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企业走向全国难于走向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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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中国公司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便开始走向国际化，为的是寻求比国内更高效的制度。
翻开国际化的历史，大多数企业均是先在国内扩张，然后走向世界。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格局零散、企业规模按全球标准来看还比较小的国家，情况却大不一样。许多中国小企业并未在国内扩展就直接迈向了世界。
它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发现国内市场的门槛比国际市场更难迈，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在中国，地方保护主义猖獗加上物流效率低下，令国内贸易成本居高不下。另外，由于西方具备更完善的产权保护，而中国企业在“走出去”之后，再作为境外实体回归国内可享有各种优势。出于上述两方面原因，令企业“迈出国门”的成本有所降低。因此，大批中国企业纷纷进军国际市场，到中国以外去寻求更高效的制度。
行政分权下的对外开放
1978 年，中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旨在重新与世界接轨，吸引外来资本和现代技术。如今，经过历时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后，人们突然发现，随着中国政府积极鼓励企业闯出国门，原来基本上以“入”为主的国际经济交流态势开始发生了逆转。
然而，中国企业即便在国内市场上享有良好机遇，也还远未强大到应有的地步。由于行政上的分权，造成竞争高度激烈却零散化的国内经济格局，交易成本及其他运营成本始终居高不下，致使国内公司难以打造竞争优势，以便在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上落地生根、开枝散叶。
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在行政分权的大背景下出台的。今天，这种分权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抓经济效益的责任被下放到省和自治区，以地方政府官员制定的绩效目标取代了来自中央政府的直接行政调控。
第二，财政分权。自1988 年起，中国在税收上实行了中央与地方分成的契约体系，各省政府分别与中央政府商定一个固定的税收额度，所征税款超出这一额度的部分，由地方政府自留。这一体系如今已经部分地被颠覆了。
第三，行政分权。大多数大型国有企业的控制权被下放到省和自治区政府的层次，较小型国有企业的控制权则交由市、县政府掌握。这个措施一经出台，立即有数十万家企业应运而生。而若用国际标准来衡量，几乎所有这些企业都是袖珍版的。出于上述原因，在今天，除了少数规模最大的国有企业之外，所有国内企业的经理人在经营活动中都不得不臣服于地方政府无所不在的影响力。这样一来，要想建立拥有强大国内市场份额、而不是从地方直接走向全球的企业，就变成了一桩较一般情况下远为复杂的任务。
行政分权造成了中国产业结构的诸侯化，以及全国经济空间的零散化。大部分国有企业处于地方各部门的控制之下，各地政府由地方利益出发，采取各种违背竞争原则的手段，保护“属于自己”的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还是私营企业。
市场零散化让企业付出高昂代价
中国中央政府对于经济零散化的应对措施十分有限。然而，尽管行政分权政策已经降低了政府本身的行政成本，市场零散化和地方保护主义却会让企业付出高昂的代价。
具体说来，企业因此而付出的成本可分为四大方面：
产能成本。中国经济的零散化导致中国企业的小型化，甚至在一些可以凭借规模获得巨大竞争优势的领域内也是如此。由于地方政府一味偏好固定资产投资，带动全中国范围内难以遏止的产能增长，结果造成了广泛经济层面上的产能过剩，严重挤压了企业的获利空间。
运营成本。自2004 年以来，中国物流总成本在GDP中所占比重始终保持在21% 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个比例相当高，后者的物流总成本在GDP 中所占比重一般在10% 上下。在中国，陆路运输的费用格外昂贵。中国人的经验之谈是：如果从成都发货到上海，所花运费甚至比从上海发货到纽约还要贵。因此，对于中国大部分地区来说，走向国外市场反倒比沟通国内市场更容易、成本也更低廉。
交易成本。指达成交易所需花费的成本，但常被解释成签订和执行合同所花费的成本。通过创建大型企业来绕开市场、实现交易内部化的决策，只有建立在经济考量而非行政尺度的基础之上，才能对经济发展有所助益。然而，在中国，无论创建何种大型企业，其存在的目的主要都是为了中央计划者行政管理上的方便，因此，极少能达成期望中的节约效能的目标。
行政管理成本。中国经济的零散化给跨省经营的企业带来了巨大的行政管理开支。特别是企业所得税这一块，更是负担沉重。从原则上讲，凡2001 年以后建立的私营企业都直接向国家税务总局上缴企业收入所得税。而实际上，各省、市税务局仍在继续向私营企业收缴企业收入所得税。此外，由于各地对《知识产权法》的落实状况不一致，也给跨省经营企业的行政管理开支带来了不利影响。
外国在华企业也和中国国内企业一样，要面对来自产能、运营、交易和行政管理成本这四个方面的问题。然而，由于这些企业的价值链有很大一部分位于境外，因此，它们拥有的竞争优势是那些走不出国门的国内企业所无法享受的。
走出国门为寻求高效能制度
与中国企业相比，外国企业的规模大小在更大程度上反映着受到经济利益驱动而非行政驱动的内部化决策。鉴于中国在产权问题上的政策始终不够明朗，因此，与中国国内的竞争者们相比，所有权明晰的外国企业在其价值链的绝大部分，即位于中国境外的部分，具有更好的运作协同性。
由于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上需要花费的成本较海外市场更高，另外，它们在国内市场又会遇到来自外国企业的强力竞争，因此，许多中国公司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便开始走向国际化，在这一点上，它们与其他国家的企业大为不同。
再者，中国境内的贸易壁垒主要源于体制问题，而不是出于实际层面的原因。因此，中国企业向境外发展就是为了寻求更具效能的制度。还有一些企业采取迂回战术，先走出去再返回来，摇身一变成为在华经营的外国实体（即所谓的“返程投资”）。从许多方面讲，中国的中小型企业为了在国内市场取得竞争力，就不得不首先转向国外拓展。
坐落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镇的东菱集团完全忽略了国内市场，这家企业的主业是设计生产电水壶、咖啡机、搅拌机等各类小家电，向海外跨国分销企业供货。据东菱集团称，该企业在上述产品领域内占据了欧洲市场的70%、美国市场的40%，在国内则极少或基本没有销售。
只有通过根本性的制度变革，中国企业才有望先在国内养成竞争优势、再凭此在海外市场上大显身手，从而实现全球规模的发展。这样，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便能更加符合进军海外市场的传统路径，而不再单单以跳出中国为目的。
我们认为，有两套制度性变革措施可以改变目前的状况。一是通过取消歧视性的过路费和地税项目，取缔不同省份的地方性商贸法规，代之以全国统一的法规，以降低中国国内的贸易壁垒。二是将全部企业改制为股份公司；取消所谓的“全民所有制”；在鼓励注册集团公司的同时，不鼓励在集团旗下注册更多的下属公司。
此文由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供稿
（麦克斯・博伊索特，英国伯明翰大学伯明翰商学院战略管理学教授。马歇尔・W・迈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蔡万才管理与社会学捐赠教席教授，《组织管理研究》杂志资深执行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