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希望将他的故事永远传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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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奇人的家族与其身后的历史，会是怎样的面貌？我带着好奇，采访了生活于科隆附近的汤若望后人――沙尔伯爵（Graf von Schall）。

汤若望和家族有书信往来

陈茫：沙尔伯爵，我们知道，您的祖先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是第一位到访中国，对中西文化交流以及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做出很大贡献的德国人。作为汤若望的家族后代，请您先为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家庭。

沙尔伯爵：汤若望家族姓Schall von Bell。Bell是科隆附近的小城，是家族在13世纪就受封的定居地，因而贵族姓氏也因此得来。后来随着发展，这个家族的核心姓氏衍生出一些的姓氏。在离科隆30公里外的Mornhofen和Lütelberg也有了家族的一个旁支，那里也属于家族领地。汤若望16世纪出生在那里。我们的家族原本是科隆的城市贵族。当时科隆还是宗教贵族的属地，主教也同时是地方最高长官。贵族们也就任职当地各部门的长官。我们的家族是其中的一员。

陈茫：您的家族因为汤若望而闻名于世。那么，您和他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沙尔伯爵：他是我们的叔祖。我们现在的姓氏是Schall-Riaucour，因为我们曾祖父的父亲和一位Riaucour伯爵女士结了婚。我们去掉了名字里的Von Bell，而改用Riaucour。后来的Shall von Bell的姓氏也没有再沿用了。我们是目前还在世的，汤若望家族最后的亲族后代了。我们已经是第12代。虽然已经是很久远的年份了，但我们对这期间的家族亲属成员知道的还是很详尽的。

陈茫：汤若望在中国度过的47年时间里，他身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与社会环境之中，后来他还得到了清朝皇帝特别的宠信，他的父母甚至还得到了清朝皇帝的册封。您当时的家族对发生在中国的这些事情是否了解？他们为此受到过什么影响吗？您作为这个家族的后代，对此有什么感受？说到汤若望在中国的事情，他与家族之间是否有书信往来？

沙尔伯爵：在今天这样一个网络时代，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当年，欧洲和中国之间的距离有多远。由欧洲去中国的路程要超过一年时间，回程也一样。一封信一寄一回，就需要大约3年时间，这是一个长得离谱的过程。我们也无法体验当时因为距离而产生的时间上的隔膜。但当时耶稣教会有一个很好的通信系统，每一个分会和据点每年都要交换传递各地来往的信件。这些信件目前在罗马还保持着，也有汤若望寄来的家信。我们也有汤若望的来信，但内容上并无什么特殊的地方。我现在也不能断定，他是否定时与在德国的亲人通信。当时我们并不住在莱茵兰地区。但能确定的一点是，他确实和德国的家族是有信件往来的。或许5年一次。但我们并没有什么证据。

传教士并不急于评价中国

陈茫：当今中德对汤若望的研究很多。您本人是否与科隆的汤若望研究协会有接触和往来？据我所知，他们研究的一个重点是中德文化交流。在这一点上，汤若望当年以天主教传教士的身份在中国做了许多工作。您和一般的德国人是怎么看待他的这项成就的？能否举例说明一下。

沙尔伯爵：我们对汤若望的事情非常感兴趣。他非常重要，也是很著名的欧洲与中国的一个沟通桥梁，是一个关键人物。还有在他之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也一样。在当时，中国约有20位西方的传教士，但他能理解所听到的和见到的，并没有急于评价，而是开始学习东方文化，并尝试将这些知识见闻系统地传达给西方。这是他的特殊之处，这也正是欧洲在19世纪后期最缺乏的东西。

其实当欧洲人到了中国，他们一般会认为，中国人是细致、有教养的，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汤若望总是说：能与中国的皇帝交流，这可是最有意义的事情。他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他的臣民最多。这带来了一些特别的体验和看法。我自己对此也有心得。当我面对陌生事物时，我不会简单地说：“我想的是……”或者“我看是这样的。”我总是尝试说：在中国人们是这样看的;或者：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我知道，中国有着一个完全不同的背景，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与现实情况，那些都是我不了解的。我只能尝试着接受，并会这样想：这以我的能力并不能理解，但它一定有自己的原因。我的经验是，面对中国，我们做判断必须要很小心。

现在亚琛和慕尼黑都有汤若望协会，科隆的协会我并不了解。这协会最初的目的其实是为中国学生来德留学提供帮助。因为当时在时代中国学生们来德国还非常困难。今天这两个协会帮助在德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他们的工作做得不错。

陈茫：他当时也带了大量钟表到中国吗？

沙尔伯爵：是的，他带了些钟表到中国。当时他通过一个同事，将中国的消息传递回来，到维也纳、巴黎、慕尼黑等地的教会。同样他也将中国的礼物发送回欧洲，首要的就是中国瓷器，然后再带欧洲的礼物回中国。这应该就是当时大批中德间运输与收藏的开始。中国风格的工艺品、中国瓷器忽然成为欧洲人必须拥有的收藏。

他在中国对科学家和皇产生了影响。他带去了望远镜，也宣传了哥白尼的发现。他并没有宣称地球也围绕太阳运转，而只是称其他星球围绕太阳旋转。他并不想让中国人产生大的恐慌与不安。他是一位现代科学家，这种对知识的宣传也在顾虑着环境与社会因素，是非常特别的。

罗马教廷送最优秀的人去中国

陈茫：我目前正在写一系列关于欧洲钟表历史的文章。我们在寻找，谁是第一位将欧洲钟表介绍到中国的人。当年欧洲的传教士就是以钟表敲开了中国皇宫的大门。

沙尔伯爵：是的，但并不仅仅是钟表，还有钢琴、拨弦古钢琴等等。利玛窦当年带到北京的一座拨弦钢琴后来有了故障，中国皇帝还让我的祖先修理。他自己也会弹琴，后来还写了一本钢琴的教学材料。

陈茫：当年那些传教士们都是多才多艺的天才，他们也非常有勇气，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远涉重洋到那么远。

沙尔伯爵：当年是有这样的考虑的：要送最好的人才去那里。在罗马的耶稣会资料记录中还有当年申请去中国的天文学传教士的申请调查。有两个人的资料记录在案，一个是一位叫Spee的人，另一位就是汤若望。Spee先生称：我很高兴能前往中国，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土地，并在那里传教。而汤若望写道：我很健康，并乐于前往。谁最后被选中？ 就是他――汤若望。

陈茫：去年我买到了一部四卷本由一位法国传教士写的书。他从未到过中国，但根据各个传教士送回的信息，在1714年写成了这本《宏大的中国》。以年代算，汤若望的第一手资料应该也出现于这本书中。

沙尔伯爵：那是自然的，但这些信息获得渠道或许是多样的。他或者直接得自于汤若望的报告材料，或者是来自他给别人的资料，比如给莱布尼茨的，或者是给罗马教会的。当年在中国的传教士们必须一直向那里发送资料报告。汤若望发回的信息是那里的一个主要信息来源。

为专注于工作隔断亲情

陈茫：17世纪西方传教士们开始了他们的亚洲传教工作。像汤若望，后半生都留在了中国。在当时的中国环境里，这真是不可思议。中国社会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孔子就说，“父母在，不远游。”作为德国人您如何看待宗教对当时人们的影响。传教士远渡重洋，远离家乡，您对此的感受是什么？

沙尔伯爵：其实往亚洲的传教活动早就开始了。汤若望在16岁时就到罗马学习，在16岁生日后就再未见过父母。他的内心有一团火在燃烧，像他所说：“我要为这个世界做点特殊的事情。在教会里我训练自己，尝试以这样的方式达到理想的生活。”因此，这是缺乏亲情的生活，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不容易理解的。我还知道，当时他还被中国皇帝监视过，因为皇帝怀疑他一定在什么地方有自己的私人感情生活，但最终并未证实。今天也还是这样，在天主教教堂里，在某个阶段，就要割断亲情。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汤若望因此不再受那么多牵制，没有家庭和孩子，他可以完全专注于工作。他写了很多著作，也写中文古文，这对欧洲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这都得益于他的专注。

陈茫：2000年德国的Uli Franz 和朋友出版了一本书《天空阴影下》，讲述汤若望在中国的故事，在德国引起关注。当时德国人怎样看待书里讲述的汤若望的故事？

沙尔伯爵：1992年是他诞辰400周年，当时在科隆举行了一场国际大会。很遗憾当时因故没能邀请中国人参加，但世界各地，有美国、荷兰、比利时等国的人聚集在一起，反思汤若望的意义。德联邦还出版了一张汤若望的邮票。随着中国开放，我们两国的友谊以及在经济方面的交往等等，都在快速增长，但人们对汤若望的了解并没有更多，至少在德国是这样。在中国反而有很多人知道他。当我说他的名字，人们都知道，他的墓地也还被保护着。但对您提到的这本书，我并没有好感，Ernst Stürmer的《龙座边的望远镜与圣经》更真实一些。

陈茫：在您的家庭里，您怎样对后代讲述和传承祖先汤若望的事迹？

沙尔伯爵：我在很早就从家里听到关于他的事。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子，我得到一幅他穿着一套奇怪的制服的画。后来我还得到关于他的书。家庭里是希望将他的故事一直传扬下去。比如我叔叔告诉我，我必须要了解汤若望，因为他是为我们家族带来荣誉的最重要的人物。之后我也告诉我儿子关于他，还有我去中国的见闻与印象。我想收集在我这个时代的关于汤若望的东西，尝试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他为17世纪世界的和平与进步做出了贡献，是我们家族的骄傲。对他的了解越多，我就越发现他的优秀。他似乎没有负面。

陈茫：您自己从事什么工作？您伟大的祖先是否对您的生活有影响？

沙尔伯爵：在汤若望之后，我是家族里唯一一个去过中国的人。我爱中国。我去中国，是想亲自和那些能回答我关于中国事的人接触。如果仅仅是一趟旅游，那么对中国的认识也就仅流于表面。但当你在中国和中国人有交流和对话，那么你的感受就完全不同。这是很吸引人的事情。在中国有那么多有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