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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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移民问题的政治敏感性，当前这波经济全球化中的劳工流动还远远落后于资金和商品流动。美国过去的150年历史中，历年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人数起伏非常大，从1933年最低的23068人，到1991年史上最高的1826595人。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几乎都源于政治，也有社会和经济诱因的背景。
其他国家也因移民问题在政治上争执不休。欧盟同时存在内部和外部的移民问题，2004年新入盟的10个前苏联卫星国为欧盟人口带来了一次巨大的波动，数十万人向西迁移以寻求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水平。在法国，该现象引起了对“波兰水管工”的广泛讨论，这个典型形象是移民挤占法国人就业机会的具体象征。
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移民问题是一个纷争之源，政界左右翼都寻求更严厉的边界控制。
除欧盟内部移民外，一些南欧国家也是中东、北非，以及一些未入欧盟的邻国移民的目标。
跨越整个欧盟，还有一股经年不息的非法移民流，他们来自中东和中亚的国家，其中一些将获得庇护身份，剩下的大多数将非法逗留或者被遣返。
为移民问题担忧的并不仅是富裕国家，贫穷国家也不例外。苏丹内战导致几十万难民逃往乍得，为这个赤贫国家平添了更大压力。
毋庸置疑，所有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家，其法律都不会允许移民不受甄别地、无限制地入境。无论标准高低，多少都有一些。
尽管移民问题变得更政治化，但最终还是由现实经济说了算。近年来，美国官方承认的境内临时劳工数字从1999年的120万人，增加至2008年的200万人，而基于1980年以来的入境统计，非法移民的总人数或可达1200万人。如果美国的产业需要外来劳工，那就会得到他们，不论渠道是合法还是非法。
此外，劳务外包和境外生产为海外劳动力的利用提供了新手段，而无须费心移民事务。随着发展中国家与全球贸易体系接轨，这种方式变得越来越常见，也使它们与更富裕经济体之间的商业联系更加复杂。由此看来，似乎劳务外包比接收移民更为可行，也规避了潜在的政治风险。
在一些富裕大国，未来几十年对移民劳工的需求将会增长。在更好的机器人被开发出来前，总存在一些必须由人工操作的低收入岗位。这些工作往往是有具体地点要求的，换句话说，你无法在家通过互联网来修剪别人后院中的树。园丁本人必须在那里，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保姆、女仆和家庭健康护理等等。一般来说，当一国民众变得更加富裕，此类工作就会更多。
人们变得更富裕，是由于该国提升了技能等级，提升了劳动力在产业阶梯上所处的位置，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越来越高。正源于此，人们就更不情愿接受像园丁或保姆这样的工作。这些国家中，低收入工作岗位需求在增长，适合的劳动力供应却在下降。
很明显，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富裕国家）未来的经济政策中，移民将会发挥更大作用。当政府决定进行改变，自然就会出现两个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移民？需要多少？由于这种改变主要来源于经济动机，答案应该也将从经济角度着眼。一旦这些国家接收了足够的承担低收入工作的人口，它们就将转到另一个极端，即精挑细选“最好”的移民，包括创造力、教育程度、收入、文化融入等因素都在其考虑之列。
这将会引起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如果各国政府都试图吸引最好的移民，我们将看到一次史上最大的国际“选美”比赛。世界各国都将使出浑身解数，为数百万寻找新生活的医生、科学家、工程师、投资者以及企业家们提供最热情的欢迎。当进行选择时，以下两个因素会进入移民的考虑范围：前往目标国家的难易程度，以及目标国家的生活水平。
根据这些因素，现阶段已经浮现出一些潜在的胜利者和失败者。首先，经济移民通常会觉得富裕国家更有吸引力，尤其是那些高技术移民。绝大部分的专家和技术移民将会寻找物质条件充分、方便开展事业的地方。在这一点上，受益的不仅是最富裕的国家，也包括中国和巴西这样迅速发展的大国。数千名此前移居发达国家的巴西人和中国人将会回国，试图搭上本国快速增长的顺风车以谋求致富。一些为吸引移民在某些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的国家也将受益，如韩国。在奥巴马政府提高研发预算之前，韩国政府科学基金会的研发投入力度一直高于美国（按投入占总人口的比例计算）。
英语国家在吸引移民方面拥有巨大优势。英语已经是科技和医学领域的国际通用语言，大多数专业人士都能说一定程度的英语，此外英语还是全世界被教授得最多的第二语言。英国及其遍及全球的前殖民地在这一点上获得了加分。
怎样选择移民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前景还将产生根本性影响。英国在2002年发起了一项新的“高技术移民计划”。根据该计划，潜在移民要通过一套评分系统进行打分，考虑因素包括：个人教育程度、收入记录、年龄、英语水平和其他因素。高分者将被授予工作许可和入籍渠道，即使他们当前没有工作或和英国国内完全没有接触。2003年，该计划又加入了一个补充章节，旨在选拔最具天赋的年轻移民。
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评分系统，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国。但美国的情况不同，即使拥有顶尖技能的移民都很难获得工作或居留许可。与英国不同的是，美国对于所有雇佣相关的永久居留权申请，每年存在一个限额，数量只有区区14万人。美国虽然也有临时劳务签证，但申请人必须有工作邀请函。
瑞士人口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老龄化，濒临退休的40～50岁这代人的数量几乎是10岁以下人口的2倍。但移民瑞士极为困难，必须居住满12年，通过一系列的文化和语言测试，还要经邻居投票通过。
日本人口实际上正在缩减，到2050年，也许将失去其1/4的人口，然而日本并不愿意承认它必须立即开始接受移民。目前，外国出生人口仅占日本总人口的1.6%，而美国是12%。几年前，联合国使节认为日本人对待外国人的态度表明他们具有“基于历史文化天性的深度歧视”，并将日本移民局针对非法移民的匿名举报电话一事称为“煽动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排外情绪”。如果日本不改变这种情形，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全球化已经造成了全球性的人才流动，尽管不是所有国家都张开双臂欢迎国外人才。2009年阿盟的一份报告认为，每年约有10万名科学家、工程师、医生离开中东和北非地区，其中很大部分都一去不返。另一份研究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医生很多都在国外工作，包括牙买加41%、海地35%、加纳30%、斯里兰卡27%、南非18%。人才流失甚至也引起了一些富裕国家的担忧，例如新西兰政府在2006年发起了一项计划，试图吸引众多海外人口归国。
全球化让一些经济体快速发展，其需求推高了商品价格。一些依赖于商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因此获益，但利润趋向于集中在统治者和工厂主手中，而不是农民和矿工。然而再过10多年，这种增长将可能趋于枯竭。原因在于，这种不平衡发展并没有为未来产业升级打好基础，因为大多数民众的收入仅能维持温饱。本土人才发展机遇也不多，精英阶层只需要少量医生、工程师和其他专家为其服务。
在这种情形下，移民出国将变得更有吸引力。当然，只有那些有一些积蓄的人，才能跨越地理障碍去追寻更好的机会。目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大学毕业人口的移民数量比高中毕业人口高出8倍，而未受高中教育的人口基本上和移民无关。
如果移居外国变得更容易，甚至受到鼓励，社会平衡将会恶化。中产阶级将逐渐消失，只留下最穷的群体（他们基本上达不到合法移民的标准）。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稳定恶化，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前景更为暗淡。
如果失去刚刚萌芽的中产阶级，不仅将让一些正在起步的贫穷国家的经济失去希望，比如莫桑比克和马拉维，而且一些虽然不受投资者追捧，但经济正在稳步前进的国家也将受到这种威胁，例如塞内加尔和秘鲁。毋庸置疑，富裕国家移民大门的开启，将是贫穷国家的灾难，它们的国民将头也不回地奔向新生活。
（摘自中信出版社《全球经济十二大趋势》 作者：[美]丹尼尔·阿尔特曼 译者：陈杰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