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朵野百合都盛开在自己的春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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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80后重庆女罗玉凤因雷人“征婚”在网络上一夜走红,惹来了众多嘲讽和争议。但“凤姐”无疑也是一个大胆、自信、有梦想、渴望过上美好生活的女孩,她提出的征婚条件,不过是对未来伴侣的一个期待。她虽然生活在社会底层,但她和其他女孩一样有对未来的向往和做梦的权利,只不过她极端的表达方式,最终被这个躁动的时代娱乐化了。
其实,像凤姐这样徘徊、挣扎、拼搏在城市里的打工妹,还有千千万万个。改革开放、城市化进程等国家政策,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进入城市。这既是一种自愿也是被迫的时代迁徙。凤姐只是那些渴望成功的打工妹中的一个另类、一个倒影,她们生活在城市的每个角落,她们的内心或许焦虑,她们的生活或许贫苦,她们的地位或许卑微,但她们就像大山里的野百合一样,虽然寂寞、平凡,但怀揣阳光般的梦想,用千姿百态的方式,执著、柔韧地盛开在城市的谷底,她们默默无闻,甚至不为人知,却也有属于自己的春天……
厦门大学福建女性发展研究中心叶文振教授说:如果没有千百万的外来打工妹,也就没有沿海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没有庞大的出身农村的女蚁族群体的坚守,中国的城市将会失去一支高智商且极具战斗力的新时代女性力量!2010年“三•八”妇女节,全国妇联主席陈至立这样鼓励道:在这个社会转折时期,女性碰到各种各样的挫折是难免的,但只要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坚持不懈地追求,梦想是可以实现的。而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曾荣获全国劳模、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农民称号的人大代表唐燕子,也用亲身经历呼吁进城的农村女性:“女人可以流眼泪,但要把每次失败当成一枚勋章,把每一颗泪珠当成一颗珍珠……”
梦想照进现实:不能把命运全部交给男人
人物:申友娣,湖南邵东县人,1975年出生,小学文化,2005年创办了浙江永康市申鑫振动棒加工厂。
申友娣出身很苦。父亲身有残疾,母亲只会种田,家里一贫如洗。她小学刚毕业,父亲就去世了。第二年,14岁的她跟着亲戚去了县城工地挑灰浆。没两天,她的肩膀便肿得生疼。16岁,她又去了桂林做小保姆,并学会了理发。
1996年,21岁的申友娣来到温州开了间小理发店。两年后,她和一个叫阿明的当地人结了婚。阿明的姐姐开了一家五金店,主要销售建筑工地上用的振动棒。为了摆脱窘迫的家境,精明的申友娣想到了加工振动棒。她有着湖南女人特有的蛮劲,每天风雨无阻地四处联系业务,还不断钻研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四年下来,她和丈夫挣了几十万元。可没想到,有了钱后,阿明竟找出种种借口离婚,还将财产悄悄转移了。
阿明还故意关闭了小加工厂,谎称破产,并甩给申友娣6000元要求离婚。面对无情的男人,她欲哭无泪。2003年底,势单力薄的她最终选择了伤痕累累地离开。六年的感情,只换来6000元钱,她吸取了这次血的教训:一个女人,绝不能将自己的命运全部交给男人!
离婚后不久,她又振作了起来,发誓一定要东山再起。她联系了浙江永康市一家老客户,想让对方投资合伙开振动棒厂,分成。对方知道她的振动棒技术很过硬,赢利把握大,当即答应了。
可一个离异女人在外地与男人合伙办厂,太艰难了。很快,她被淹没在闲言碎语中。合伙人的妻子本来很信任她,却因为流言蜚语对她处处提防,严重影响了她做生意,她只有把委屈往肚子里吞。厂里只有几个工人,为了把生意做大,她每天和工人一样上下班。一支振动棒三四十斤重,她抡着几斤重的榔头在车间每天一敲就是十几个小时。这种活连很多打工仔都不愿意去做,嫌它又脏又累。
她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酸,却没有得到合伙人的认同。一年后,对方想单干,要求散伙。对方按分成比例表示给她5万元现金,却提出了一个无理的条件:从此之后她不能在永康市办厂。她自然不答应。后来她报了警,才拿回了自己应得的5万元钱。2005年8月,她注册了永康市申鑫振动棒加工厂,凭着过去几年积累的客户资源,她的生意很快运转起来,第一年的销售额就突破了80万元。2007年初,她在网上认识了在全国各地做机械销售业务、同样离异的湖南老乡张军华,两人相见恨晚,既有心灵与情感上的共鸣,又有联合创业的理想。不久,张军华辞职从湖南来到浙江担任厂长,专门负责全国各地的销售市场,而申友娣全身心地投入到工厂的生产管理之中。一个是技术能手,一个是销售精英,两人的强强联合,迅速加大了工厂经营的马力。2008年底,工厂的销售额达到了600万元。
然而,就在这时,一场灾难又降临到申友娣的头上。2008年12月18日下午,一伙身强力壮的男人冲进她的工厂办公室,大打出手,对她毒打了长达30分钟,直到她满面是血、眼睛和嘴唇全部肿起后,才扬长而去。报警后,申友娣才知道是过去的合伙人所为。张军华及厂里的员工当时看着这种惨状都哭了,他们觉得申友娣一个外地弱女子孤身创业,实在太不容易了。
幸运的是,申友娣遇到了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和一群敬佩她拥护她的员工。她被打后,张军华对她更加呵护有加。在当地执法人员的支持下,在员工和客户的信任下,他们的生意不但没受影响,反而越做越红火。2009年夏,申友娣和张军华幸福地结婚了。2010年初,他们工厂的销售额已超过了千万元,净资产达到了数百万元。
辛苦多年,愿望却像气球越飘越远
人物:杨纪梅,安徽岳西县人,1984年出生,高中文化,现为广州市天河区某大型超市收银员。
说起凤姐,杨纪梅表示她非常理解,理由是:“像我们这样的打工妹,要想在城里出人头地,仅靠日复一日地上班,简直比登天还难……”杨纪梅与凤姐年龄相差只一岁,文化程度也差不多,而且从事同样的工作。但杨纪梅也坦诚地说:“再苦再累,我也不会像凤姐那样去出名,那不是我的性格。”
杨纪梅19岁就开始“闯江湖”,到过宁波、上海等地,做过制衣厂流水线工人、餐馆服务员、商场售货员,月薪从来没有超过2000元。由于她不甘心做个最普通的打工妹,跳槽比较频繁,所以打工几年也没什么积蓄。她还参加过成人自考、学过电脑之类,经常下班后在出租屋里读书,连眼睛都看成了近视,但还是没有什么提升,找不到好的工作。这让她越来越苦闷,甚至迷茫。
俗话说:女大当嫁。杨纪梅曾谈过两次恋爱,但都因生存问题不了了之。2008年春节,24岁的她回到老家过年,父母担心她“嫁不出去”,便托人给她介绍了个男朋友。人还不错,既勤奋又憨厚。可当她走进男方位于大别山深处的农家时,她最终退了这门婚事―――她实在不想一辈子都呆在贫穷的乡下。为此,她跟父母产生了矛盾,两代人的想法不一致,她只好在父母的唠叨中“离家出走”。
那是2008年清明节的前一天,细雨纷纷,她独自离开村庄踏上南下的火车时,泪水也滂沱而出。她来到了陌生的广州,举目无亲,只能进了白云区一家私人商场做售货员,与两个女工友住在老板提供的一间宿舍里。几个月后,女工友都找了男朋友,出去租了房,她突然感觉好孤单好难过:自己为了逃避农村的包办婚姻,千里迢迢来到异乡的城市,却仍然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爱情。
无聊的时候,杨纪梅经常会用手机上QQ,跟一些网友聊天,或者去网吧,但她发觉这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她读高中时就梦想过将来要做个白领、职业女性什么的,可如今看来,是那么的遥不可及,而且她越来越感到,一个女孩子,随着年龄递增,愿望就像一只气球一样,越飘越远……
2009年秋,杨纪梅的一个高中同学在深圳结婚了,男方是一个工厂老板,有房有车,日子过得很幸福。她被同学开车接去玩了几天,羡慕之余,她也有过嫁个好老公的想法。那段时间,她心情烦躁,干脆辞职,然后去参加了几次约会公司的活动,还在一些网站上了征婚信息,却迟迟看不到奇迹的发生……折腾了两个月,她才清醒过来,决定还是好好工作,一切随缘,于是又进了天河区一家超市做收银员。
2010年2月,年关前夕,超市客流量猛增,杨纪梅每天穿着红马甲满负荷地工作,试图以此忘记爱情与前程给她带来的烦恼与困惑。可收银工作看似简单,其实十分劳力劳心,她平均每天大约结算2万件商品,反复地忙碌个不停。稍一迟滞,有些顾客会埋怨;忙中出错,领导又批评罚款……一整天下来,她感觉头昏脑胀、双腿发麻、全身好像快要散架了。
一次,有个顾客“顺手牵羊”拿走了一罐价值300元的奶粉,结果这笔账算在了杨纪梅头上。她虽然感觉委屈,但也只能哑巴吃黄连。最让她感觉无奈的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她也要始终面对顾客微笑,强作欢颜。
至今,26岁的杨纪梅仍是孤单一人,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温暖的家,甚至连一个知心的朋友也没有,她好想结束这种没有尽头的漂泊生活。她常常感叹道:自己那么劳累辛酸地追求了七八年,为什么就不能得到些许快乐和成功,总是在原地踏步呢?难道真的只能回到农村去种田、生小孩吗?
就像一只蚂蚁,刚爬到山坡就被推下来
人物:徐莉,江苏泗洪县人,1986年出生,本科,现蜗居于北京丰台区白盆窑村,工作尚不稳定。
徐莉来自苏北农村,她寒窗苦读了十几年,家里为此欠下3万元债务。她原本以为大学毕业后,就能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好日子。她记得刚到北京时,曾自信地对同宿舍的姐妹说:“我以后一定要留在首都,要在写字楼里上班,成为一个白领!”可是,2008年夏,她走出校园步入社会,才懂得了生存的艰难。
她至今住在城中村,以每月150元的床位租金,和七名女大学生一起蜗居在4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屋里有五个上下铺的床、一张大桌子以及三个塑料板凳,她的床头有个布帘,把布帘拉上,里面就是她唯一的私人空间。
就在这间远比大学宿舍寒酸的出租屋里,徐莉每天吃最便宜的盒饭或者方便面,早上6点起床,搭近两个小时的公交到朝阳区上班,晚上9点才能到“家”。她虽然拥有本科文凭,但第一份工作竟是站在街头给一家美容连锁店发宣传单,头顶火辣辣的太阳,从早忙到晚,却仅有40元的提成。一天,她急了,问经理:“这样的工作还要本科学历吗?”经理冷笑道:“美容院促销也就这点事情。你是大学生,有能力想出一些高招来呀!”她无可奈何。
两个月后,她进了朝阳区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跑业务,老板给了她一份单子,1500户业主的电话要挨个打一遍。她一天打了一百多个电话,同样的内容一遍遍地重复,她的语速越来越快,头都爆了,却还遭到老板的训斥:“你就不能说慢点,温柔一些?哪像个女孩子!”老板骂,客户也烦,有的没听她说完,电话啪一声挂了,她刚堆起的笑脸,顿时僵在那里。更重要的是,如此受罪仍没做成一笔业务。后来,她只能上街头、进小区,四处跟人搭讪,利用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与一些业主建立人脉关系。就这样,坚持了整整半年,她每个月终于能挣3000元了,留下1500元自己生活,另一半寄回老家还债。
可好景不长,2009年秋,由于楼价太高,买卖房子的人少了,中介公司效益不好,徐莉作为新手被裁员了。那一刻,泪水在她的眼里打转,她感觉自己真像一只蚂蚁,好不容易爬上了一个山坡,刚要看到几丝希望,却又被人推到山脚!想起家里的欠债,想起农村的爹娘,她唯有将难过的情绪压下去,继续用“不放弃、不抛弃、全力以赴”的蚂蚁精神面对现实。
她又进了朝阳区一家广告公司跑业务,一切重新开始,头三个月只拿到了可怜的底薪。2010年1月开始,她才总算有了一些业绩,月收入约三四千元。不过,她不知道这样的情形能维持多久。她目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快还清家里的债务,不让父母整天发愁。至于未来、在城里买房之类的事情,她说:“我连想都不敢想。”
2010年2月,她在电视上看了杨澜主持的《天下女人》节目,讲述四名女大学生在北京当蚁族的辛酸生活,她当时就掉了眼泪。她说:“如果我只有初高中文化,我可能会像很多专家那样提倡的,去二三线城市、回乡下发展,可是我爸妈花那么多钱把我培养出来,连成本都无法给他们挣回来,我还有什么脸回去见他们?”她说,她不苛求更高的理想,只希望能在北京有份工作,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件事,也许五年、十年之后,她会“浴火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