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叙事的[身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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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策略是鲁迅小说叙事最出彩的地方。他深知要想获得真正“人”的身份，既要进行思想重塑，也要进行“身体”重塑。其小说想象、处理、呈现“身体”的方式，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了独特的美学价值。

尼采是第一个将“身体”提到哲学高度的哲学家，在他看来，“身体”是铭写事件的场所，从中可以发现“过去”的烙印。事实上，文学与“身体”一直是紧密联系的。不能设想任何没有“身体”在场的文学，也不能想象脱离“身体”的一切人类活动。即使是对“身体”的回避，也是一种有意味的缺席――因而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在场。鲁迅小说叙事的“身体”策略，固然与启蒙背景、西学东渐等客观条件有关，但不可忽略他对“身体”的切身体验。鲁迅从小体弱多病，少年时已有肺结核病的伏根，随后一直深受肺病的折磨。父亲身患肺病，又误于庸医，严重挫伤了他这个长子的身心。遵循绍兴民间信仰，他未满周岁就被父亲领着拜和尚为师，以避免身体为妖魔鬼怪伤害。可以说，疾病带来的痛苦和幼时“舍给寺院”的经历，在鲁迅的身上留下深深的痕迹，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

鲁迅有强烈的“身体”倾向，“身体”每每被无限放大，“身体”就是整个人生和世界。他断言汉字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他强调我们的“胃”要有勇气吞食那些半生不熟的食物，他把中华民族精英比作“中国的脊梁”，他说自己在敌与友的夹攻中只能“横站”……《头发的故事》和《示众》昭示了改朝换代最先顾及的就是“身体”的存在，从清朝的蓄发到民国的剪辫子，都是经过了断头才得以完成的。启蒙主义对于“身体”的态度是：有限度地解禁对于“身体”的控制，但是又把“身体”纳入另外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的规约之下。鲁迅以“身体”的符号化世界来探寻生与死、得与失的意义，透过饥饿之躯、欲望之躯、疾病之躯、病态之躯，辐射到民族性、文化和政治等领域，使“身体”获得了真正的文学审美意义。

鲁迅小说经常写到“身体”，“身体”成为一个寓意丰富的符码。从“站着喝酒而穿长衫”，到“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浓缩了孔乙己的不幸命运和悲凉人生（《孔乙己》）；阿Q头上的癞疮疤成为身体的鲜明特征，而小尼姑的脸在他手指上留下的滑腻，他和小D角斗时两个又瘦又乏的身体在粉墙上映出的虹形，也和癞疮疤一样记录着他的羞辱（《阿Q正传》）；还有“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的“狂人”（《狂人日记》），头发“已经全白”“脸上瘦削不堪”“眼睛间或一轮”的祥林嫂（《祝福》），以及有着病态小脚的九斤老太（《风波》）和“豆腐西施”杨二嫂（《故乡》）。总体上看，“身体”多以残缺或颓败的形式进入我们的视野，更可怕的是“身体”的病态被视为正常并用来规范他人。比如，九斤老太的孙女六斤从活泼野性的少女到被裹足后“一瘸一拐”，就是明证。由此联想到鲁迅曾在《以脚报国》一文中，批评某女士以为小脚可以征服外国女人乃自欺欺人。可以说，鲁迅的厌恶首先是对国人“身体”的厌恶，同情首先是对国人“身体”的同情，给我们的记忆也首先是这种对“身体”的病态形式的极端显现。由“身体”进入精神层面，人物的精神胜利法及其疗救才能够充分而有效地得以演绎。

鲁迅小说叙事的“身体”策略，最集中反映在疾病叙事上。苏珊・桑塔格指出：“疾病是通过身体说出来的话，是一种用来戏剧性地表达内心情状的语言：是一种自我表达。”疾病叙事在鲁迅小说中产生了近乎经典的意义，体现了从“身体”疗救到精神唤醒的认识升华，表征了五四时代的某种“新的态度”。

鲁迅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疾病叙事的路径，有意无意形成了“生病一救治一生或死”的叙事模式。鲁迅小说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结核病和精神病。涉及肺结核的有三篇：《狂人日记》中写道“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信中说“现在已是深夜，吐了两口血”；《药》中的华小栓患的也是肺结核。肺结核在那时是不治之症，绝症使死亡成为可见的东西，迫使患者意识到生命的脆弱。这种面对死亡的长久忧虑、恐惧以及末日感，会使人愈发孤独，同时内省得到强化。鲁迅对疾病叙事的偏爱，可以和肺结核“形而上”的特征结合起来看。肺结核病人人病院后过着跟正常人不一样的幽居生活，颇有一点病态美，被称为“文人病”。鲁迅《病后杂谈》从肺结核“雅”得恰到好处说开去：“生一点病，的确也是一种福气。不过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病是小病，并非什么霍乱吐泻，黑死病，或脑膜炎之类；二要至少手头有一点现款，不至于躺一天，就饿一天。这二者缺一，便是俗人，不足与言生病之雅趣的。”疾病是人人必然经历的生命过程，对此的体验却不能仅仅局限于疾病本身。

精神疾病作为艺术创造力或精神原创性的源泉，成为20世纪尤其是五四时期最具历史与文化意味的文学创作现象。尼采说，任何新思想、新观念的产生几乎全由疯狂开导先路。鲁迅说，“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基于此，傅斯年在1919年第1卷第5期《新潮》杂志著文称“疯子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带着孩子，跟着疯子走，――走向光明去”。成仿吾《（呐喊>的评论》批评鲁迅《狂人日记》把“典型写成abnorm～的morbid的人物”，其实写成这种“不正常”（abnormM）或“病态”（morbid）的人物正是鲁迅的匠心所在。“世上如果真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可诅咒的时代！”“疯癫”是“身体”受难的一种形式，和现代性有一种天生的密切关系，且便于打破常态思维和时空界限，从而容纳更为丰富深刻的思考。“用现代医学中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状态描写狂人有系统的幻觉，使故事从表面上看完全是写实，实际上却是作者为控诉中国传统而作的寓意的构思。”“借重疯人的口吻，以抒写情感与思想，则更为显露，更为容易。”《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也好，《长明灯》中的“疯子”也好，《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那样的“准狂人”也好，都是被常人社会逼入特定历史处境的，可以借此激发一个民族的理性思考，叩醒国人的麻木灵魂，体现了近代以来知识分子良心磨难的状况及文化冲突的背景。鲁迅指出：“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生的苦痛，虽不正视，却要身受的。”遗憾的是，有这样认识的人实在太少了。

文学与医学在拯救民族危亡这一具体指向上具有共同的语义内涵，其不同在于所进行的疗救方式与对象，后者治疗病弱之躯，前者对愚昧落后的精神现状进行理性启蒙和文化改造。在现实生活中，疾病只是生理学上的一个自然事件；但在文化层面上，又负载着某种道德、政治和文化的价值判断。鲁迅深谙疾病与文学之关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抓住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段落进行了生动的阐发。鲁迅在小说中建构了一个改造国民性的救亡与启蒙的神话，旨在为愚弱的国民燃起“涅”的人性之火，“身体”叙事也因疾病产生的辐射效应获得了更为深入的诠释。

在桑塔格的理论体系中，疾病与服装都与人的身体相关。穿衣是身体的日常呈现方式，是对身体最重要的装饰行为。鲁迅对自己的日常穿着还是比较随便的，年轻时一度穿由洋服改成的学生装，但很快就改穿长袍马褂，一直到死没有变化。他晚年曾慨叹：“几十年来，我们常常恨着自己没有合意的衣服穿。”对服饰在人物塑造上的重要意义，鲁迅曾多次强调。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他说笔下人物，“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在《寄（戏）周刊编者信》中又说，“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可见，在他眼里，服饰和身体已然融为一体。

鲁迅小说擅长借服装表现人物个体化的“身体”趣味。《孔乙己》中那件“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长衫，很值得玩味。在孔乙己身上，长衫是读书人区别于“短衣帮”（劳动者）的标志，是步入仕途飞黄腾达的起点与阶梯。正因为如此，他才会无论如何舍不得脱下长衫。然而，屡试不第、穷愁潦倒的命运，使他成了“站着喝酒的穿长衫的唯一的人”，终至被真正的长衫人物丁举人打折了腿，落得“穿一件破夹袄”坐在蒲包上的下场。《风波》中的赵七爷本是一方乡绅，自然不必用长衫来标明身份。偶尔郑重穿上长衫，实在因为事关重大，“于他有庆，于他的仇家有殃了”。第一次是“和他怄气的麻子阿四病了的时候”，第二次是“曾经砸烂他酒店的鲁大爷死了的时候”。这一次选择张勋复辟的时机穿，骂过他又剪了辫子的七斤一家人“心坎突突地发起跳来”，其他乡邻也都惶惶不安。《阿Q正传》描写长衫不再精雕细琢，大堂两旁站着十多个“长衫人物”，与下面站着的一排兵士相对应。就连给阿Q套上行刑号衣，也是“许多长衫和短衫人物”一起动手。在这里，“长衫”作为身体的一种符号，成为封建势力利用资产阶级的“咸与维新”窃取新民主主义革命果实的传神写照。只有像孔乙己那样八股而外一无所长亦一无所事的人，才会落得至死都舍不得脱下长衫；只有像赵七爷那样抱残守缺且报复成瘾的人，才会装模作样只穿过三回长衫。至于公堂上的“长衫人物”，大约想的也是唯长衫才“体面”，才与“会审”的身份相般配。人物选择什么样的服装，对服装持什么样的态度，是刻意打扮，还是随便穿戴，无不是个性气质使然。上述几例，确实达到了“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的叙事效果。

服饰描写讲究因人而异、因势赋形，追求形神兼备、以形传神。《故乡》中少年闰土“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是个朝气蓬勃、生机焕发、淳朴天真的孩子；到了中年以后，“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服饰的变化，与脸色由“紫色”到“灰黄”、手由“红活圆实”到像“松树皮”的变化，都在证明他变成了“石像”“木偶”一般的人。《祝福》中祥林嫂两次到鲁镇，都是“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的装扮，这是江浙地区农村妇女的典型造型，两次同样“头上扎着白头绳”则标明她一寡再寡的身份。看似漫不经心，实则耐人寻味。与人物的称谓、鲁镇的民俗，一起构成那个时代劳动妇女悲惨命运的生动画面。《阿Q正传》中阿Q偶发奇想欲和吴妈“困觉”，结果祸从天降。有意思的是，在处罚阿Q的五个条款中正儿八经地写进：不许去索取遗留在赵家的布衫。破布衫大半做了少奶奶八月生下来的孩子的衬尿布，那破烂的便都做了吴妈的鞋底。赵府连破布衫都要，固然是因为阿Q实在太穷了，穷得已无什么可作赔偿之物。更重要的是，阿Q唯一蔽体布衫让人做了尿布和鞋底，和他不能姓赵一样真是卑贱得连虫豸都不如了。

中国文学本来就有描写身体的传统，人的身体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大概没有不曾涉及的。不仅女性身体经常成为男性作家描写的对象，也有《世说新语》那样描写男性身体“风度”的大集成。很难想象，鲁迅小说叙事倘若离开“身体”策略，其文学表达的力量会打多大的折扣。他始终坚持“人的觉醒”不仅是思想改造――用新的思想代替旧的思想，也是身体改造――用新的身体代替旧的身体。与此相关，他成功实践了小说叙事的“身体”策略，拓展了身体美学的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