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热”的若干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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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韦伯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随着帕森斯对韦伯作品的翻译和介绍，世界上掀起了三起研究韦伯的“韦伯热”。本文通过社会科学方法论和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这两个基本维度分析“韦伯热”。在“韦伯热”研究中，恭维偏多，而对其批判性的研究偏少。当前，韦伯命题和环境问题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可能的新话语体系。韦伯研究涉及多各领域，“韦伯热”也已经构成一个系统。本研究只是一个视角分析。在“韦伯热”研究中，还有更多的分析维度。

Abstract： Weber is an encyclopedic scholar. With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Weber's works by Parsons， there are three

"Weber hot" waves. In this article， we analyze the "Weber hot" through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and religious sociology. In the study of "Weber hot"， compliment is more than criticism. At pres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ber's proposi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problem is a possible new discourse system. Weber research involves many fields and "Weber hot" has become a system. This study is only a perspective analysis. In the "Weber hot" study， there are more analytical dimensions.

关键词： 韦伯；韦伯热；社会科学方法论；宗教社会学

Key words： Weber；Weber hot；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religious sociology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24-0281-03

0 引言

马克思・韦伯（Max Weber，1864-1920）一生致力于社会、经济、政治和宗教等多种问题的学术研究。同时，他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学术著述。他在社会学界声名显赫，与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并称为经典社会学三大家。同时，他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

韦伯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不但通晓多个国家语言，而且著述涉及各个研究领域。正如科塞说评价的那样，“他具有第一流的法律头脑，对法律的历史和原理了如指掌。他对古代史、近代史以及东方社会的历史具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当然，他专心研读过当时所有重要的社会学论著，就连那时还鲜为人知的弗洛伊德的著作也为他所熟悉。韦伯是最后一批博学者中的一个。”[1]韦伯开创的“理解社会学”使其分析和认识的深度达到了绝对深刻。也就是说，他不仅在学术的广度这个面上具有百科全书性，在认知的深度上也是其他学者所不能企及的。所以，科塞又评价道：“很少有人达到他那样的深度。他介入许多事物，从斗争脱身时常常身上带伤，有时甚至被打垮。但是他带来的是对人和社会的深刻了解，这对下几代的学者和政治家来说是一份丰富的财宝。他对社会行动中的磨难、悲剧以及偶尔的成果和超脱的关注，使他成为社会分析的科学和艺术的至今无人能及的大师”[2]。

自韦伯作品被帕森斯翻译成英文以来，韦伯便开始为英语世界学者广为关注。随后全球掀起了一层又一层研究韦伯的“热潮”，甚至，韦伯在学术研究中已经成了绕不开的人物。即使在今天，韦伯仍在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很多人常常发问：为何动辄韦伯，为何开口就马克思・韦伯？可以说，韦伯作品震撼力如此之强，以至于在国际学术界经久不衰。“韦伯热”起于何时？就社会学角度而言，可以通过什么样的基本维度研究“韦伯热”？“韦伯热”的背后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

1 “韦伯热”的基本维度

1.1 “韦伯热”的三个阶段

韦伯的学术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经由结构功能主义大师帕森斯的翻译和介绍进入美国，也就进入了英语世界。这构成了后来各地兴起“韦伯热”的渊源。此前，韦伯很少为英语世界的学者所了解，甚至在“二战”之前，韦伯的影响也不甚大，其学术影响也是有限的。

按照苏国勋的归纳，“韦伯热”包括三个历史阶段。除了帕森斯将韦伯的思想引入美国后掀起的第一波“韦伯热”外，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韦伯热”反馈回德国，于70至80年代出现的“韦伯复兴”热潮――20世纪70年代中期德国社会科学界出现的一场旨在恢复韦伯思想本来面目、深入阐发其学说精义的潮流，其重点一直是纠正帕森斯对韦伯的曲解和附会，重构韦伯作为一名德国学者的思想肖像；其二是深入阐发韦伯[3]。在此意义而言，没有帕森斯，包括一些学者所批评的韦伯的“帕森斯化”，也就不会有“韦伯热”，至少“韦伯热”将会以另一种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需要，西方的学术作品开始被引进翻译成中文。而当韦伯作品翻译进中国之始，社会学界即掀起了“韦伯热”。 苏国勋认为，韦伯的思想正是随着社会学的恢复开始在中国学术界传播开来的。1987 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北京由三联书店出版问世，韦伯的学术思想才开始为中国读者所了解。随着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腾飞，韦伯研究热潮开始东渐[4]。这是“韦伯热”的第三种形态。

1.2 “韦伯热”的基本维度

“韦伯热”不是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现象，而是几乎遍及全球、发生于多个学科领域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正如韦伯研究专家苏国勋所阐述的那样，“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韦伯热’出现于不同的国度和地区，各有其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不好一概而论”[5]。笔者认为，韦伯的社会研究方法论和宗教社会学可以作为解读“韦伯热”的两个基本维度。

1.2.1 研究方法论

韦伯将他的社会学称为“理解社会学”――“社会学（这个使用上含义十分模糊的词在这里所理解的意义上）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6]。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在其理解社会学基础上阐发的。在韦伯看来，文化科学的对象是有意义的文化事件或实在，文化科学的目的是认识这种实在的独特性。他的方法论就是关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原则和手段的讨论构成的。

韦伯的社会学方法论可以浓缩为三篇论文：《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文化科学逻辑领域内的批判性研究》和《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7]。韦伯方法论的精髓基本上都在这三篇精炼的论文中体现出来。首先是作为概念工具的“理想类型”。我们知道，理想类型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其提出的初衷是为了作为与自然主义相对立而体现出来的研究方法而提出来的。“韦伯认为没有一种科学系统能够重视全部具体现实，也没有任何概念工具能完全顾及到无限多样的具体现象。全部科学都包含抽象，也包含选择。然而社会科学家在挑选概念工具时很容易落入一种困境。如果他的概念具有很高的概括性，他就容易丢掉现象的特征。相反，如果他使用历史学家的传统概念，把现象孤立化、特殊化，他就无法把这一现象同相关现象进行比较。理想类型这一概念就是要避免落入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8]。后来，“理想类型”几乎成为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界的分析模型而被世界各国学者广泛应用。韦伯还通过理想类型这个分析工具、将社会行动分为目的合理的行动、价值合理的行动、情感的行动和传统的行动[9]，将统治的类型划分为合理的统治、传统的统治和魅力型统治[10]。其次，是提出了价值中立或曰价值无涉与和价值相关原则。这两大原则至今仍被学界广泛讨论。

1.2.2 宗教社会学

韦伯一生都处于学术创作中。在某种意义上，韦伯的“著述等身”来源于其从不间断的学术思考。也许正是这种不间断的思考使其能够跨越不同的学科研究不同国家进而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比较研究。比如，1912年，他由“为什么只有西方有和声音乐”这一问题出发，第一次开始考虑更一般的“为什么只有西方才具有一种独特的理性主义” 这一支配其后期学术思考的中心问题，开始走向西方与非西方的宗教文化比较研究。韦伯对新教伦理以及后来对中国宗教、印度宗教以及未完稿的伊斯兰教的研究构成了其宗教社会学的基础。其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韦伯热”的内核。而韦伯对中国儒教和道教的研究则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亚洲掀起“韦伯热”的基本内容。

在韦伯论述新教伦理之前，马克思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已为学界广泛熟悉，并表现出了强大的学术生命力。但是，韦伯还是另辟蹊径从与马克思分析基础完全相反的视角做了分析和研究。韦伯是通过精神因素（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相对应）研究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最初发生在欧美，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在成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认为，西方发展出了资本主义，不仅数量上颇为可观，而且（随着数量上的增长）还发展出了在其他各地从未出现过的类型、形式和方向[11]。他通过比较福格和富兰克林的话语体系认为，福格的话表现的是商人的大胆和在道德上不具褒贬色彩的个人嗜好，后者则是具有伦理色彩的劝世格言，而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精神即后一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亦即近代资本主义精神[12]。“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13]。他认为，新教伦理所体现出来的“禁欲观”和“职业感”是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内在动力。可以说，致力于探讨世界诸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主要是通过宗教的视角分析）与该民族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可以看作韦伯后期学术研究的基本旨趣。这在学术界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和广泛的争鸣。

韦伯对中国宗教和道教的研究则构成了“精神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作用”的后续研究。韦伯比较了中国的儒教与道教，他认为，儒教纯粹是世俗内部的（innerweltlich）一种俗人道德（Laiensittlichkeit）。与佛教形式更加鲜明对比的是，儒教所要求的是对世俗及其秩序和习俗的适应，归根结底，它只不过是为受过教育的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14]。儒教所关注的只是此世的事物[15]。与清教徒相比，中国的，无论是在官方的国家祭奠方面，还是在道教这方面，都没有像清教那样为个人以宗教为取向的生活方式提供足够强烈的动机[16]。清教伦理在对待尘世事物的态度方面，与儒教的伦理形成强烈的对照。如果说儒教对世上的万物采取一种随和（unbefangen）态度的话，那么清教伦理则与“世界”处在一种强烈而严峻的紧张状态之中[17]。而清教主义代表一种与儒教截然相反地理性地对待世界的类型[18]。“除了渴望摆脱无教养的野蛮之外，儒教徒不企求任何“救赎”。他期待着此世的长寿、健康和财富以及死后的声名不朽，并把这些视为对德行的报答。儒教不仅不奉行禁欲、冥思、苦行与遁世，而且还把它们视为像雄蜂一样的寄生虫。”[19]。这构成了中国没有产生资木主义的客观原因。韦伯在论述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家必不可少的“伦理”特质后说，“这种无情的、宗教上系统化的、任何理性化禁欲主义所特有的、‘生活于’此世但并不‘依赖于’此世的功利主义，有助于创造优越的理性的才智，以及随之而来的职业人的‘精神’，而这种才智与精神，儒教始终是没有的。也就是说，儒教适应现世的生活方式虽是理性的，但是由外到内地被决定的，而清教的生活方式却是由内到外地被决定的。这种对比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光是与‘营利欲’及对财富的重视相结合的冷静与节约，是绝对不可能产生出以现代经济的职业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精神’的。”[20]。

从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韦伯和马克思的分析路径恰恰是相对的。但是，学术上的分歧并不代表韦伯对马克思全部思想的否定。事实上，韦伯是非常肯定马克思的。包姆加凳在《马克思・韦伯：行动角色》一书中曾援引韦伯对其慕尼黑的一个学生所说的话：“判断一个当代学者，首先是当代哲学家，是否诚实，只要看他对待你才和马克思的态度就够了。凡是不承认没有这两个人所作的贡献就没有他们自己的大部分成就的人，都是在自欺欺人。我们在其中从事学术活动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马克思和尼采开创的。”[21]

2 “韦伯热”的背后

2.1 对“韦伯热”的简单述评

韦伯的思想是一个体系，通过肢解的方式将一个系统的研究体系分开往往会断章取义。但韦伯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可以“单门独户”的――事实上，英语世界和汉语世界对韦伯的理解都是通过由部分到整体的方式，通过韦伯的各个专门问题的翻译和研究进而达到对整个韦伯的认识的。这也是韦伯的学术著述与众不同之处之一。

在“韦伯热”的研究中，对韦伯学术的毕恭毕敬偏多，但对韦伯的批判少之又少。任何一种学术观点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不可能毫无破绽。如果不管具体的时空环境，只是生搬硬套韦伯的观点，那么既是对学术的不负责任，也是对“韦伯”的曲解。事实上，因为特定的时空背景，韦伯的学术见解中也是有瑕疵的。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经济的崛起，说明了传统的儒教也能促进经济的发展。甚至很多学者呼吁，应该挖掘以儒教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而促进中国等东亚国家经济的发展。

2.2 韦伯命题与环境问题――一个新的话语体系

韦伯虽然没有使用过现代化这一术语，但是韦伯对西方近代文明的解释，则是现代化理论的发轫，为现代化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样是中国现代化研究不可缺少的理论资源。“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理性资本主义”及其回答方式，被中国学界称为韦伯命题“韦伯命题”[22]。

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新教教义的世俗版本[23]。而清教徒的“天职观”事实上在人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提供了精神动力。事实上，这也构成了今天资本主义的“生产的跑步机”（treadmill of production）和“消费的跑步机”（treadmill of consumption）的根源[24]。所以，韦伯命题和当前环境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似乎又构成了一个新的话语体系。

3 结论和讨论

韦伯的学术研究涉及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法律、宗教、经济和文化等诸多领域，可以说被不同领域的人同时奉为“经典作家”。而且，仿佛韦伯的任何讲演都会对学术产生很大的影响。

即使在社会学领域，韦伯的研究除了本研究涉及的宗教社会学以外，韦伯关于法律社会学、统治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现在似乎都已经成为经典。所以，“韦伯热”也不是韦伯在某一个学科或某一领域的“热”，在某种程度上“韦伯热”已经如同其学术研究那样，形成了一个体系。而本文仅仅是就社会学领域的“韦伯热”的若干基本问题进行探讨。限于篇幅等原因，本文对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和宗教社会学两个方面进行侧重分析，力图通过这两个基本的维度对“韦伯热”进行学术分析和研究。而要深入和全面地理解韦伯，深刻地阐释“韦伯热”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而就目前学术界对韦伯的研究兴趣而言，可以预言的是，“韦伯热”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会持续下去。届时，“韦伯热”会有更多的维度。

参考文献：

[1][2][8][21]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下的思想[M].石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4] 苏国勋，马克斯・韦伯：基于中国语境的再研究[J]. 社会，2007（5）.

[5]苏国勋.“韦伯热“及其三种形态[R].中华读书报，1998-4-15.

[6][9][10]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册）[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7]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1]-[13]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刚，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4]-[20] 韦伯.儒教与道教[M].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2]尹红群.韦伯命题与中国现代化研究[J]. 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23] Bell.M. An Invitation to Environmental Sociology[M]. CA： Pine Forge Press， 2004.

[24] Schnaiberg， A. The Environment： from Surplus to Scarcity[M]. New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