便有用兵之道。《四经》曰：

藏兵之国，皆有兵道。世兵道三：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行忿者。所谓为利者，见民饥己饥，国家不暇，上下不当，举兵而裁之。……所谓为义者，伐乱禁暴，起贤废不肖。……所谓行忿者，心唯忿，不能徒怒，怒必有为也[11]。

《四经》说明用兵有三种目的，而以义为上，以行忿为最下。司马迁也以用兵为行义作争之道，乃为了诛暴止乱。他说：

兵者，圣人所以讨疆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耳[12]。

用兵作争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是否为顺道合义之争。司马迁说明了徒有强兵而作争，也不能使国家昌盛安定，国家借而争大，借德而昌盛，这才是合义之争，才是用兵之道。合义作争，是顺；为利行忿作争，是逆；除暴止乱，一统天下，有道伐无道之争是顺；穷兵黩武，分裂割据，贪得无厌之争是逆。黄帝、成汤、周武以有道伐无道，为民除害；秦始皇、汉高祖、汉景帝统一天下，除暴止乱，此为合义作争，是顺，司马迁皆颂扬其功；桀、纣荒淫失道，秦二世穷兵黩武，项羽分裂天下，吴王濞引七国之兵犯上，淮南王、衡山王密谋叛逆，此为存利行忿作争，是逆，司马迁也都加以无情的批判，并将吴王、淮南、衡山等本应入世家者皆降为列传。这种顺逆作争的观点，是体悟自黄老因天道而争的思想而来。

四、无为因循

“无为”政治是老子哲学中的主要思想。《老子》曰：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13]。

黄老也讲“无为”，但黄老的无为与老子的无为在本质上是有差异的。老子的“无为”，源自于知足与抱朴，因此强调弃知去欲，顺化自然，除去一切违反纯朴天真的因素和人为的影响，回归到上古“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社会里。黄老的“无为”，却是立基于“法”，而讲求名形相符、因循为用的“无不为”。儒家也讲“无为”，孔子的“无为”主要强调人君正己修身为要。张成秋及胡家聪等人都主张孔子的“无为”思想应该是源自于“老子”[14]。我们姑且不论此说是否必然正确，但讲“无为”思想，孔子确实不如老子及“黄老”的强调与深入。司马迁的“无为”更偏向于黄老，所以他强调“因循”的重要。他以为“因循为用”与“多欲滋事”是截然不同的。在《史记》中，他赞扬圣君贤臣，认为夏桀、商纣、秦二世、汉武帝等都是因为“多欲滋事”，导致国家的衰败或灭亡。他在《史记・平准书》中提到的所谓“国家无事”，正如曹参劝惠帝之言：“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可见他主张顺民从俗，因势利导，与时俱进，而不是消极的率由旧章，无所作为。因此，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提出了他的“因循”哲学。他在此篇也批评了《老子》“小国寡民”之世是不可行的，他说：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15]。

由此可知，司马迁并不以为《老子》的“无为”可“放诸四海皆准”的来运用，反而是黄老与时俱进，因循为用的“无为”才是切合时代所用的。武帝好大喜功、代四夷、尊儒黜百家、垄断盐铁、任意变革币制、过度使用民力，这种种行为，都是“多欲滋事”的表征。班固说：

及至孝武帝即位，外事四夷之功，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贪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16]。

由于武帝的多欲滋事，使得国家弊病丛生，而佞臣为了投武帝之好，便迎合武帝之欲而为，造成“兴利之臣自此始也”之过。司马迁曾借秦朝之蔽来暗讽武帝，他说：

及至秦，……于是外攘夷狄，兴功业，海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

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17]。

泷川龟太郎对于司马迁的这段话做了阐论，他说：

呜呼！武帝五十年间，因兵革而财用耗，因财用而刑法酷，沸四海而鼎，生民无所措手足。迨至末年，平准之置，则海萧然，户口减半，阴夺于民之祸，于斯为极。迁备著始终相因之变，特以平准名书，而终之曰：“烹弘羊，天乃雨。”呜呼，旨哉[18]！

泷川氏之言十分中肯，司马迁以暴秦大肆兴作而祸民之事来暗指武帝之非，致使国家萧然空，百姓人口减半，确实都是武帝“多欲滋事”而多所“有为”所造成的大害。因此，在君王的施政上，司马迁是崇尚黄老“因循为用”的“无为”，而不赞同“兴利多欲”的“有为”。

总而言之，司马迁善于撷取黄老思想的精华，来辅助儒家仁义礼乐治术之外的不足，构成其完整的治政哲学，成其一家之言，以作为人君治国之道足可资鉴的指南。其中，“天人相感”和“大一统”两点思想，是有可能得到儒家董仲舒的启发的。林聪舜说：“董仲舒思想的杂家化，或是当儒者思想的杂家化，其实是反映了当时帝国思想上兼容包的需要[19]。”这种儒、道思想相掺的情，在汉初，不论是儒学，或是黄老道家，都是极为普遍。司马迁的黄老思想中隐约存有儒家的影子，也可以算是当时学术融合现象的一种写照。

参考文献：

[1] 《黄帝四经・经法・国次》，见《帛书老子》(台北：河洛出版社，民国64 年)，195页。

[2] 汉・司马迁：《史记》(台北：洪氏出版社《史记三家注》本，民国63 年)卷二十三，《礼书》，1157页。

[3] 汉・司马迁：《史记》(台北：洪氏出版社《史记三家注》本，民国63 年)卷十六，《秦楚之际月表》，760页。

[4] 汉・司马迁：《史记》(台北：洪氏出版社《史记三家注》本，民国63 年)卷二十五，《律书》，1241页。

[5] 同注2，以上诸事皆见卷二十七，《天官书》，1348―1349页。

[6] 同注6，1351页。

[7] 同注2，卷十五，《六国年表》，685页。

[8] 张大可：《司马迁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311页。

[9] 同注1，《十大经・前道》，221页。

[10] 同注2，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3261页。

[11] 同注1，《十大经・本伐》，221页。

[12] 同注4，1241页。

[13] 晋・王弼：《老子道德经注》(台北：世界书局，民国80 年) 第三十七章，21页。除此章外，在《老子》诸章中都阐明了“无为”之旨。

[14] 张成秋：《先秦道家思想研究》(台北：台湾中华书局，民国72 年)，57页。胡家聪：《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北京：中国出版社，1998 年)，79页。

[15] 同注10，3253页。

[16] 汉・班固：《汉书》(台北：宏业书局，民国85 年)卷二十三，《刑法志》，页1101。

[17] 同注2，卷三十，《平准书》，1442―1443页。

[18] 日人・泷川龟太郎：《史记会考证台北：洪氏出版社，民国75 年)卷三十，《平准书》考证一条，36页。

[19] 林聪舜：《西汉前期思想与法家的关系》（台北：大安出版社，1991 年），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