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有称谓命名的语言学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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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任意性问题是语言学理论的基石，人们研究称谓和事物的对应关系时发现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同一实体在不同语境下会有不同的称谓，并存在先入为主和约定俗成的社会因素。分析了这一社会现象背后的语言学原理，并对任意性和规约性的相互关系做了社会学和哲学的逻辑分析。

关键词：地名命名；语言符号；任意性；规约性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175-02

任意性问题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的基石。他提出的语言符号任意性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门话题。许多从事语言研究的学者对不同语言对同一事物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非自然无理据的结合关系，即指称和事物之间偶然的结合关系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人们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在任意性背后，理据性在对事物的命名过程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任意性和理据性是一对包含着深刻哲学和逻辑关系的语言学概念，因而需要做进一步探讨与研究。

2003年素有“千年，牡丹花城”之称的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洛阳开始洛南新区的大规模建设，在如何为新区的街道命名的问题上，引发了百家争鸣式的热烈争论。最有代表性的有三派意见。第一派意见支持以阿拉伯数字来命名，比如说美国纽约的第一大街到第五十七大街等等，再比如郑州市和济南市用经一路、经二路，纬一路、纬二路来命名城市的东西方向及南北方向的街道。第二派意见认为街道命名应古典名称为主，以体现名城的厚重历史；另一派意见认为应以现代的名称来命名，以体现时代特色。

上述对事物命名的三种意见充分体现了语言学的任意性原则，即对同一个事物，既可以这样命名，也可以那样命名，但这一原理背后不可否认又包含命名的理据性因素。经过公众的媒体讨论参照专家的意见，第一种命名方案被排除，原因是以字母或数字命名街道并不能给公众以明显的方位认同感。这一种意见包含了深层次的语言学理据，定名最终报经国务院相关主管部门确认并颁令施行。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学说，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人类及其意识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与唯物主义的认识观不同，索绪尔更重视人的意识。他认为语言产生以前，人类周围的世界处于意中混沌、连续的状态，只有作为主体的人类的出现，自然界变化的自然，世界才有意义，我们称之为humanizedworld。经过人们改造过的自然可以成为“文明自然”，从而与“纯自然”分开。日本语言学家山口昌男坚持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即“对比”分析法，他认为，文化世界与自然世界的相异和对立存在于语言把主体人从混沌模糊的状态分成规则、有序的世界，只有通过音符对自然界事物的命名之后，人类才把嘈杂之声梳理成优美的乐章，世界才变成一个对人有意义的人化的自然结构。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只有在语言产生以后，人们才有可能对万物进一步概念化和范畴化——人们用语言对自然实体进行命名，并且用语言对“虚体”抽象化，然后才可以分类和整理，从而梳理出一个井然有序的大自然。原始人有了姓氏才可以“别婚姻，序人伦”，有了“东南西北”才可以辨方位。既然命名是为了区分混沌的世界，借此以梳理物质世界，那么如果简单地以单一的阿拉伯数字来命名自然界的万物，就起不到区分事物，表明属性的作用。比如，人们都以张三李四等相同的符号来命名，人们就无法使属性由混沌变为清晰，由此可知，违背了语言学中命名的基本原理，这会导致人们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的重名重姓现象。为了表明不同个体的区别性特征，户籍管理部门建议尽量避免使用单字命名并建议减少使用常用字命名的频率（当然冷僻字和人为造字也不宜提倡），中国人在重名重姓时要加上“大”、“小”来增加区分度，英语国家姓名相同时会加上Senior或者Junior显示不同。美国前总统和现任总统的姓名完全相同，于是在官方场合使用middlename以示区别，前总统叫做GeorgeHerbertBush，现任总统名为George Walker Bush。在命名学校时，过去人们以第XX中学命名，使得名称区分度很低。洛阳市第九中学不及以所在街道命名为“长安路中学”更直接；第三十三中学不及所在以街道命名为“九都路中学”更能标明区位。日本著名语言学家丸山圭三郎提出了“语言符号的非符号性”的著名悖论，他认为，“符号是代表或代替、指涉不同于自身的他物”这种说法看似与索绪尔本人的观点矛盾，实际上则反映了丸山对索绪尔思想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丸山的理解是，人们给予事物的名称往往赋予了名称以外的深层含义。街道命名的目的是区分方位属性的，这种符号超越了符号本身。提到美国的Hollywood（好莱坞）、Broadway（百老汇）、WallStreet（华尔街），人们的意识就联想到全球影视制作中心、世界大剧院密集地区和商业金融中心，提及英国的BuckinghamPalace（白金汉宫）和ScotlandYard（苏格兰场），人们就会联想到英国首相官邸和英国的侦探机关。日本另一位语言学家山口昌男认为，现代都市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符号文本，它有两类极端的符号构成：一种是固定的符号，其代表是政府机关的标准性和规范；另一种是非规则性符号，其代表是城市中的多极化街区等，后一种符号，他名之为“浮游”的符号，这些符号文本营造了乐观的城市人文氛围，是都市人性化的表征。浮游的符号是对规则的都市符号的颠覆和抵抗，是对工业化时代单调乏味生活的补充。

洛阳市洛河以南的都市新区命名最终排除了简单的规则性阿拉伯数字命名的提议，决定以古朴结合现代的命名方式，充分展现一个既有历史风貌又有现代化气息的九朝古都和现代化新城。南北走向的王城大道，关林大道体现了古朴的历史文化，东西方向的勤政路，大学路则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人们在研究城市命名时会发现名称大部分是有理据的，即带有规约性的一面。规约性表现在两个层次：第一，名称有其一定的依据，比如中国的地名往往带有“阴”、“阳”、“东”、“南”、“西”、“北”等。古代中国人把山之北为“阴”，山之南为“阳”，水之北为“阳”，水之南为“阴”，反映出地名命名的规约性。比如洛阳，淮阴。然而任意性和规约性是辩证的关系，规约性是以任意性为前提的。阴阳以及东南西北在人们为他们定名之初就反映出任意性特点，这些语言符号本身和实体之间本身就不具备必然的客观联系。能指和所指之间是非必然的结合，比如“阴”“阳”完全可以互换称谓。

语言的任意性还体现在对某一具体事物命名时，对同一事物能指可以有所不同。不同的语言代表各自的语言使用集团对于世界的独特的理解和认知方式，不同的命名方式是对一个混沌的连续性世界的独特的切分和梳理方式，丸山称之为反映事物的“多棱镜”。中国四大古都在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名称，以洛阳为例，东周称作“洛邑”，东汉称作“雒阳”，曹魏改称“洛阳”，隋唐时期洛阳与长安并称国都，武则天常驻跸于此，称作“东都”或者“神都”。其中汉魏之际的更名更显示出语言学中的任意性特点。《洛阳市志》第二卷第19页记载：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六月，刘秀称帝，十月车驾入洛阳，定洛阳为“都”，次年改“洛阳”为“雒阳”，……为统一的东汉帝国之首都196年，此间均称为“雒阳”。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曹丕废汉建魏，改“雒”为“洛”，定都洛阳。统治者以自己的好恶任意改一个城市的名称反映出语言符号和事物实体之间的任意性结合关系。这种更改也有其理据，据《洛阳市志》载：汉时宣布图谶于天下，奉之若神明，相信汉为火德，按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之理论，若“洛”字有水旁，（水火不容）对汉朝统治不利，去“水”偏旁而将“各”右边加“佳”而成“雒”，以土掩水。有“光武中兴”之美称的刘秀以这种子虚乌有的“理据”更改城市名称，殊不知有“赤帝”之称的汉高祖刘邦建立的大“ ”本身就一直是“水”作偏旁的。中国历史上“东京”“西京”“南京”的指称地点多次更易，反映了语言学的所指和能指并非固定不变，因而是任意性关系。

命名首先反映出语言的任意性特征，其次才是理据性特征。给同一事物既可以冠以A名称，也可以冠以B名称，但同时又不能否认一定的必然性联系，因为命名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特定的环境下进行。鲁宾逊·克鲁索岛位于智利太平洋海岸以西700公里，曾经是穿越大洋的海盗们的避难所。1704年，苏格兰航海者亚历山大·塞尔扣克与船长发生纠纷被遗弃在这个荒岛上，5年后才获救。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以塞尔扣克为原型，创作了《鲁宾逊漂流记》，这座无名小岛因此得名，进而名闻天下，成为寻宝人和旅游者向往的天堂。命名过程的偶然性反映了任意性之下的理据性。英国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列强在世界各地的殖民扩张，使得世界各地的地名的命名过程都打上深深的殖民地烙印。新西兰取自丹麦的西兰岛，新奥尔良的名字来自法国本土的历史名城奥尔良，纽约取自大英帝国本土的约克郡，温哥华市得名于首先到达此地并在此进行殖民的温哥华船长，“委内瑞拉”的意思是“小威尼斯”，因为该地海岸地形颇似威尼斯水城。殖民者命名时确实有当时特定的环境，比如，葡萄牙殖民者到达南美大陆现在的巴西海岸时，看到南半球夏天汹涌的大河，便命名登陆地为“里约热内卢”，拉丁语意思是“二月河”，该城经过数百年的营建，现在成为巴西第一大都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国名含义是“三座小山的岛”和“盛产烟叶的岛屿”。对实体的命名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必然规律，而命名的过程则带有偶然的因素。土著原居民原始文化下的语言对混沌世界的梳理和切分方法会被殖民者新输入的强势语言强行切分并任意加以更迭。不同的语言集团为了各自的目的对同一事物进行命名，火奴鲁鲁来自波利尼西亚原住民语言，华人称之为“檀香山”；“圣弗兰西斯科”，华人称为“旧金山”。在存在领土争议的地方，两种名称并存的现象更为普遍。大西洋南端阿英争议的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就是明证。

不同的语言使用集团对同一种事物的命名会有不同的理据反映了语言任意性特点。既然命名是为了区分混沌的世界，从而给自然世界打上人化的烙印，那么通常情况下，命名有predominative（先入为主）的特点，一旦确立便具有compulsive（强制性）的特征，一般不宜更易，以免造成认同混乱。在同一语言体系中，人们约定俗成的命名规范因为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同性而被语言使用集团赋予惯性力和凝聚力，任何单个人的逆势而动会被公众的“暴力”所拒弃。秦朝赵高“指鹿为马”的典故，说明任意性和社会规约性的对抗关系会通过社会认同与否来解决。世界上许多历史文化名城几易其名，圣彼得堡——列宁格勒——圣彼得堡的更名，察里津——斯大林格勒——伏尔加格勒的名称变迁，从表面上看都有其理据性的一面，符号更迭的背后折射着历史的沧桑变迁，但人们从现象背后可以找出深层次的语言任意性原理。朱自清先生在《译名》一文中谈到的关于译名统一问题的几个要点也可以反映“称谓”更迭的规律即成功地更改一个名称（人名和地名）需要：一是学者鼓吹的力量（即专家的理论观点、具体措施或宣传鼓动）。二是学会审定（专业学会的决议或者议案）。三是政府审定并批准（议会通过，政府作为政策而颁令通行）。四是多数意志的选择（即语言使用集团在社会实践中对于更改后名称的认同）。

以韩国首都易名为例，汉城名称改为“首尔”——这一称谓本身并不具有“首都”的内涵，而是来自于英语称谓Seoul的音译。它首先经历了学者的鼓吹，并对公众的舆论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民意调查，然后是学会审定和议会批准而上升为大多数人的意志，最后经过政府审定颁行并照会国际社会，目前国际上已经予以认同。在上述四个步骤中，政府审定并颁行是一个关键环节，具有authoritive（权威性）和compulsive（强制力），在民主社会，公众意志的选择和认可是最终力量（Finalsay），名称的更易需以民意为依归。

应该指出，社会的发展会带动语言的演变，语言发展是缓慢的、动态的过程。对同一指称的更迭是一种更强大的社会集团对另一种衰微的社会集团认知概念的颠覆在语言符号层次的体现，从根本上讲是语言任意性的最好明证。用哲学逻辑来讲，任意性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范畴，规约性或者条件性是第二位的，任意性特征是语言学的基石。

参考文献：

[1]卢德平.日本当代主要符号学家及其学术观点[J].当代语言学，2005，（1）.

[2]洛阳地方史志办公室，编.洛阳市志：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