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的“鬼神观”看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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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子对鬼神的怀疑精神是宝贵而理性的,他引导人们把精力从虚妄的鬼神世界转移到入世经世的人事中,并赋予传统鬼神祭祀以新的内涵,从而达到教化百姓,实现仁政德治的王道秩序,以理性的人文精神打破神权至上的笼罩,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倡导“重人生,重经世”的人文精神的先驱。

【关键词】孔子;鬼神观;人文精神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向来贯穿着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众所周知,漫长的中世纪是西方神权笼罩一切的时代,而在中国,尊神尚力的神本主义只是在殷商时代比较发达。从殷周之际,人们就对“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认识有了根本的变化,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从“天道远,人道迩”的近民思想到“民为贵,君为轻”的重民思想,无不洋溢着朴素的唯物主义精神和理性的人文色彩。作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文化,儒家文化始终倡导一种远离虚妄、经世务实的主流精神,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基础,这一点可以从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鬼神观中得窥一斑。

对于“鬼神”的有无,孔子并没有明说,但我们可以从他留下大量的对话中看到他的态度。《论语・述而》中有一段描写孔子在重病时与弟子子路的对话: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祷久矣。”对于学生的提议,孔子并没有急于否定,只是淡淡地问道:“有诸?”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以后,孔子才意味深长地告诉学生:“丘之祷久矣”,言下之意是既然“有之”,那为何我“祷之久矣”,却不见鬼神之功?可见,鬼神究竟之有无,人们还有欠思考。孔子不动声色地表明了自己对鬼神是否存在的怀疑精神。不过,孔子对鬼神的存在与否并没有给一个明确的“有”或“无”,相反,有时还很“客气”。因为鬼神总是和祖先的魂灵相关的,对祖先的祭祀既是“礼”的重要部分,那么对周礼向来心驰神往的孔子,自然少不了相当的虔诚和郑重,因而即使怀疑鬼神的有无,但同时也有着复杂的敬畏之情,使得孔子的质疑在尖锐的同时也是理性和冷静的,这种理性来自对先人的尊重,也来自对未知事物与大自然造化的敬畏。因而在如何对待鬼神的态度上,孔子采取了疑而不论、“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

既然鬼神的有无是个令人怀疑的问题,要远离之,那么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又应该做些什么呢?答案就是“人事”。在孔子那个时代,人们已在天人的关系的讨论中得出了“天道远,人道弥”的认识,所以《论语・先进》中记载说: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事鬼”之类的神鬼之道,远远超越了人们的所知所能,因而是虚妄的;而“事人”则不同,是实实在在的人世之事,对于务实的中国人来说,真正应该关注的和要解决的是与“人道”相关的“人事”。可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一大重要贡献就是积极引导人们将精力从鬼神的领域中转移到现实的人生中来,并以自身强大的影响力主导着传统文化的走向,避免了人们从鬼神走入极端的宗教迷狂状态。因此孔子在倡导远离鬼神,入世经世的问题上始终不遗余力身体力行,“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同时也不忘引导人们从虚无的精神领域转到现实的人生。《说苑・辨物》中记载,子贡问:“死人有知无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不葬也。赐欲知死人有知将无知也,死后自知之,犹未晚也。”孝子贤孙们忙于“送死”,竟有“妨生”之误,可见孔子以“人事”为重的务实态度。因此在《雍也》中,孔子提出了对“智”的见解,即“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知道应该知道且能够知道的事,做应该做的事,要做能够让人民享受到实惠的有益之事,又要尊敬鬼神并离它们远远的,才是真正的智者。为什么要远离,那就是不要因为鬼神之事而“妨生”。可以说,孔子不愧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重人生,重经世”的人文精神的先驱。

鬼神不可信,更不可将人生消磨在虚无的神鬼之事上,那么对鬼神的祭祀似乎就于“人事”相互矛盾,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孔子的办法是重新赋予祭祀的内涵。在孔子看来,人们对鬼神的祭祀应该是基于对祖先德行的崇尚,从而通过一系列祭祀活动来表达后人的敬仰与虔诚,并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完善自身的德行,学做像祖先一样的圣贤之人。这样,原本是的鬼神崇拜被引导到对先贤圣者的崇敬,“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乡党》),鬼神的祭祀被赋予了深厚的人文意义。因此,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八佾》),“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为政》),反对是鬼就祭祀,而应该祭祀自己该祭祀的鬼,祭祀不该祭祀的鬼就是在谄媚。在这里祭祀不再是形式上的规范,更重要的是祭祀的内在意义以及对祖先的尊崇,在这里鬼神本体已退居次要,成为一个精神内核的外在形式,人们通过这种形式来寻求精神的支柱,从而塑造自身的品行、确立人生的意义和追求。事实上,这也是孔子实现其政治主张和道德理想的手段,作为执政者更要在百姓需要引导的时候,以身作则,引起百姓的共鸣,才会赢得爱戴与忠诚,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如果“失诸刑与德”,就会导致灾祸,因此为政者最首要的就是“正刑与德”,这样才会“鬼神感之”,为国家和百姓带来福祉。

孔子对传统鬼神观的内涵及象征意义作了新的诠释,赋鬼神以浓厚的人文意义,从而达到教化百姓,实现仁政德治的王道秩序。可以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冷却了殷人对鬼神的强烈崇拜,以理性的人文精神打破了神权至上的笼罩,为传统文化创造出辉煌的中古文化奠定了坚实的人文基础。

作者简介:

李维(1978--),女,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古代文学专业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