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怀疑为西夏酿酒器的黑釉剔花大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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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广州市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展览了一批来自香港收藏家杨永德伉俪珍藏的黑釉瓷，其中有一件西夏黑釉剔花大罐，很可能就是文献中酿造火迫酒的实物（图1A）。

该罐小口残，口沿有一圈曲波弦纹。广肩，肩上有四系，腹下内收，玉环底。通体除颈部一圈露胎留白外，余饰白地剔黑花纹三层。纹饰精美利落，造型豪放粗犷，具有鲜明的时代地域特征，应属西夏灵武磁窑堡窑产品。其“下部有一小孔，上斜，可插管作流……应为酿酒器”（图1B，见广州市文化局、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编《杨永德伉俪珍藏黑釉瓷》）。

据北宋末年朱翼中著《北山酒经》载：火迫酒，取清酒澄三五日后，据酒多少取瓮一口。先净刷洗讫，以火烘干，于（瓮）底旁钻一窍子（小孔），如筋细（像筷子粗细的小孔），以柳屑子定（用柳木条堵塞）。将酒入瓮。继而以蜡、油布封口，绑好，再“别泥一间净室，不得令通风。门子（指净室的特制小门）可才入得瓮，置瓮在当中，间以砖五重衬瓮底。于当门里著炭三秤笼令实，於中心著半斤许，熟火（火旺后），便用闭门，门外更悬席帘，七日后方开，又七日方取吃”。取酒时，先把柳木条慢慢抽出，排出瓮底的杂质和水，然后用竹筒制作的酒提子从瓮口慢慢地将上面的好酒提出来。用此法处理后的酒“耐停不损，全胜于煮酒也”。

这种以火“迫”酒法，是古人为了较长时间地保存那些用自然发酵酿成的低度酒而采用的加工办法，其原理在於以火“迫”酒液来提高酒精的含量，酒液经炭火持续加热后，酒气上升，遇瓮顶的油布便会凝成含酒精多的酒露。这样周而复始地循环，瓮中的酒液便逐渐出现上部分含酒精多，下部分含水分多的现象。等抽去柳条排去瓮底少量的酒糟和含酒精极少的水后，瓮中的酒液含酒精已经比加工前为多了，并能较长时间地保存。由于“带孔罐”是酿造火迫酒的必备器皿，而此罐上的小孔子（图1B），如确系钻成于烧之时或不远的时间，那它应是当时酿造火迫酒的佐证。

西夏党项人生活在高寒地带，酿酒、饮酒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部分，凡聚会、盟誓、喜庆、祝寿、出战、仇解都开怀痛饮，制酒作坊官私皆有。今存甘肃省榆林窟第三窟的西夏酿酒图壁画（图2），画面绘一炉灶，灶台上叠压四层大小不同的方形和梯形器物，顶有烟囱。一妇女半跪灶前正往炉膛添柴，另一妇女持钵立于灶旁。地上有酒壶、高足碗、木桶、贮酒槽等器物。似属家庭式酿酒作坊。灶上覆叠的方形器物，据何柄郁和英国李约瑟在《中世纪早期中国炼丹家的实验设备》中考证，应属酿造高浓度烧酒的蒸馏器。

然据1975年12月河北省青龙县出土的金元时期的青铜蒸馏器来看，其尺寸虽只有41.5厘米，但已“要比当时一般蒸取丹药花露的蒸馏器大得多”（见承德市避暑山庄博物馆《金代蒸镏器考略》，载《考古》1980年第5期）。且“拿青龙蒸馏器与唐宋时期有关文献或图录记载的丹药蒸馏器一并考察，它们总的特点是：多由金属主要是金、银、铜、铁、锡等制成”（同上），内部构造也颇为复杂（图3）。反观该西夏壁画中所见俨然像是一砖土所砌之大型火灶，说是蒸馏器，论据似乎还不很充分。但若将此覆叠的方形灶与《北山酒经》载“火迫酒”法联系起来，则更容易令人觉得这是经改良的“泥室”。诚然，正在冒烟的烟囱不见于《北山酒经》，但愚以为从北宋至西夏上下几十年间，火迫酒法大同小异有所改良也不足为奇，或在火烧旺以后再以物堵住烟囱亦无不可。据此推断，其烟囱下之四方梯形器，应有活门或可拆卸，内即置“带孔罐”。

这件精美的剔花罐，年代定在西夏应是无可非议的。其腹下小孔钻成年代，是烧制的同时，还是后来不远或更远的时代？将来或可通过科学方法得到解决。至于说榆林窟西夏壁画是火“迫”酒图，虽不免有捕风捉影之嫌，但既然在文献中有如此贴近而生动的描述，而火迫酒又与元代流行的阿剌吉酒（注1）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在讨论时就不该避开这一可能性。然限于个人学识，无法深究，仅借藏界一角，以为引玉之砖。

注1：元代有名的烧酒，名“阿剌吉”，系波斯语音译，从波斯伊利汗国传入宫廷，推广民间，因此成为烧酒的代称。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三：“阿剌吉酒，味甘辣，大熟，有大毒，主消冷坚积，去寒气，用好酒蒸熬取露成阿剌吉。”阿剌吉本是阿拉伯语，原意为出汗，用以形容蒸馏取露成酒，非常生动形象。另据元末明初叶子奇的《草木子》记载：“法酒，用器烧酒之取之，名曰哈拉基，酒极浓烈，其清如水，盖酒露也。”这里的哈拉基，即蒙古语alak的略称，阿拉吉则是音译不同而已。（参阅《蒸馏酒的探源与勾兑》，载《宜宾国际酒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51页，神州食品出版社，1992年版。）（责编：雨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