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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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这一生中，有两个人对我影响最大，一个是姥姥，一个是母亲。姥姥是十里八村的名人，一米五几的个头，割三里长的麦趟子不直腰。我六岁时，村里有了学校，家里却没钱交学费。姥姥拔下头上陪嫁的簪子到镇上卖了，让我进了学堂。

小孩子总是贪玩、偷懒。一天，已是日上三竿，我还在酣睡。姥姥掀开被子，一拍我的光屁股，说：“起床了!你要是一只鸟，等你睡醒，外面的虫子早就被别的鸟抢没了!”这是大字不识的姥姥对我说过的最有哲理的话，我牢牢地记下了，并受用至今：每天早晨6点半我就起床，跑步一个小时，然后开始写作。

在我眼里，母亲同样强势。小时候，我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一旦发生争执，母亲就把腰一叉：“你们别说了。把你们的四张嘴连起来，我捂着半张嘴，你们也说不过我!”其实，母亲的话并不多，甚至有些吝啬，但精辟而幽默，往往一句话就能击中要害，还能让你忍俊不禁。

上世纪80年代，我的文学创作遇到了瓶颈。那年夏天，我带着满腹困惑回到乡下老家。

见我闷闷不乐，正忙着的母亲冷不丁问：“鲁迅在写东西的人里边算是一个大人物吧?”

我说：“当然啦，好多人都把他当祖师爷呢!”

早年曾在镇上卖过酱油的母亲一下子乐了：“那写作这东西太容易了!我看过他的书，里面有这么一句：后园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这样的话我都能写出来：我卖酱油，一个是酱油缸，另一个也是酱油缸。”我“扑哧”一声笑了，如醍醐灌顶，心中的困惑一扫而光。原来，文学的真谛就是要真实地表现生活。

以后，我经常回乡下老家。每次，母亲都问我：“你又回来体验生活了?”每次，我都一笑而过。母亲不以为然：“生活就是这么横七竖八地叉着的，一竿子打下去全是枣。’’我明白母亲的意思――生活就在我们身边。于是，我经常拎着笔记本就出发，去找街巷里的乡亲们聊天，盘着腿喝他们用刚收的玉米做的“糊涂粥”……

处对象那阵儿，我右手得了皮炎怕影响自己在女友心中的印象。我在手上贴了一块胶布，母亲问时，我照实直说。女友问时，我却撒了个谎，说是练小提琴磨的。母亲一下子不高兴了：“你怎么能这样?人家是要跟你一辈子的。一定要搞清楚真和假!”我虚心接受了。后来细想母亲的话，虽直白，却深刻。

其实，生活本就真真假假。比如当时手机刚刚流行。许多人拿着手机说着言不由衷的话，让人哭笑不得。于是，我产生了创作《手机》的冲动。为了纪念深深影响我的姥姥。写作时，我将姥姥作为严守一奶奶的原星十年过去，《手机》终于和观众见面了。影迷经常发邮件给我，说《手机》讽刺意义很强。但我觉得都没有母亲的评价精辟。母亲说：“我觉得《手机》里的人都交不到真儿月友，就是那种能说知心话的朋友。”

后来，我的长篇《一句顶一万句》问世了。之所以取这样一个书名，是因为我觉得母亲的话对我的人生就是一句顶一万句。我在书中写道：“一个人在生活中找到一位知心的鹏友非常不容易，找到这个知心朋友再说一句知心的话更加不容易。知心的话一般都是不同的话，这句不同的话确实顶得上一万句废话!”

母亲的话并非旬句深刻，其中不乏令人发笑甚至有些低级的语句。比如，有观众说我的普通话不标准，母亲就说：“普通话都是普通人说的。”再比如，我妻子因为热心公益事业，受到希拉里六次接见，母亲一脸茫然地问我：“这个希拉里到底是谁呀?”

(选自《小小说选刊》2011年第5期，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