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试水”集团化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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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港永安百货到上海永安百货,商业上的成功为郭氏家族带来了荣誉和自信。郭氏兄弟要进一步拓展永安的事业,将触角伸向他们陌生的工业领域

永安的霓虹灯在上海南京路上点亮不久,1919年5月,在永安管理层的会议上就开始讨论在上海办实业。这是当时的会议记录:“当今时局,以振兴工艺为急务,如公司目下以办实业为首。……原料上海可有生产,不用倚靠外来,然乘此机会,公司自己办,异日定收效果,又可获利权。”

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道路盛传“一件纱赚一只元宝”,此时永安的掌舵人郭乐认为,这是投资办工业的大好时机。永安对面的先施公司准备筹办一家化妆品工厂,永安许多人也建议开化妆品厂,郭乐说:“你们的眼界太小。要末不开厂,要开就开大的;我们的目标是开纱厂!”

他们从1920年冬天开始在澳洲华侨中招股,打出“振兴实业、挽回利权”的旗号,很快就募集到600万银元的资本。然而,1922年永安第一家纱厂开工生产时,纺织业的黄金时代结束了,大量工厂倒闭、转手。就是在这样不利的大环境中,永安逆流而上,越做越大,成为中国纺织业的巨头。十几年间,永安从一家纱厂发展到五家(其中包括两家织布厂),还有一家印染厂、一家机器厂,成为一个现代工业企业,总称上海永安纺织印染公司。

近代中国的现代企业集团

永安在纺织业后来居上、迅速崛起,“资金宽裕,实力雄厚”,有香港、上海两家永安百货公司为依靠,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也不能忽略靠商业起家的郭家在经营上确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在产品的推广上,除了在上海本市销售,还设立分庄或代销处,或运往海外委托联号企业或与联号有关的行号代销。本市销售主要通过专职“跑街”(跑外的销售员),他们在固定工资以外,每成交一件棉纱可以得佣金0.25两规元(通行于上海的一种作为记账单位的虚银)。永安依靠一个开设纱号出身的“跑街”张雨苍,在长江帮和河南、陕西等客帮中打开了市场。棉布的销售,在永安百货门市部之外,主要也是通过棉布商向各客帮批发,佣金1%。

永安纱厂很早就开始在南通设立分庄,以后又将分庄开到汉口、郑州、广州、长沙、天津等地。最初分庄只是为了在产地收购棉花,后来汉口等地的分庄又兼产品销售。永安集团兄弟联号的一些分支机构,也代为销售永纱产品。

在市场竞争方面,永安动了不少心思,比如削价竞销,为了打开一地市场,宁愿一开始不考虑盈利,只要估价与成本不甚相远。为了争取天津市场,一度与恒丰纱厂的“老人头”等牌子的棉布竞销,每匹削价一钱。郭家创业一辈中的郭顺在给泰国处的信中说:“本厂付纱前往,志在推销,固不亟于汲汲获利。”给天津分庄的信中干脆说:“为将来销场推广起见,照此向市价减低一、二两,亦无不可。”

永安在产品品种方面不断地追求多样化、高档化和细化,以适应市场的需要。到1935年,棉纱品种由1929年的18种达到27种,棉线由1929年的4种增加到13种,棉布增加到81种,印染布也达到14种,16支以下的粗支纱,从6支开始,8支、10支、12支、14支、15支,相差只有一二支,便有一个品种。32支以上的线,也有2股、3股、4股……以至12股,样样齐备。多样化的产品就是应对当时市场出现的问题,1933年永纱的决算报告书中说:“年来各帮为金融所限,购买能力大不如前,本公司为发展营业计,不得不多方迁就,以广招徕”。

更重要的还是永安在产品质量方面显示出的优势。1926年初,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确立的16支棉纱标准等级,以申新的“人钟”牌为标准品,永安的“金城”牌被列为“等上级”,每件纱布的价格要比标准品高出3两,比同为“等上级”的日商内外棉厂出产的“水月”牌也高出2两(“水月”牌比标准纱高1两)。这是当时同行业的质量认定,永安产品质量的领先由此可见一斑。当年的工程师孙可吉回忆,“永纱一些产品的质量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主要原因是原棉储备比较充沛,以及对原棉管理比较重视。当时,几项主要品种的原棉贮备至少3个月,多的在半年以上。原棉品种不轻易变更,保持一定的色泽和强力,不像其他厂原棉时有变动,质量也就随之波动。”

质量的背后则是新机器、新技术和管理上的创新。从一开始永安纱厂就实行生产与事务分工负责制。厂里设立制造部和总务部两大部门,以总工程师兼制造部主任,负责全厂生产管理,包括动力设备、技术操作、保全保养及其他有关业务。以总工程师兼制造部主任,既掌握生产管理权,又直接掌握生产部门的行政管理权,强化了技术的重要性。这一条对于创业之初强化技术效能、确立工程师的地位,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工程师之下则以“科长制”代替了传统的“工头制”,避免生产技术和机器设备由工头把持造成的弊端。这些设置都是要加强技术上的直接管理。工程师下面设考工司,以下按车间分设各科,每科有科长一人,掌握各车间的全部生产人员,负责日夜两班的生产。这一管理体制在当时的纺织企业中是先进的。

“富二代”顺利接班

1921年冬天,永安纱厂筹办之初即邀请骆乾伯为总工程师。骆乾伯毕业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工科、美国纽毕德佛和劳威尔两纺织学院,1919年归国初曾在申新二厂任工程师。郭氏兄弟一方面在技术上要依靠他,给了他董事的地位,一方面又对他不放心,担心他的权力太大,生产部的技术管理人员都是他的班底,大权落到外人手里,架空郭家。

因此,等到永安纱厂初上轨道后,郭家与骆乾伯的矛盾也渐渐显露出来。先是郭家1923年初就派出稽查员到厂里,名义上是专门稽查厂内工人做工的勤惰,同时也是要“察看”骆乾伯。面对稽查员以“钦差”的身份干涉车间管理,遭技术人员殴打的情况,郭家宣布停工三天,开除14名技术人员,宣布人员改组,大大削弱骆乾伯的权力。

郭顺在1923年4月16日的董事会议上发言:“本经理之职权,应有办理公司一切事务之权,但实际上所有经营策划,任免职员,全在厂内,因公司与骆乾伯工程师所订合约有许他去留之权,如按公司规章办理,又恐生出恶感,是以忍气吞声。”后来修改了《工厂办公总则》,任用员工都由经理部决定。

家族企业总是希望自己人来掌握,早在筹办阶段起,郭家就先后从第二代子弟中选出郭植芳、郭琳褒、郭棣超等出国学习纺织印染各专科,以便将来接班。1923年7月,郭乐四弟郭葵之子郭棣活留学美国纽毕德佛学院,专攻纺织工程。1927年,郭棣活留学归来,先任永安二厂参事、三厂总工程师,1929年出任永安纺织印染公司副经理,兼管三厂生产,接着又调驻一厂,全面照顾工务。这位郭家第二代的翘楚在永纱系统掌握生产技术和管理后,他的父辈才放心。

郭棣活回忆说:“在我到厂以后,郭乐、郭顺担心骆乾伯在工务上的调皮,这份心事才放下了。”郭棣活也没有辜负父辈的期望,在生产技术和管理上都有革新,1933年以后逐步建立的分步分类的成本计算制度就是其中之一,这在当时整个纺织业处于领先。总办事处设有成本科,各厂设立成本会计员,各车间建立了原始记录制度,构成一个分步分类的成本计算制度,在车间与车间、厂与厂之间作比较,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当时的效果也证明有效。

险些被宋子文吃掉

1931年是永安企业发展的巅峰,到1936年抗战前夕,永安在百货业之外,发展出一个纺织企业集团。然而,此时的永安,在经历了许多风波之后,已开始衰退。

永安百货成功之后就开始涉足金融。上海永安百货设有银行储蓄部,吸收客户存款,“永百”联号的资金作依靠,对永安纺织印染公司的运作当然是极为有利的。然而,香港永安银行虽于1933年开业,筹备中的上海永安银行却没有拿到注册执照,计划流产。1934年7月南京政府颁布《储蓄银行法》,限制公司行号兼营储蓄业务,银行储蓄部只能改为商业部,这对于永安是个不小的打击。

长期在资金上毫无问题的永安开始向中国银行外商银行借款。这家纯粹的民营企业终于无奈地向宋子文控制的中国银行借款,1936年先是借了一笔257.9万元的营运借款,接着又通过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公司发行500万元公司债。日本人主办的日文报纸《上海每日新闻》这年1月22日有一篇报道:

“本埠永安纱厂,从它的香港机关银行永安银业部受广东银行发生破绽的影响以来,流动资金大为困难,一直处于维持开工状态中,因而于本年初向中国银行申请做500万元的抵押借款。几经折冲,日来渐有眉目,可借到200万元。同时中国银行派员驻厂监督营运。……”

500万元公司债以上海永安百货的名义发行,宋子文开出的条件十分苛刻:

1、公司债由“永百”委托中国银行担保发行,以“永百”全部财产并加上永纱三厂和杨树浦新仓库的全部资产作为担保品。郭乐、郭顺在静安寺路的私人住宅,也一并作为担保品,过户给中国银行保管。

2、中国银行代为担保发行的债票,由中国建设银公司按票面91.5折全部承购,再按94.5折公开募集。

3、派郭礼安、谢作楷为永纱董事,并派郭礼安为“永百”监督。

上述担保品的总值达1028万余元,超过债券金额一倍以上。明明“永纱”要借款,宋子文却要“永百”来担保出面,摆明了不仅要吃了“永纱”,还要吃“永百”。

郭棣活回忆,“在接洽发行公司债时,有一次我和郭乐、郭顺、郭礼安等去宋子文家,那时谢作楷也在座。宋提出要派谢作楷和郭礼安二人担任永纱的董事,还要永纱以低价让出一部分股票给他。当时郭乐、郭顺为了解救企业的困难,除了婉言拒绝谢作楷担任永纱董事以外,余均表示接受。至于让给股票一节,因当时在市面上无法收买大量股票,后来就在香港‘永百’所占有的股份内拨出29万元以很低的价格转让给宋。”郭琳爽记得,当时让给宋子文的股票作价仅及面额的20%。

永安进入了不安的时代,昔日的好时光都无可挽回地逝去了。1936年8月公司债正式发行,规定还本期限为10年,自1938年起每年归还50万元,1946年10月1日还清全部余额。如果不是抗日战争的爆发,也许永安就被豪门资本吃掉了。如果不是因为抗战期间上海沦陷区通货膨胀,纸币大贬值,永安不可能于1943年提前还清这笔债款,按棉纱来计算,他们支付的全部债务实际上只相当于原来价值的6.54%,郭家占了个大便宜,这是人算不如天算,宋子文所预料不到的。永安的企业都没有西迁,二厂、四厂在“孤岛”沦陷之后曾与日商裕丰纱厂合作,留下了不光彩的记录。

按郭家内部分工,老三郭泉掌握香港“永百”和各联号,老二郭乐主持上海“永百”,老六郭顺主持永安纱厂,早逝的老四郭葵之子郭棣活和郭泉之子郭琳爽分别在上海永纱和永百占有重要位置,其中郭乐以家长地位、“总监督”的名义协调一切,他于1939年离开上海、前往美国。1945年受到“汉奸嫌疑”指控的郭顺也到美国去了。等到抗战胜利,与上海永安百货一样,永安纱厂也是第二代的郭棣活、郭琳褒全面主持。

1946年5月的股东临时会上,郭家不无兴奋地报告:“去年本公司最大努力在于收复产权,整理厂房,……但今年初业已恢复生产,数月以来,纱布市价俏利,颇有盈余,……加以日本屈服,国际市场上少一劲敌,实系我国发展纺织事业之‘黄金时代’。本公司营业前途,大可乐观。”郭家大规模向国外订购机器设备,计划大干一场,没有意识到黄金时代已一去不返,永纱的日子每况愈下,到1949年前夕几乎维持不下去了。

1948年11月,郭棣活给郭乐、郭顺的信中悲叹,“沪上厂商已面临存亡之关头”,“瞻望前途,殊无把握。”最后他和郭林爽都选择留在上海。

(作者为近代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