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金公司:皖湘鄂川渝蒙桂跻身中国经济“七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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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东亚生产网络已经发生了三次产业转移，即从日本到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四小龙”，到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四小虎”，以及90年代之后到中国沿海地区的大转移。而以2008年此次金融危机为代表，东亚生产链正在经历历史上第四次大转移。据中金公司2010年9月10日的一份名为《卧虎藏龙》的研究报告称，本次转移将会在中国内部完成，使得中国一些内陆省份得以复制“四小龙”、“四小虎”的经历，实现经济起飞。“雁行模式”在中国经济内部全面铺开。中国经济增长目前正形成三个梯队，包括安徽等六省(区)一市跻身第二梯队，并被称为“七小龙”。研究报告指出，在未来5年内，“七小龙”将引领中国经济成长。
报告认为，中国经济未来五年的领跑者正在出现。纵观过去40年东亚地区产业链从日本向其他国家转移的经历，成功承接产业链的地区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多年领跑。今天中国产业链的大规模内移将推动一些中西部省市经济脱颖而出。
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正在形成三个梯队：作为第一梯队的沿海省份经济增速回落。珠三角长三角过去30年走过了高速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生产成本上升，需要寻找新的增长模式，经济增速排头兵的位置已经不能维持。第二梯队是中西部成功承接产业链的“七小龙”，未来5 年将领跑全国。安徽、湖南、湖北、四川、重庆、内蒙古、广西六省一市增速引领全国，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梯队。其经济增速领先的优势包括：政策扶持力度加大；地理与交通的便利；基建设施的改善；劳动力成本的优势；良好的工业基础；外资与私人资本的涌入。第三梯队是中部的“八小虎”，经济增速略逊于第二梯队，但也将超越沿海。东北与中部的其他八个省份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梯队，由于交通与工业基础等原因承接产业链的规模不如第二梯队，未来增速可能略逊于第二梯队，但是由于正处于经济起飞期，增速会高于第一梯队。两大重点城市：重庆与武汉，未来五年可能成为中国大城市中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且经济增长的质量较高，有潜力跻身成为中西部的“深圳”和“上海”，并带动相邻城市圈的发展。长沙、合肥、成都等城市也将经历经济高速发展。第二梯队省份的消费和投资将有更高增长潜力。第二、三梯队的投资与消费增速已经大幅超越第一梯队。我们认为产业链转移会推动处于第二梯队的地方政府财政与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使得这些省份的投资和消费会在未来几年领先于其他梯队。
浙商开放创新发展研究院：京沪津经济转型升级能力全国前三
浙江浙商开放创新发展研究院2010年11月25日的经济转型升级能力指数研究报告指出，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辽宁、重庆分别为2009年中国区域经济转型升级能力指数排名1~10位。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指数评价体系涵盖了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国际化水平、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等7个方面。该指标体系是国内首次推出的比较科学和系统对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创新能力进行评价的指标体系，评价结果可以为企业和政府经济转型升级战略和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从全国层面来看，转型升级的能力正普遍提升。然而，中、东、西部在转型升级方面差距比较大，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排在末十位省份中，西部地区就占了7个，表明东部省市在全国经济转型升级中具有引领作用。其中，浙江省经济转型升级综合能力指数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名第五位。浙江省在技术创新能力指数排名第四位，节能减排能力指数排名第三位。
中国三产化研究课题组等：宁蒙陕地区三产化排名前三
三产化的程度反映的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反映的是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就业比重和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与此地的经济发展程度有联系。三产化程度越高反映此地的产业结构越高级，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越好，经济结构的调整越好。据2010年11月17日甘肃农业大学、中国三产化研究课题组的2010年《中国城市和地区三产化排行报告》显示，排行榜前三甲是北京、上海和天津，排名末尾的是河南、广西和云南。
报告称，和2009年相比，2010年全国省、市、自治区三产化排行榜提高最快的是宁夏，从2009年的23位提升至今年的14位，其次是内蒙古、陕西和海南分别提高了4个位次。
按照报告结果，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北京市2009年三产化程度最高达223.85，河南省三产化程度最低为28.47。在四个直辖市中，北京市三产化程度最高，重庆市三产化程度最低为43.54。
目前中国城市已掀起三产化的浪潮，许多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大城市，随着城市规模和人口的迅速扩大，大气污染等问题越来越严重，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须进行第二产业退出城市市区，第三产业进入城市市区的“退二进三”，同时必须推行工业退出城市市区，进入方便进行大气污染防治和水污染处理的开发区和工业区的“进城退区”战略。
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第三产业的产值潜力有30个百分点，有75%的增长空间；第三产业的就业潜力有37个百分点，有111%的增长空间。在未来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中国的就业潜力在于第三产业，农业和工业的产值比例将相对下降，吸纳就业人员将相对下降，但第三产业能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
北京工商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等：三亚、深圳、海口中国“绿色经济指数”排前三
2010年11月14日北京工商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遂宁绿色经济研究院、联合国工业经济发展组织国际环境资源监督管理机构等组织联合的《中国300个省市绿色经济指数》表明，中国273个城市绿色经济指数平均值为0.1968，资源环境效率极低。报告以北京作为中国绿色经济指数的基准城市，以北京的资源环境效率为基准计算其他城市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区间为0~1，指数值越大，表明绿色经济水平越高。
排在绿色经济指数前10位的城市分别是三亚、深圳、海口、厦门、北京、惠州、广州、玉溪、温州和上海。同期，七台河、白山、石嘴山、贵港、大同、吴忠、池州、忻州、广安、中卫排在绿色经济指数最后10位。
研究报告显示，中国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南方污水多、北方烟尘重”的特征没有改变。工业废水排放最多的杭州、漳州、来宾、重庆、苏州、上海、无锡、南京、东莞、常州等前10个城市全部来自南方，上海这些改革开放的样板城市同时也是中国工业废水排放的样板城市。以往，杭州、苏州、无锡、上海环境优美“甲天下”，如今工业污水“甲天下”。
数据表明，工业烟尘排放主要集中在中国北方，唐山、重庆、广安、大同、鄂尔多斯、临汾、郑州、三门峡、忻州、包头等城市名列工业烟尘排放量的前10名，唐山成为全国工业烟尘排放冠军城市。
报告称，目前，中国273个城市经济结构总体落后，服务产业占GDP比重平均只有35.2%，不到美国平均水平的一半，这是中国资源环境效率和绿色经济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
同时，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273个城市经济结构出现恶化的趋势，服务产业占GDP比重比上年平均下降了1.6%。在273个城市绿色经济指数排名前后10名城市中，有9个城市经济结构恶化。深圳、上海、天津这些破坏母亲河的城市已经失去发展的基本条件，被亮起红灯。.
中国社会科学院：粤京川接收捐赠列全国三甲
2009年是中国慈善事业持续发展的一年。在经历了2008年“慈善元年”的轰轰烈烈之后，全社会的慈善意识进一步提高。社会科学院2010年11月2日的《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0）》指出，2009年我国社会捐赠量达332亿元，比2008年的321亿元增长3.5%，广东、北京、四川为接收捐赠总额三甲。
蓝皮书指出，从接收捐赠额总量看，广东为经济发达大省，也拥有侨胞捐助的丰富资源，2009年共接收21.65亿元捐赠，位居全国首位；北京因拥有较多的中央部门和全国性慈善组织，2009年接收了15.59亿元捐赠；四川因为灾后重建持续受到全国各地的关注，2009年接收了约12.38亿元的捐赠。
蓝皮书指出，2009年，教育、救灾和社会服务等领域仍然是国内最能吸引捐赠资源的慈善领域。其中，有353笔捐赠用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其他教育领域，总额达37亿元。
2009年各地区接收捐赠总额
中小城市经济发展委员会等：鲁苏冀最具区域带动力县市上榜数量最多
“十二五”期间，我国将进入城镇化与城市发展双重转型阶段，预计城镇化率到2015年达到52%，到2030年将达到65%左右。但由于户籍、社保、就业、入学等一系列现实制约的存在，城市化质量较低，城市化的进一步加速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与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人口压力相对较小，在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提供等方面可以做到游刃有余。据2010年10月23日中小城市经济发展委员会和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评价体系研究课题组的《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报告（2010）》绿皮书指出，中小城市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许多中小城市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截至2009年底，中小城市及其直接影响和辐射的区域，行政区面积达92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96.57%；总人口达9.98亿全国人口的75.2%。2009年，中小城市及其直接影响和辐射的区域，经济总量达16.61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55.23%；地方财政一般预算财政收入达11811.74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41.23%。从分布地区来看，山东、江苏、河北分列中国最具区域带动力中小城市数量最多的前三名。其中，山东以11个县市上榜，成为上榜县市最多的地区。江苏省有7个县市（区）上榜，河北省有6个市（区）上榜。
国家统计局：厦门青岛成都居城市公共文明指数前三
根据2010年11月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17个城市公共文明指数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结果显示，创建文明城市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在各地发展还不平衡。一些城市在公共环境、公共秩序和城市管理水平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一些城市创建工作长效机制尚未建立，创建合力难形成，创建成果难巩固；一些城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具体工作项目落实还不到位、成效还不明显；新形势下市民群众对社会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城市人文精神以及未成年人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有更高的要求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