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脸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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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当代画家们要表现如此多的怪异面孔？这些面孔隐喻着怎样的过去与未来？

这些面孔是谁？为什么这个时代的画家笔下出现如此多怪异面孔：大笑的，光头的，恐怖扭曲的，无个性的、中性的面孔。

面子，我们文化生命的表面。从古代陶瓷上的书写到宣纸上的书写，尤其是脸谱的出现，我们的文化一直在面子上做文章。

寻找面孔的冲动，同时也是遗忘和涂抹面孔的渴望――这是暴力留下的残迹。因为无法在现实中看到生命力的实现，也不能在自己成果和劳动产品中感到存在，难以从得到他人认可和尊重；更严重的是，没有内在的心灵世界，因而我们只能在面子上书写。

这种涂抹源于过另一种生活的渴望，也隐含了对暴力的记忆。但是我们在自由的渴望中，却缺乏自由的形式，只能以暴力抵抗暴力，从而释放能量，而释放还不是自由，只是对自由的欲求。

狂笑的脸

这些“岳敏君的面孔们”都带有自画像的痕迹，依然是对自身的辨认。

大笑的脸部如同面具，给人不真实感。这是对脸谱化和程式化的戏仿。人的脸其实很单调，我们都太相似了。这是因为我们要面子，而且要好看的面子，不能出格的面子。我们的血缘文化也在强化“家族相似性”。画家在画集体群像时，并不改变面孔，其实也是暗示集体的同一性和僵化。这些面具化的面孔，当然没有内心，在卡通和世俗化时代，深度已经消失了，平面和中性化本身就足够了。

这张脸在使劲笑，整个脸都在笑，似乎每个器官部位都在笑。为什么是笑而不是哭呢？如果是哭，显然会更加戏剧化，需要情景，需要事件了。而笑，可以莫名其妙地笑。甚至快把口都笑破了――张开的大口似乎要以笑来吃人。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如同假牙。大笑，也是暴露，暴露什么呢？没有形式？如此整齐洁白的牙当然也是对所谓思想纯洁的讽刺，也许暗示了这张面孔的大笑也是虚假的，或被制作的。

大笑，笑得眼睛都睁不开。但这些面孔并不看着谁，他们完全被笑所主宰了。他们不看，这就意味着他们不能反省？他们完全被笑笼罩了，被笑控制了，被假笑慑服了，他们也不可能从笑中走出来，他们不可能反思。

有时是一群有相似面孔的人一起笑。但不是笑对方，因为他们还是闭着眼睛。他们只是笑的复制品。这些面孔相似的人的共在，其实根本没有形成共通体，只是同一性的重复，没有发现彼此的差异，根本不可能达到自我认识。

因此，他们只是现代《兵马俑》，艺术家把这些面孔做成了雕塑，它们只是陪葬和僵死的集中体。甚至，画家认为这些大笑的面孔们的聚会形成的只是《垃圾场》和《垃圾山》――画家的反讽在这几幅作品中达到了极致。

扭曲的脸

这是艺术家方力钧的光头，带有自画像色彩的光头。

光头，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是反叛和丑陋的标志，弃世和不合常规法则的记号，因为只有劳改犯才被强制剃光头，以及吃斋念佛的和尚们要剃度。这些光头也有着怪异面孔，有时略显狰狞，嘴巴张得很大，似乎要叫喊，却发不出声音，面孔就扭曲了，这是生命失语的状态，艰难喘息的状态。

有时候光头是红色的，拒绝观看――这个姿态反映了艺术的决心，如同画家本人所言：不愿意再被欺骗！

后来，方力钧也做过一些变形更加丑陋、甚至扭曲的人性面皮雕塑，这些如同漫画化变形的面具，反映了面孔变形的痛苦。

我们也看到张晓钢那些“大家庭”的面孔，他们似乎是暗语时代的产物，他们有着惊恐的眼神、漠然的面孔。因为画家对绘画表面的精致处理，染上了感伤的色彩，还有面孔上那些似乎是包裹伤口的色带――依然是对毁容的记忆，对面容伤痕的记忆。

美女与佛

我们很少看到女性们的怪异面孔，刘飞填补了空白：我们看到那些手拿枪械，面孔光洁、怪笑的女性光头，她们身着传统女性特有的连襟衣衫。

她们大胆而放松的表情凝聚在妖媚的面孔上：看起来似乎有着女性的温柔，但是红红大嘴和洁白牙齿让我们毛骨悚然。她们手里还拿着枪，对观者射击：一个带有美丽迹象的女性却肆无忌惮地玩弄双枪――依然是暴力的记忆：美和暴力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深深纠缠，在这个中性形象上得到充分表现。

而《别样的脑袋》则是艺术家田流沙带给我们的面孔，他特异强调了这些脑袋，其基本特征是：晕染的光头――线状的眼睛和鼻子――大耳朵――大耳垂上的耳环――翘起的鲜艳嘴唇――无年龄的面孔。

乍看起来如佛陀和罗汉的脑袋。既圆又方。圆和方如何奇妙统一呢？一方面是富态的面相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脑袋本身的非世俗性。或者说，是对脑袋的中性化处理。

光头的处理是对飞天女性形象变相的开始，身姿更加肉感化了，面庞带有色相却并不激发欲望。

或者，如同画家本人所言：“光头”形象，似我非我、似佛非佛。只是好似而已，在似与不似之间。也如同画家再次所言：在技法上，这是“卡通和光影典雅的合一”。

这个矛盾的结合如何产生？为什么这些色面如此相似又如此不同？色面上什么东西出现了？

那是生命的幻像。画家创造了这些有家族性的佛面色相，似乎在传达佛教最通常的思想：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光头还有个隐秘的描绘手法：在头顶晕染出有内在色泽变化的色晕，这是圣像的光环吗？

有时，画家田流沙把她们命名为“懒美人”！这是对时尚的暗讽。她们并不是艳俗和玩世的形象，它们温和平淡，悄然消解了暴力。

新面旧痕

从这些怪脸，从当代艺术最富表现力的图像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图像转换的轨迹：从准宗教和仪式（偶像）崇拜的仪式价值（Kultwer））――向图像本身“展示价值（Ausstellungswert）”的过渡。

在这个过渡中，如同本雅明所指出的，因为技术复制的作用，面孔上可能还残留着光晕或灵韵消失的最后痕迹，我们就看到了当代艺术对面孔的反复表现。当然，这也是对中国传统的面子文化的涂抹，是艰难的换脸和易容术。

卡尔维诺在《城市与亡灵》中写道：

“我想：人到了生命某一个时刻，他认识的人之中，已死去的会比活着的多。这时你的心就会拒绝接受其它面孔和其它表情：你遇见的每一张新面子都会印着旧模式的痕迹，是你为他们各自佩戴了相应的面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