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职业选择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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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第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和成长的时代背景不同，其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上都有着明显差别。两代农民工无论是初次职业选择还是现职业选择，其职业结构、行业结构、职业目标和职业诉求、职业稳定性乃至当前工作条件、月均收入等方面都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对其初次职业选择影响因素以及现职业选择影响因素的多项Logistic回归表明，家庭因素较多地影响着老一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他们因为家庭原因比较注重获得一定的、较稳定的收入。而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中，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大，但也反映了其具有较强的家庭观念，并且比较关注工作条件。
中图分类号 F3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1-0081-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1.012
职业选择是指劳动者按照自己的职业期望和兴趣，凭借自身能力挑选职业，使自身能力素质与职业需求特征相符合的过程[1]。农民工的职业选择与城市其他就业者相比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也显示出其独特性[2]。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年龄结构和行业职业特征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目前在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以1980年前后出生为界）①的比重越来越大。由于第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和成长的时代背景不同，文化、观念和行为上都有着明显差别，他们在选择所从事职业的倾向性、对未来工作的预期以及职业调整等方面也出现了差异[3-4]。农民工要适应城市生活且为城市文化所接纳，最基本的是其就业以及与其相联系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就业问题是衍生其他农民工问题的基础[5]，而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普遍认为融入城市的首要障碍是没有满意的职业[6-7]。
在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力转移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可以永久性地实现空间、职业乃至社会文明的转换[8]。国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化进程中所伴随的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就业问题[9-10]。对于影响迁移人口职业选择的因素，一些研究指出，这既有个人的因素[11-13]，也有社会的因素[14-17]，还有家庭的因素[18]。国内关于农民工职业选择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人力资本为代表的个体因素方面[19-22]。 在后续的研究中，有学者从理论上提出了农民工的成长环境和职业诉求②对两代农民工职业选择的不同影响，并通过一些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23-30]。农民工职业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与这两个群体基本特征存在的差异息息相关。尽管有关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有些不同的看法[31]，但较多研究认为这两个群体还是存在较明显的差异[32-36]。
综合相关文献分析可以看出：第一，代际间的“代差”是当今农民工群体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比较年轻，受教育程度较高，务工时间较少，身体健康状况较好，就业观念也不同，这就导致不同代际农民工具有明显不同的职业选择倾向、就业领域和职业类别。一般而言，为了满足生存需要和缓解生存压力而对经济目标的追求构成了农民工职业选择的本质意义，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行为导向已逐步由“生存理性”走向“发展理性”[37]；第二，两代农民工职业选择影响因素存在代际差异。从已有关于农民工职业选择研究的文献来看，关注农民工职业选择影响因素代际差异的研究还不多，大多数研究还是集中在不同代际农民工职业特点、群体特征和就业心态的比较研究，而对不同代际农民工职业选择及决策深层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因此有必要引入代际差异的视角，对农民工职业选择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深入研究。
农民工职业选择不仅是一种现象，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投影。作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就业的一个群体，农民工的职业选择关系到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城市化的进程乃至社会经济的发展，他们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可以为我们了解其职业选择动机和把握其职业选择方向提供重要参考。因此，在当前第一代农民工城市化逐渐中断、陆续返乡的情况下，研究农民工职业选择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了解不同代际农民工在进城务工各方面的不同需求，对于预测农民工就业的变化趋势并做出相应的决策导向，提升其就业质量，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 研究方法与数据
根据相关研究，我们将影响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因素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个体因素，主要包括受教育程度、职业培训情况、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将来打算等。受教育程度是衡量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在找工作过程中会发挥重要作用；职业培训和年龄反映了农民工务工经验的积累，对其职业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性别会影响务工者选择不同工种，务工者结婚与否也会对其选择工作产生不同要求，如结婚的农民工更倾向于攒钱养家糊口。高文书[22]、杨晓军和陈浩分别通过二项和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文化程度越高、参加过培训的农民工成为技术工人的概率越大；女性成为服务人员的概率较大，男性成为生产工人的概率较大年龄较轻的农民工成为技术工人和服务人员的概率较大[38]。姚先国、俞玲用多项logistic分析表明上述因素对职业选择存在影响，但影响方向不尽相同――参加过培训的工人成为生产工人的概率更大，年轻的工人更有可能成为生产工人和服务工人。年龄不仅作为新老一代农民工划分的依据，同时还有其特殊性：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年龄越大，其在外务工经验越丰富，而对老一代农民工来讲，除了丰富经验，更主要的是就业年龄越大，劳动能力会越弱[20]。上述基于个人因素对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影响已有一定研究，但较少有对不同代际农民工职业选择影响的个人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受教育程度、培训经历、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将来打算等个体特征因素对农民工职业选择影响的代际差异做深入的实证分析。
另一方面是农民工家庭因素对职业选择的影响，主要包括与家里的联系、家庭经济条件等。王文信、徐云用家庭耐用品数作家庭经济条件的变量，发现家庭耐用品数对农民工流动就业、本地企业就业和自营工商业有不同的影响，条件较好的农民工家庭参加非农就业的几率增加，但也没有对不同代际的农民工进行比较研究。[39]我们将从农民工是否给家里汇款、在家的预期收入、是否有在一起同吃住的家人等这些家庭因素对农民工职业选择影响的代际差异做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此外，我们还考虑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以往的一些研究中通常将社会环境作为一个虚拟变量处理，因为他们认为社会环境的影响是通过个体因素、家庭因素、职业诉求等微观因素的影响来体现。如陈藻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公民意识”萌发，相比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要求有更安全的工作环境、更稳当的劳动关系[40]。本文就工作是否对健康有影响、每月房租等因素对农民工职业选择影响的代际差异做进一步的研究。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是2005年在武汉市7个主城区进行的一次外来人口典型调查的随机抽样调查数据，共发出问卷600份，回收600份，回收率100%；有效问卷593份，有效率98.83%，新生代农民工样本容量为118，老一代农民工样本容量为475；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1.37岁，老一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6.32岁；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外出务工时间为2.81年，老一代农民工为7.91年；新生代农民工性别比为103.45∶100.00，老一代农民工性别比为171.42∶100.00。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受教育程度为初中，老一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为小学。样本的其他有关信息如表1所示。
我们将根据不同代际农民工的职业选择，分别建立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个体特征、家庭因素和社会环境相关因素对不同代际农民工职业选择影响的差异。
本研究所建立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的变量为农民工的职业类型，这里将农民工职业划分为：工作较辛苦、脏累的各类工人（编号1）、职业收入一般但工作相对轻松、体面的服务人员（编号2）以及试图摆脱就业歧视而从事经商、文职工作等的其他工作者（编号3）。性别（男性为1，
女性为0）、年龄（连续变量）、文化程度（分类变量，因农民工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及以下，高中及以上为1，初中及以下为0）、职业培训情况（参加过培训为1，未参加为0）、婚姻状况（已婚且有配偶为1，未婚及其他为0）、将来打算（打算留城为1、未定为2，打算返乡为3）、在家的预期收入（连续变量）、是否给家里汇款（汇款为1，不汇款为0）、是否有与农民工吃住一起家人（有为1，没有为0）、工作对健康的影响（有影响为1，没影响为0）、每月房租（连续变量）。
本文以下内容先对两代农民工的职业状况进行描述性分析，并进行相应的统计检验，观察两代农民工职业状况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然后再进行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以比较不同因素对两代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影响。
2 数据分析结果
2.1 两代农民工职业状况的描述性分析
2.1.1 两代农民工职业结构比较
通过样本数据分析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初次职业选择中，占比重最大的为服务人员，达到56.4%，其后依次是各类工人和经商、文职人员及其他人员。老一代农民工的初次职业选择中，占比重最大的为经商、文职人员及其他人员，为46.2%，其后依次是各类工人、服务人员。卡方检验表明（其中Person x2=44.04，P=0.000），两代农民工初次职业选择的结构相差明显。在现在所从事的职业中，新生代农民工从事服务人员的比重上升到58.6%，经商、文职人员及其他人员所占比重也有所增长，由19.3%增长到30.2%；相反，各类工人的比重则急剧下降，由28.6%下降到11.2%，下降了近17个百分点。老一代农民工的现职业选择方面，经商、文职人员及其他人员所占比重上升加幅度最大，由46.2%上升到了68.3%，同样各类工人所占的比重下降也比较明显，由28.6%下降到9.0%，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
通过比较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在初次职业选择方面更多的倾向于服务人员和各类工人这两项职业，而在其后的职业转换中，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由各类工人转向了服务人员。一般而言，工人所从事的主要是一些重和累的体力劳动，而服务人员对体力的要求则相对较低，可见新生代农民工一般都不甘于做一名“体力型”劳动者，而更多的去从事服务人员职业。而老一代农民工在职业的转换过程中，虽然从事工人这一职业的比重下降也较大，但他们的职业选择更多转向了经商、文职人员及其他人员，这可能与他们的年龄有关，老一代农民工从事服务人员职业时在年龄方面往往会受到较多限制。
2.1.2 两代农民工行业结构比较
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初次从事的行业中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所占比重最高，分别为44.0%、46.2%，其次为社会服务业和制造业。现在所从事的行业中，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社会服务业比重上升到了第一位，为47.4%，从事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的人员比重则有所下降；而老一代农民工现在所从事的行业中，从事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的从业人员所占比重有明显上升，从事社会服务业的人员所占比重则有所下降，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服务行业，老一代农民工则更倾向于选择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2.1.3 两代农民工职业诉求比较
两代农民工的职业诉求也存在一定差异。首先，在最近一次更换工作的原因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因为收入原因更换工作所占的比重最大，为53.8%，老一代农民工由于收入原因更换工作的比重更大，达到了69.9%。而由于工作调动、单位经营性原因导致工作的更换所占的比重在两代农民工中的差别不大，出现差异较大的是由于福利待遇、工作强度、生活等原因导致的工作变更，这些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所占比重普遍较高，分别比老一代农民工高出3.2%、2.8%、5.8%。这说明新生代的农民工对职业的要求更为细化，他们转换工作往往有多方面的考虑，包括收入、福利待遇、工作强度等，而老一代农民工转换工作所考虑的主要是收入。
从其对将来的打算来看，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49.2%的人将来打算要想办法留在武汉，变成城里人，仅有5.1%的人准备干一段时间就回家，有18.6%的人则争取留下来，不行就回家。老一代农民工中，有39.8%的人将来打算要想办法留在武汉，而争取留下来、不行就回家的人所占的比重达到15.6%，将来打算干一段时间就回家的人所占的比重也达到了8.0%。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将来打算留城的比重要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比较喜欢城里的生活方式，更期盼与城里人的融合，而老一代农民工准备返乡的比重较高。
2.1.4 两代农民工职业稳定性比较
从其职业稳定性来看，新老农民工转换过一次工作所占比重最高，均为64.9%，说明农民工普遍都有转换工作的经历。新生代农民工没有转换工作的比重为2.6%，而老一代农民工没有转换工作的比重为3.2%；新生代农民工转换工作次数在3次及以上的比重为14.3%，比老一代农民工的比重高了近7.2个百分点，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的稳定性相对要弱于老一代农民工，这可能与其第一次就业的工作形式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第一份工作主要受雇于个体或私营企业（所占比重达43.2%），老一代农民工第一次就业形式主要为个体或私营企业主（所占比重达42.7%），因此其转换工作次数相对较少。
2.1.5 两代农民工工作条件比较
从两代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天数和平均每天工作小时数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超过5天所占比重为98.3%，平均每周工作少于5天的比重仅占1.7%；老一代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天所占比重为97.6%，平均每周工作少于5天的比重为2.4%。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天工作8小时及以下所占比重为45.7%，老一代农民工平均每天工作8小时及以下的比重仅为25.3%，卡方检验结果（x2=28.06， P=0.031）表明，两代农民工在平均每天工作小时数上差异显著，老一代农民工劳动强度相对较大。
从月工资收入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总体上工资收入要低于老一代农民工，月收入1400元以下所占比重较高，1400元以上所占比重较低，卡方检验表明两者工资收入存在明显差异。从居住状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较多居住在单位宿舍（比重达41.5%），老一代农民工主要是租住旅店，两者租住私房的比重均较高，卡方检验表明其居住状况也存在明显差异。
2.2 两代农民工职业选择影响因素的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分析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老农民工在所从事的职业、行业、职业目标、职业稳定性、工作条件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如前所述，农民工职业变动较为频繁。职业变动本身就反映了农民工的职业选择过程，因此，为更好分析其职业选择影响因素，我们分别就其初次职业选择影响因素以及现职业选择影响因素进行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分别如表2和表3所示。
从回归结果来看，对两代农民工初次职业选择影响并不显著的因素有年龄和将来打算。对两代农民工而言，年龄并非影响其初次职业选择的因素，表明他们在初次离开农村到城市寻找工作时，并不因为其年龄的不同而选择从事不同类型的工作。将来打算也并非影响其初次职业选择的因素，表明他们初次到城市寻找工作时，即使有准备留城或返乡的不同打算，对其职业选择也并没有太大影响。
对老一代农民工初次职业选择产生显著影响的主要因素有：性别、文化程度、职业培训情况等个体因素；是否给家里汇款、在家预期收入、是否有吃住在一起的家人等家庭因素；以及月房租等社会环境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产生显著影响的主要因素有：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等个体因素；是否有吃住在一起的家人等家庭因素；工作对健康的影响以及月房租等社会环境因素。可见，对两代农民工初次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性。性别、文化程度、是否有吃住在一起的家人、月房租对两代农民工初次职业选择都具有一定的影响，不过有些因素对不同代际农民工职业选择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如从发生比及回归系数显著性水平来看，文化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初次职业选择影响较大，其从事经商及文职等工作的可能性是从事工人职业的69.379倍，但文化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从事服务人员与从事工人职业的可能性没有明显差异；文化程度对老一代农民工从事服务人员、经商及文职等工作的可能性分别是从事工人工作的1.907和1.944倍。是否有吃住在一起的家人对新老农民工选择服务人员或者工人职业的可能性没有明显差别，但对其选择工人和经商及文职等工作产生影响的方向不同：对老一代农民工而言，有家人吃住在一起时，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经商及文职等工作，可能是为了获得较稳定的收入以养活家人；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有家人吃住在一起时，他们更多地选择工人类职业，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初次就业过程中，为了家人的生活而宁愿选择一些苦且累的工人工作，反映了其一定的家庭观念。房租越高，新生代农民工更可能选择从事服务人员、经商及文职人员等工作，老一代农民工则更可能选择从事经商及文职人员等工作。
职业培训仅对老一代农民工初次职业选择产生影响，经过职业培训的老一代农民工，其从事服务人员工作的可能性是其从事工人工作的2.084倍，但其从事经商及文职等工作的可能性只有其从事工人工作的0.404。这可能与农民工职业培训范围主要集中在厨师、美发、宾馆酒店服务方面有关。婚姻状况仅对新生代农民工初次职业选择有影响，已婚有偶的新生代农民工较多地选择工人工作，这与前述有家人吃住在一起时，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地选择工人类职业的状况相符，反映了其较强的家庭观念。是否给家里汇款对老一代农民工初次职业选择影响显著：因要给家里汇款，老一代农民工更有可能从事工人类职业。家庭预期收入越高，老一代农民工更有可能从事经商及文职类工作。这与上述有家人吃住在一起时，老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经商及文职等工作一样，都反映了老一代农民工初次职业选择对收入的内在预期。工作对健康有影响时，新生代农民工更有可能选择经商及文职类工作，一定程度上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初次职业选择时较关注工作条件。
现职业状况反映的是农民工经过多次职业选择后的结果。在农民工现职业选择中，我们发现影响两代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因素大不相同：年龄只影响老一代农民工的现
职业选择，年龄越大，老一代农民工选择服务人员、经商及文职等工作的可能性越低。这些工作对年龄有要求，对年龄偏大的老一代农民工影响较大；职业培训也只对老一代农民工现职业选择产生影响，使得其更可能选择服务人员工作；将来留城的打算则只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现职业选择产生影响，准备留下来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地从事经商及文职等工作；给家人汇款只影响老一代农民工的现职业选择，使他们更多地选择经商及文职等工作，反映出从“打工者”到“自我就业”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也是职业过程中从歧视性更为突出的工薪层向较少歧视的岗位转移的过程。即使工作对健康有影响，老一代农民工从事工人工作的可能性也较高。这与前述服务人员、经商及文职等工作对年龄偏大的老一代农民工影响较大的状况相符；与初次职业选择不同，房租越高时，老一代农民工更可能选择从事服务人员、经商及文职人员等工作，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可能选择从事经商及文职人员等工作。
3 结 论
从城市地方政府的角度而言，对待农民工态度经历了从排斥到接受再到容纳的转变过程，目前着重需要解决的是如何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使其更好地融入城市。农民工要适应城市生活且为城市所接纳，最基本的是要解决其就业问题。老一代农民工因年龄、身体状况的原因开始逐渐退出城市就业市场，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开始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主体。自本世纪初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以来，学术界对新老农民工这两个群体特征的差异尤为关注。由于第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和成长的时代背景不同，文化、观念和行为上都有着明显差别，他们在选择所从事职业的倾向性、对未来工作的预期以及职业调整等方面也出现了差异。从武汉市的调查数据来看，两代农民工无论是初次职业选择还是现职业选择，其职业结构、行业结构、职业目标和职业诉求、职业稳定性乃至当前工作条件、月均收入等方面都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为更好分析对其职业选择产生影响的不同因素，我们分别就其初次职业选择影响因素以及现职业选择影响因素进行了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
从回归结果来看，对两代农民工初次职业选择影响并不显著的因素有年龄和将来打算。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选择产生显著影响的主要因素有：性别、文化程度、职业培训情况等个体因素；是否给家里汇款、在家预期收入、是否有吃住在一起的家人等家庭因素以及月房租等社会环境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产生显著影响的主要因素有：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等个体因素；是否有吃住在一起的家人等家庭因素；工作对健康的影响以及月房租等社会环境因素。性别、文化程度、是否有吃住在一起的家人、月房租对两代农民工初次职业选择都具有一定的影响，不过其对不同代际农民工职业选择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其中文化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初次职业选择影响较大，文化程度越高，新生代农民工初次职业更可能从事经商及文职人员等工作；是否有吃住在一起的家人对新老农民工选择工人和经商及文职人员等工作产生影响的方向不同：对老一代农民工而言，有家人吃住在一起时，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经商及文职等工作以获得较稳定的收入来养活家人；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有家人吃住在一起时，他们更多地选择工人类职业，表明其初次就业过程中，为了家人的生活而宁愿选择一些苦且累的工人工作，反映了其一定的家庭观念。房租越高，新生代农民工更可能选择从事服务人员等工作，老一代农民工则更可能选择从事经商及文职人员等工作。
在农民工现职业选择中，影响两代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因素大不相同：年龄只影响老一代农民工的现职业选择；职业培训也只对老一代农民工现职业选择产生影响；将来留城的打算只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现职业选择产生影响；给家人汇款只影响老一代农民工的现职业选择；即使工作对健康有影响，老一代农民工因年龄、技能原因从事工人工作的可能性也较高；高额房租等社会因素对两代农民工的影响则同时存在。
总体看来，家庭因素较多地影响着老一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他们因为家庭原因比较注重获得一定的、较稳定的收入。而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中，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大，但也反映了其具有较强的家庭观念，并且比较关注工作条件。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苗旭，董新泽.职业选择理论与大学生就业指导[J].辽宁高职学报，2005，（3）：152-154.[Miao Xu， Dong Xinze. Professional Selection Theory and Undergraduates’ Employment Guide [J]. Liaoning Higher Vocational Technical Institute Journal， 2005，（3）：152-154.]
[2]田艳平，杨云彦.外来人口的职业流动与就业适应：以武汉为例的实证研究[J].西北人口，2006，（5）：21-24.[Tian Yanping， Yang Yunyan. Mobility and Adjustability in Professional Occupation of Floating People： Evidence from Wuhan [J]. 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 2006，（5）：21-24.]
[3]成艾华，姚上海. 农民工的代际差异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5，（10）：61-63. [Cheng Aihua， Yao Shanghai. Analysis of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of Migrant Workers [J]. Statistics and Decision， 2005，（10）：61-63.]
[4]黄祖辉，刘雅萍.农民工就业代际差异研究：基于杭州市浙江籍农民工就业状况调查[J].农业经济问题，2008，（10）：51-59.[Huang Zuhui， Liu Yaping. Study on the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Employment of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the Employment Survey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Zhejiang in Hangzhou City[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08，（10）：51-59.]
[5]张新岭，俞宪忠.农民工就业相关问题研究综述[J].价格月刊，2008，（4）：60-63.[Zhang Xinling， Yu Xianzhong. Reviews of Studies on Employment of Migrant Workers [J].Prices Monthly， 2008，（4）：60-63.]
[6]高君.促进农民工就业与实现农民工市民化[J].理论月刊，2008，（10）：178-181.[ Gao Jun. Promoting Employment and Realizing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J].Theory Monthly， 2008，（10）：178-181.]
[7]刘传江.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挑战与市民化[J].人口研究，2010，（2）：34-39.[ Liu Chuanjiang. China’s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Characteristics，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J]. Population Research， 2010，（2）：34-39.]
[8]朗晓波.从“生存”到“发展”：金融危机下的农民工问题：基于“60后”、“70后”、“80后”三代农民工进城心态的差异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09，（11）：34-39.[ Lang Xiaobo. From Survival to Development： the Problem of Migrant Workers under the Financial Crisis：based on 60s， 70s， 80s three Genera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Mentality Differences [J].China Youth Study， 2009，（11）：34-39.]
[9]Somik V L. Harris Selod and Zmarak Shalizi，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Survey of Theoretical Predictions and Empirical Findings[R].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915，2006：212-220.
[10]Hans G B. Job Search， Search Intensity， and Labor Market Transit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J].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05，（1）：231-269.
[11]CobbClark D， Marie D C. Worswick C. PostMigration Investments in Education and Job Search： A Family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05，18（4）：663-690.
[12]Kenneth D. Roberts，The Determinants of Job Choice by Rural Labor Migrants in Shanghai[J]. China Economic Review，2001，（12）：15-39.
[13]Lofstrom M. Labor Market Assimilation and the SelfEmployment Decision of Immigrant Entrepreneurs[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02，15（1）：83-114.
[14]Biswajit Banerjee， Gabriella A Bucci. OntheJob Search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An Analysis Based on Indian Data on Migrants[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5，43（3）：565-583.
[15]Yamauchi F，Tanabe S. Nonmarket Networks among Migrants： Evidence from Metropolitan Bangkok， Thailand[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08，21（3）： 649-664.
[16]Zhao Y. Labor Migration and Earnings Differences： The Case of Rural China[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9，47（4）：767-782.
[17]Hare D. The Determinants of Job Location and Its Effect on Migrants’ Wages：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2，50（3）：557-579.
[18]Stark O， Lucas R E B.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the Famil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J]. 1988，36（3）：465-481.
[19]Meng Xin， Zhang J S. The TwoTier Labor Market in Urban China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1，（29）：485-504.
[20]姚先国，俞玲.农民工职业分层与人力资本约束[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5）：16-22.[ Yao Xianguo， Yu ling. The Occupational Categorization of Farmer Laborers and Human Capital Restriction [J].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6，（5）：16-22.]
[21]丁越兰，张莹，彭红兰. 农民工职业选择与人力资本存量的相关性分析[J]. 新学术， 2007，（4）：65-66， 135.[Ding Yuelan， Zhang Ying， Peng Honglan.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Migrant workers’ Vocational Selection and Human Capital Stock [J]. New Science， 2007，（4）：65-66， 135.]
[22]高文书. 人力资本与进城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实证研究[J].人口与发展，2009，（3）：38-43.[Gao Shuwen.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mpacts of Human Capital on the Occupation Selec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9，（3）：38-43.]
[23]杨国勇.我国两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的差异及特点分析[J].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学报，2007，（3）：18-19，23.[Yang Guoyong. Study on the Differences of Employment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wo Generations’ Migrant Workers [J]. Journal of Beiji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2007，（3）：18-19，23.]
[24]任太增，刘新争.进城农村劳动力代际差异的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2009，（1）：80-83.[Ren Taizeng， Liu Xinzheng.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Generation Differences of Rural Worker [J]. On Economic Problems， 2009，（1）：80-83.]
[25]杨竹，陈鹏.转型期农民工外出就业动机及代际差异：来自珠三角、长三角及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的实证调查分析[J].农村经济，2009，（9）：15-19.[Yang Zhu， Chen Peng. Motivations of Migration to Work and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of Migrant Workers during Transitional Era-Empirical Investigation from the Pearl River Delta，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Migrant Workers [J]. Rural Economy， 2009，（9）：15-19.]
[26]张永丽，黄祖辉.新一代流动劳动力的特征及流动趋势：来自甘肃省10个样本村的调查与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8，（2）：80-87.[Zhang Yongli， Huang Zuhui.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s：Survey and Analysis on 10 Villages in Gansu Province [J].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08，（2）：80-87.]
[27]周可，王厚俊.两代农民工流动动因与择业期望代际差异的比较[J].统计与决策，2009，（16）：88-90.[Zhou Ke， Wang Houjun.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of Migrate Reasons and Vocational Expectations between two Genera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J]. Statistics and Decision， 2009，（16）：88-90.]
[28]悦中山，李树茁，费尔德曼，杜海峰.徘徊在“三岔路口”：两代农民工发展意愿的比较研究[J].人口与经济，2009，（6）：58-64.[Yue Zhongshan， Li Shuzhuo， Feldman， Du Haifeng. Wandering at Crossroad： A Comparative Study on Development Will of Two Generations of Migrant Rural Workers [J]. Population and Economics， 2009，（6）：58-64.]
[29]姚俊.“路在何方”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取向研究：兼与老一代农民工的比较分析[J].青年研究，2010，（6）：31-38.[Yao Jun. “Where is the Way”：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New 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the Old Generation [J]. Youth Studies， 2010，（6）：31-38.]
[30]陈昭玖，艾勇波，邓莹，等.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7-12.[Chen Zhaojiu， Ai Yongbo， Deng Ying， et al.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Employment Stabilit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J]. Journal of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1，（3）：7-12.]
[31]杨菊华.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认识误区[J].人口研究，2010，（2）：44-53.[Yang Juhua. Misunderstanding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Floating People [J]. Population Research， 2010，（2）：44-53.]
[32]刘传江，徐建玲.第二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17（1）：6-10.[Liu Chuanjiang， Xu Jianling. A Study on the Second 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 and Their Citizenization [J]. China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7，17（1）：6-10.]
[33]Wang Xingzhou. An Investigation into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enera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08，（3）：136-156.
[34]杜书云，张广宇.农民工代际差异问题调查与思考[J]，农村经济.2008，（2）：100-104.[Du Shuyun， Zhang Guangyu. Investigation and Consid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J].Rural Economy， 2008，（2）：100-104.]
[35]郭云涛. 农民非农初职间隔及其影响因素作用的代际差异：基于“CGSS2006”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0，（4）：87-95.[Guo Yuntao. The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 of the Interval of Farmers’ First Nonagricultural Job and Its Determinants： Based on CGSS2006 Data [J].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10，（4）：87-95.]
[36]钱雪飞.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情况及影响因素[J].当代青年研究，2010，（3）：15-21.[Qian Xuefei. The Income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J]. Contemporary Youth Research， 2010，（3）：15-21.]
[37]刘成斌.生存理性及其更替：两代农民工进城心态的转变[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7）：132-135.[Liu Chengbin. Survival Rationality and its ReplacementMentality Change of two Genera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into the City [J]. Fujian Tribune：The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7，（7）：132-135.]
[38]杨晓军，陈浩.农民工就业培训的投资决策模型及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8，（6）：63-68.[Yang Xiaojun， Chen Hao. An Investment Decisionmaking Model of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n Peasant Workers Employment Training [J].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08，（6）：63-68.]
[39]王文信，徐云.农民工就业影响因素分析：对安徽阜阳农村的调查[J].农业经济问题，2008，（1）：85-90.[Wang Wenxin， Xu Yun. 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Employment of Migrant Workers：A Survey in Rural Area of Fuyang， Anhui [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08，（1）：85-90.]
[40]陈藻. 我国农民工就业代际差异研究：以成都市为例[J].人口学刊，2011，（2）：75-82.[Chen Zao. Study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Employment of Migrant Rural Workers：Taking Chengdu City as an Example[J]. Population Journal， 2011，（2）：7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