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词的“唐人高处”与苏轼的豪放词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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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词至柳永而为一变,自苏轼又为一变。苏轼称柳词“不减唐人高处”,并且自己不曾弃“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开豪放词风,“新天下人耳目”。本文从词中人格、自我意识、画面境界三个方面论述了柳苏的传承关系和对宋词的贡献。
柳永、苏轼词风是伴随着北宋经济的发展、都市的繁荣而形成的。在柳永前,词只处于萌芽阶段,当时很多诗人写词还沿用写诗的手法,有的词很像诗,如刘禹锡的《竹枝词》、张志和的《渔歌子》,都与诗没有什么区别。温庭筠虽然是唐代第一个大量写词的作家,但是,他的词题材很窄,以描写妇女生活为主要内容,如《菩萨蛮》十四首、《更漏子》六首等。到了南唐二主,词有所变化,像李煜的《浣溪沙・菡萏香消翠叶残》,冯延巳的《鹊踏枝・谁到闲情抛弃久》,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等等,词有了新的气象,传统的花间艳曲的风格有了变化。至于北宋初期的词,仍沿袭五代余风,婉丽风气盛行。但是,一部分有政治抱负的文人,则另辟蹊径,表现出新的风格,像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的边塞词,欧阳修的《踏莎行・候馆梅残》的即景抒情,已有了清新俊美的韵味。当旧的文学形式不能满足实际生活需要时,便需要新的文学形式来取代。
随着时代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生活的安定与进步,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吟唱小令和短调。时代呼唤能够更完整表达人们思想的新词,柳永的慢词和苏轼的豪放词便应运而生。
花间鼻祖温庭筠在晚唐开创并形成了独立的风格,南唐后主李煜也以抒发亡国之恨而扩大了词的题材。柳永首创的长调慢词能更细腻、更充分地抒发人的情感,词作以婉约风格为主。苏轼词风是随着宋代中叶改革之风而形成的,他以其过人的文采,坦荡宽广的胸怀,坎坷的仕途经历独树一帜,词作一洗婉约香泽之气,给人以登高望远,昂首高歌之感。正如轶话载:“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可见柳永和苏轼词作在当时词坛各自的影响。
柳永在苏轼之前的创造性开拓,对后起的苏轼有多方面的启发和影响。试比较柳永在词坛上独树一帜的怀古词《双声子・晚天萧索》和苏轼豪放词代表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两首词,虽然苏轼的胸襟气魄横绝一世,其旷逸超脱不同于柳词的孤寂寥落,但是,二词的结构格式如出一辙:“写景―叙事―抒情”,时空上“今―昔―今”;同是凭吊古战场,同是缅怀历史上风流儒雅的英雄人物,同是描绘“云涛烟浪”、“江山如画”之壮美景象,同是发出人生如梦的感叹,甚至于篇章的起承转合和遣词造句也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些应该是苏轼受到柳词的影响而有意学习、借鉴和超越前人的结果。
苏轼《与鲜于子骏书》云:“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这是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词序中的一段话。像《密州出猎》这样的小词没有“柳七郎风味”,并不是说自己不屑于“柳七郎风味”。他以“自是一家”而。苏轼不曾鄙薄过柳永,相反,倒是力排众议,替这位优秀的前辈词人说过公道话。据赵令《侯鲭录》卷七载:
东坡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
柳词有俚俗的一面,但在苏轼看来是不俗的。因为他从中发现了“唐人高处”。正是这不俗的“唐人高处”,给了苏轼的豪放词以重要的影响。我们试从以下几点的比较来分析苏柳词作的相通之处。
一、疏狂不羁与傲然独立
柳词不仅具有俚俗的特点,而且有着想彻底挣脱封建“儒雅”正统的反叛意识。下层社会的生活使柳永认识了自我价值的分量,觉悟到个体人格的力量,上层社会的排斥更激起了他的叛逆情绪,原本不驯的个性也更加狂放不羁。《鹤冲天》一词,充分地展示了柳永的狂傲性格。他以放纵狂浪的行为表示不屈和抗争,发出了“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呐喊。他看透了世事功名,认为“蝇头利禄,蜗角功名,毕竟成何事,漫相高”(柳永,《凤归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种儒道互补的人生哲学,是大多数知识分子身体力行的基本准则。当柳永谙尽宦游漂泊的种种苦况,对功名利禄公然表示反叛,这种狂傲,在“一肚皮不合时宜”的苏轼词中也有表露。由于坚持己见,苏轼屡遭打击,九死一生,但他仍然能够“吟啸徐行”,“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在逆境中超然处之而自安。在东坡词中,多表现一种志节,一种沉毅,不失风度,卓然自立。面对惨淡的人生,面对精神上多次打击,苏轼不是自怜自叹,不是穷途之哭,更多的是勃郁不平的愤慨之情和冲破尘世荣辱哀乐的超旷情怀。正如其《水调歌头》中所写的“起坐不能平,推手从归去,无泪与君倾”。这何尝不是对黑暗现实迫害的傲视和对污浊尘世的不满呢?对于功名,苏轼认为:“蜗角功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乾忙。”(苏轼,《满庭芳》)与柳永相同,逆反心理公然与正统潮流大唱反调。由于放浪形骸,柳词格调不免卑下,苏轼则以一种不愿流俗的傲然独立精神和坚毅人格为词注入更高的审美理想。
二、表现自我与张扬自我
在宋词的发展进程中,柳永和苏轼都是以变革者的姿态出现的。《四库提要》云:“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苏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苏柳之间,有“关西大汉”和“十七八女郎”之喻,“豪苏腻柳”之说等,用来说明雅俗之辨和豪放婉约之别。柳永对词的革新,表现在题材的开拓,大量长调慢词的创制和词的俚俗特征。柳永在仕途失意后,留连于秦楼楚馆,深入下层歌女生活,写作了大量的情爱词;五十岁后高登甲第,又写作了大量的羁旅行役词。这些词作以自身生活为第一表现对象,大力抒写自我情怀,反映作者的襟抱。柳永有着特殊的生活经历和遭遇,其抑郁、痛苦、无奈、激愤之情不是花间词作中的闲愁。像《雨霖铃》、《八声甘州》等代表作,在内容上都像叶嘉莹女士所说的在“春女善怀”的传统主题中融入了“秋士易感”的主题,在一定程度上把先前的娇声细语转为失意文人为命运而痛的长歌。柳永的一些词作中已渗透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将仕途奔波与情场离合浇注于笔端,层层铺叙、淋漓尽致地抒发了离愁别恨的情感,将一己之私情,上升为封建社会落魄文人共同的内心情怀。苏轼以诗为词,用广阔的视野、奔放的热情、旷达的性格、精博的学识和真挚的感情,写出了为数众多的雄豪俊爽的名篇,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内容。他的词包罗万象,像咏物词《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借孤鸿寄托自己的处境身世和心情;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句句情真意切,催人泪下;《江城子・密州出猎》写作者一时的豪兴,更树起了他“自是一家”的旗帜。苏轼一生仕途坎坷,但性情豁达,这首“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即折射出苏轼宠辱不惊,泰然自若,笑对人生的态度。苏轼在词的领域中表现自我,张扬自我,反映广阔的社会人生,使词逐渐摆脱了“小道”、“艳科”的地位,成为真正可以用来言志抒情的独立的抒情文学样式。
三、浪子境界与学者兴象
柳永为表现浪子的天涯行踪,必然要从狭窄的小庭深院花前月下的境界描绘走向开阔绵远的山川境界。《乐章集》中的“唐人高处”并非只见于《八声甘州》,它如《望海潮》中,“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香雪梅》中,“楚天阔,浪浸斜阳,千里溶溶”;《留客住》中,“遥山万叠云散,涨海千里,潮平波浩渺”;《佳人醉》中,“正月华如水,金波银汉,潋滟无际”。这些词句所展示的形象与画面,无不显出博大、苍莽与浑厚的特点。柳词中一些数字词组的使用,或实或虚,均带有夸张语气,造成壮观豪迈的气势。如《望海潮》中,一连使用了“三吴都会”、“十万人家”、“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千骑拥高牙”等词组。这些因素都是对苏轼等词达到更加壮丽境界的预示。前人评柳词“尤能以沉雄之魄,清雄之气,写奇丽之情,作挥绰之声”,诚非虚语。这些“沉雄之魄,清劲之气”,对苏轼的创作影响很大。苏轼建立了“新天下人耳目”的豪放词风。何谓豪放?唐人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曾有过生动的描述:“观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气,处得以狂。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可见豪放一格,至少包括形象的博大苍莽,气势的恢弘豪放这样一些基本特征。苏轼继承并发展了柳词的“不减唐人高处”,进一步把唐诗兴象博大的特色融入自己的个性创作中,越发显得气象恢弘。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中,“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念奴娇・中秋》中,“凭空眺远,见长空万里,云留无迹。桂魄飞来,光照处,冷浸一天秋碧”;《八声甘州・寄参寥子》中,“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这些形象和画面同上举柳词确实有相似之处。苏词豪放词风的建立,也正是从柳词的“不减唐人高处”中汲取了精华。
柳永和苏轼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生活道路。前者是沉沦下层的浪子,在词中流露的是疏狂不羁的一面;后者是上层社会文人集团中的学人,多在词中抒写傲然独立的人格。柳词是在苏轼之前,这位浪子词人,仕途失意,深入市井,以赋为词,抒发悲情,在词中充分表现自我,为苏轼的学者之词作了开辟道路的工作;苏轼仕途坎坷,以旷达的性格,豪放的词风,以诗为词,包罗万象,抒怀,张扬自我。柳永突破花间词的窠臼,在词作中时时描绘“不减唐人高处”的境界;苏轼不弃“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开豪放词格,“新天下人耳目”。从柳永到苏轼,其演化发展有迹可寻。正是经过柳永和苏轼先后相继的创造革新,使词摆脱了“小道”、“艳科”的地位,大大拓展了词的歌咏范围,丰富了词的艺术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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