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刻十三经注疏版本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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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阮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是经学研究的重要文献。该书自问世以来，刻印不绝，出现了各种版本。其中嘉庆20年的初刻本为各版本的源头，道光6年的朱华临重校本为最早的善本，民国24年的世界书局缩印本当是由此重校本而来。

关键词： 阮刻十三经 版本 版本流传

一、阮刻十三经注疏版本概述

民国24年（1935）年12月，上海世界书局景印阮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缩为两册。依书前说明知，此书影自阮刻初印本（实非初印，详后）。

阮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初印于清嘉庆20年（刊成于22年，依汪绍楹说）[1]，江西南昌府学开雕，此书即世界书局所说的阮刻初印本。印成后，阮元并不以此本为善。道光6年（1826年），南昌府学教授朱华临重校初印本，此后的阮刻十三经方称善本。

从清嘉庆20年到民国24年，初印本和重校本迭经重修或翻印。目前所知称名阮刻十三经的版本并不多，它们都与这两个本子有多多少少的关联。现将已知的主要版本列表如下：

[注：“丛书综录”指《中国丛书综录》，“日本见藏”指《日本见藏中国丛书目初编》]

二、似是而非的两类阮刻十三经注疏

以上所列版本中，有被人误认为是阮刻十三经注疏的本子，有必要加以辨别：

（一）同治10年广东书局本

此书实翻刻殿本。早先《中国丛书综录》误列其为阮刻[3]，若只看目录不看原书，会使许多人误认为阮刻。直到最近，李畅然《清代〈孟子〉学史大纲》对此书非阮刻仍重点作了说明。[4]

此书非阮刻，实不值一辩。之前的《书目答问》已称“同治10年广州书局覆刻殿本”[5]，后来的《中国丛书综录续编》也已注明此书为殿本[6]，李锐清《日本见藏中国丛书目初编》亦列此本为殿本[7]。而最直观的莫过于翻检原书，此书扉页印有“武英殿本”字样。另，此书没有校勘记，正文注疏又均有断句，阮刻本绝无此事。同治10年广东书局本非阮刻，当无可疑。

然而，俞樾曾见一广东重刻阮本，并称“广东重刻阮本而于诸墨圈皆不刻，大失文达之意。”[8]查阅目录书，广东除去此广东书局本外，并未见别本十三经。而广东书局本正是典型的没有校勘记，当然更没墨圈的本子。那么，是俞樾所见的阮本未经著录而且未能存世呢？还是他也误认广东书局本为阮刻了呢？此是一疑问。

另，《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称“嘉庆二十一年江西刊本……其后广东重刊是本，则并所加墨圈去之，遂与校勘记不相应，益乖元之本意矣”。[9]此处亦称广东重刊阮本，有校勘记却无墨圈，与俞樾所见的本子应是同一个。那么，可能同治10年广东另有一书局重刊阮本，尚存疑。

（二）湖南尊经阁系列两种

同治10年长沙尊经阁本、同治13年湖南书局本，两书均题名《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这两个本子版式、行款、体例均相同，极大可能出于同一印板，将其归为同一类，应无疑问。此书极似阮刻十三经，因为它附有阮元校勘记，或许就是范希曾所称的“阮刻注疏湖南翻刻本”。[10]《日本现藏中国丛书目初编》列“同治10年长沙尊经阁本”入阮刻[11]，施廷镛《中国丛书题识》称同治13年湖南书局本为“重刊宋板注疏”，[12]均未能细审。

阮刻十三经有这几个特点：一是有校勘记无音义，二是正文校勘处有标记（圈或点），三是正文经注及疏所用的底本为十行本。那么，此书绝非阮刻，以《孟子注疏》为例，可以发现：

1.此书板式：半页9行行20字，而阮刻为半页10行行18字；且此书附有音义，极可疑。

2.此书正文中校勘处没有阮刻本特有的“O”标记。阮刻本的精妙全在于此（张之洞语），没有了标记，虽然后附了校勘记，但已失去了阮刻的水准。

3.校勘条目所引字句在正文中找不到，如：（1）、《孟子注疏》卷二下，文中有“拯捄也”（殿本正作“捄”），而校勘记引作“拯所也”；（2）、卷四上校勘记“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仕有功者及肯受禄”条，此条引文在正文中无。阮刻诸本正文皆有。检此书对应处，发现“社稷后也”之后文字已全删除；（3）、卷十二下校勘记，有“注云？日也”条。正文中找不到。检正文，此书删去了阮刻诸本“诗曰雨雪漉漉”后的全部文字。

4.此书正文所缺部分，殿本同缺（检广东书局本），可知正文经注所用底本为殿本系统。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此书应是一个拼版，以殿本注疏+音义+阮校（部分），就成了湖南的这两种《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虽附了校勘记，却非善本。

三、阮刻十三经注疏版本流传

排除非阮刻的几种十三经注疏，光绪年之前的阮刻十三经注疏的版本流传已大致可定。嘉庆年间只有一南昌府学初刻本，道光年间惟有朱华临重校本，咸丰年间无，同治年间仅存江西书局重修阮氏本。这三个本子均为半页10行18字的刻本，很有可能一脉相承。

道光年本是以初刻本为底本，参考倪、余两人的校本而成，已无疑问[13]。江西书局本题名《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兼之附有朱跋，或曰翻自道光6年本。然据刘秉璋《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识语序》称“同治中，江西既设书局，因取学宫旧本续残补阙”，此“学宫旧本”指的是初刻本，文中未提道光6年本。[14]不过，此书却有朱跋，如若序中所言无误，那么江西书局本应是以初刻本为底本，并参考了道光6年本而成。

而自江西书局本，到世界书局本的这段时间里，出现了众多的石印本，于是使得各版本之间的关系难以理清。日本学者野间曾对《十三经注疏》的版本流传作一列表：[15]

这个列表的最下两行是有关阮刻十三经注疏的，他以石印本上承道光重刊本，下接世界书局本。石印本的问题既然比较复杂，那么，他所列的版本流传示意图就不甚可靠。因为石印本有翻自初刻本的，有翻自重刊本的，有翻自江西书局重修本的；另外，既然称世界书局本的底本是道光重刊本，那么便应列在道光重刊本后，这里却放到情况比较复杂的石印本后，便显得很没意义；此外，既然称世界书局本也是石印本，自然与石印本同类，放到石印本后实属无理。

那么，如何理清这些版本之间的传承关系呢？从世界书局本向上推溯或许是一个可行的方案。于是，回到本文最初提到的世界书局本的底本问题。

据世界书局本前说明称“粹芬阁主人于光绪初年向旧藏家购得阮刻初印本。今本局向主人商借付印，以利学子。”[16]然而，命名初刻自称善本，是自古以来书商惯用的伎俩。此书绝非直承初刻本来，首先此书有朱华临跋，见到朱跋可知此书必与道光年本有关联；其次，检校《孟子注疏》，发现初刻本多处错误，世界书局本与道光年本均订正。

那么，世界书局本的底本来源无非两处：一为刻本，那么它或是道光年本或是江西书局本；二为石印本，那情况就比较复杂。这里，我们倾向于认为来自刻本。

新近中华书局影印初刻本，称“目前《十三经注疏》的通行版本，是我局一九八〇年影印的世界书局缩印本……该本以清道光重刊本为底本，每页九拼页缩印”，[17]可知，目前通常认为世界书局本翻自道光年本；而经过对《孟子注疏》的检校，确实发现世界书局与道光年的重校本非常接近。当然，这还不能说明，它没可能翻自江西书局本。

而石印本虽然复杂，却很可能不是世界书局本的底本。

世界书局本为影印本，必与所用底本在版式上有相同处。从行款来看，世界书局本经过拼版，仍能看出底本为8行行18字（如《孟子注疏》第十三页上栏，从拼版痕迹明显可见）。而石印本为方便携带多为缩印，缩印的方法与世界书局本并不相同。如脉望仙馆本为半页20行行36字，36字明显可知为原两行并为一行，世界书局本不可能翻印自此（检校后认定脉望仙馆所用底本为初刻本）；而点石斋本为页20行行40字，实已将原每行字数重排，看不出所用底本每行字数，世界书局本亦多半与之无关。

那么，目前唯有认为世界书局的底本为道光年本或江西书局本（经检校，认为是道光年本的可能性更大，中华书局所言应有据）。据以上所述，现依所见版本及相关数据，制阮刻十三经注疏版本流传示意图如下：

注释：

①据道光6年本朱华临跋.

②据刘秉璋.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识语序.

③据点石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前俞樾序，并检校道光6年、世界书局本同误处，点石斋本与江西书局本多处均订正.

④检校《孟子注疏》部分，误处多与南昌府本合.

⑤据袖海山房本扉页牌记.

⑥据《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书目》第63页.

参考文献：

[1]汪绍楹.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考.文史，（第三辑）.

[2]李锐清编.日本见藏中国丛书目初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257.

[3]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总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594.

[4]李畅然.清代〈孟子〉学史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64.

[5]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

[6]施廷镛编.中国丛书综录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190.

[7]李锐清编.日本见藏中国丛书目初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256.

[8]俞樾.十三经注疏坿校勘记序.光绪十三年点石斋印本.

[9]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稿本）.齐鲁书社，1996：15-16.

[10]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

[11]李锐清编.日本见藏中国丛书目初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256.

[12]施廷镛.中国丛书题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616.

[13]朱华临.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跋.道光6年南昌府学刻本.

[14]汪文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识语.续修四库全书本.

[15][日]野间文史.读李学勤主编之〈标点本十三经注疏〉.中国哲学，（第二十四辑）.

[16]阮元.景印阮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民国24年上海世界书局印本.

[17]阮元.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2009年中华书局景印初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