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了古代君王的名讳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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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时代的君主，实在是太霸道，什么好的东西都要据为己有，他们使用过的东西，就不许别人再用，就连文字都是如此。

东汉刘秀当了皇帝，秀才就改为茂才；唐高祖的名字叫李渊，就将比他早生200多年的陶渊明改名为陶深明；雍正皇帝胤禛即位后，他的同辈弟兄名字中的胤字，就都改为允。这在封建时代叫做避讳。

清朝的乾隆皇帝更是蛮横，不仅康熙、雍正和他自己的名讳要避，还搞扩大化，不是他的名讳，和他沾上些儿关系的字也要避。内阁学士胡中藻在任广西学政时曾出试题“乾三爻不象龙说”，这是《孝经》里的句子，乾隆说“龙”与“隆”同音，含诋毁之意，成为胡中藻被处死的罪证之一。他70岁以后自称“古稀天子”，退休的大理寺卿尹嘉铨也有幸活到了70岁，自称“古稀老人”，却又不幸被乾隆斥之为“少正卯”，犯上作乱，这也成为尹嘉铨被凌迟处死的罪证之一。乾隆甚至还管到了别朝皇帝的事，将《北史·文苑传》中的“颉颃汉彻”中的“彻”改为“武”，因为“彻”犯了汉武帝刘彻的名讳.

乾隆四十二年，发生了一起王锡候《字贯》文字狱案。王锡候，江西新昌人，24岁补博士弟子，38岁中举人，以后九次参加进士考试不中，年老体衰，无田无业，靠写书养活家小，生活艰难。乾隆四十年，63岁的他用自己的一处旧房抵押了135两银子作为资本，来刊刻他写的一部《字贯》。乾隆四十二年，《字贯》被仇家告发，说该书的《自序》中，有贬损《康熙字典》的意思，江西巡抚海成遂以“狂妄不法”的罪名上报皇帝，请革去王锡候举人名衔。

海成这也是向皇帝邀功请赏的意思，不意却遭到乾隆的严厉斥责，说他有眼无珠，竟遗漏了更加严重的问题。那么是什么更加严重的问题海成居然没有看出来呢？原来书中竟将康熙、雍正和乾隆的御名——玄烨、胤禛和弘历“一一开列，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罪不容诛”。

在乾隆时期，尽管避讳之禁甚严，但王锡候的《字贯》是字典，属于工具书，其作用就是规范人们使用文字，也含有避免人们犯讳的意思，这原本是王锡候的好意。因此，《字贯》刊行海内两年，并没有被人认为是犯讳，原告和江西巡抚衙门的官员也没有将此当作问题。乾隆却抓住这个问题大做文章。结果，王锡候被“从宽斩决”，所著书籍13种全部销毁，其子孙7人斩监侯，秋后处决；其妻、儿媳及未及16岁之人均付功臣之家为奴。

初查此案的有关官员也受到了严厉处分：两江总督高晋降一级留任，江西巡抚海成被发配新疆，江西布政使周克开、按察使冯廷丞以失察革职，交刑部治罪。

仅仅在书中触及一下皇帝的名讳，就被砍掉脑袋，还罪及家人，这似乎让人感到不可理喻。

在封建时代，避讳是一种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东西，它象征着皇权的至高无上和神圣不可侵犯。乾隆是一个外表儒雅但内心十分残忍的皇帝，他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这个原则问题就是皇权。触犯了皇权，即使是象征性的东西，也视为悖逆、谋反。很多人被他的外表所迷惑，以为他可亲、可近，可以伸张正义，主持公道，可以向他表达自己的诉求，结果就碰到血淋淋的刀口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