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生活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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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考的问题是：三农问题是不是仅仅是解决农村生活贫困的问题？从我个人所读到的一些文章来看，很多都是偏重于从经济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农民的收入增加了，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三农问题也就解决了呢？我想这个问题也许并不是那么简单。

我在读王晓明先生的《L县见闻》（《天涯》2004年第6期）的时候，有一点是感触比较深的，在这篇文章末尾，他指出：三农问题并不仅仅是来自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变化，它同样也是最近二十年来文化变化的一个结果。所以当我们考虑三农问题的时候，也许不能仅仅着眼于经济或者制度方面的因素，有些方面，特别是文化方面，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根据我的粗浅的观察，我觉得现在农村的问题，还不只是在于农民物质生活的相对贫困，他们精神生活上的贫困同样严重，同样值得关注，我甚至觉得相对于物质生活上的贫困，这种精神生活上的贫困更加触目惊心。昨天有人在谈到贵州农村的问题时，说贵州农村的贫困程度也许跟上海郊县二十年前的状况差不多，但是那里的伦理道德水平和当年的上海郊县相比却差了很多，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例子，可以说明现在农村的精神道德水平确实是下滑了不少。我想强调的是，这种精神生活的贫困化并不是因物质生活的贫困化而起的，在比较富裕的农村地区，这种现象同样存在。在这方面，我的老家江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江阴在全国的县级市里面，经济发展水平是名列前茅的，曾经位居全国百强县之首，江阴的华西村更是名闻遐迩。八十年代的时期，学界曾经热烈讨论过“苏南模式”，所谓的“苏南模式”就是以乡镇工业为依托，开辟一条“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道路，来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而江阴就是“苏南模式”的一个典型代表。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江阴的乡镇企业发展非常快，很多农民都进厂做工，有不少甚至开办了自己的家庭小工厂。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这些乡镇企业由于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的原因，加上适逢向私有化转制的特殊时期，曾经遇到一些困难，但近几年随着境外资本的进入，这些规模并不大的小工厂似乎在全球生产体系里面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比如许多服装厂就是为一些国际名牌服装代工的。所以，总的来说，江阴目前的经济状况还是很不错的，农民因为可以进当地的工厂做工，收入还不坏。即使是年纪大一点的妇女，也能在工厂找到活干，剪剪线头什么的，活并不累，每个月也有七百块钱的收入。如果再年轻一点，又有技术的话，收入还是很可观的。我的一个堂弟是一家私营化工厂的高层管理人员，每年收入有近十万 ，相当不错了。那么是不是在江阴这样的地方，三农问题就不存在了呢？他们过得挺富裕嘛！但是在我来看，这里面问题还是很大。江阴的农民虽然物质生活上没有什么大的匮缺，似乎挺满足的，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我觉得是非常的贫困。据我观察，当地农民的日常生活还是很空洞的。工厂并不是每天都开工的，常常是有生产任务才开工，所以农民们有大量的工余时间。因为无利可图，很多农民都已不再种地，宁愿把地荒在那里，所以他们就更加空闲了，唯一用来打发空闲时间的方式就是打麻将。像我的一个姑姑，就开了一个麻将馆，两层楼面摆了十几张桌子，每张桌子收五块钱茶水费。每天从早到晚，来打麻将的人络绎不绝，晚上几乎爆满，生意相当不错。她就靠着这个麻将馆，也不到工厂去做工了。我问村里的农民是不是对自己的生活挺满意？手里有点闲钱，不用累死累活地干，搓搓麻将，来点小输赢，好像活得挺滋润的。但他们总是回答说：“哎呀，也不是的，反正也没什么事做，不搓搓麻将又能做什么呢？”这让我感到，即使在像江阴这样的富裕地区的农村，农民的日常生活也还是比较贫乏的，有点无聊。

作为一个局外人，我虽然不能判断他们是否活得幸福，但还是能感觉到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其实并不是那么满意，他们一样会抱怨物价涨得太快，尤其是小孩的教育费用太高。另外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缺乏安全感，从社会方面来说是治安状况比以前差了很多，诈骗、偷盗之类的事情已司空见惯，人和人之间缺乏足够的信任感；从个人家庭方面来说，是担心自己家里人发生意外事故，比如生个大病什么的，那样的话，就可能使家庭经济产生危机。还有一个也许并不是很明显但很尖锐的问题是家庭内部的关系还有邻里关系和以前相比也有一个急遽的退化，年轻一辈的农民有不少都沾染上了不良习惯，吃喝嫖赌，追求享受，老一辈的就有点看不上眼，所以常常引发家庭内部冲突。邻里关系基本上已经变成利益关系，热心人越来越少，以邻为壑的现象也不鲜见。所以在我看来，维系农村社会的传统道德伦理价值已经瓦解了，说得严重一点，是几乎完全崩溃了。这个状况我觉得是非常严重的。

以前我们常常说“礼失求诸野”，意思是说，在乡村社会里，是存在着一套相对而言比较稳定的价值系统的。在乱世，乡村社会的这套稳定的价值系统甚至可以成为整个社会重建的价值来源，因为这套系统里面包含着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的生命存在意义的深刻理解。但是我们发现，现在的农村社会实际上已经没有能力提供这样一种价值资源了。那么现在主宰农村的是什么呢？是哪一套价值系统？在这个问题上，我非常赞同贺雪峰教授的说法，他指出消费文化已经渗透到农村，确实是这样。这种消费文化现在已经成为农村社会的主宰性的意识形态，它对生活以及人生意义的设定已经主宰了许多农民尤其是农村里的年轻人的头脑，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根本就是消费主义的奴隶。比如我的几个表兄弟和堂兄弟，就是这种人。虽然赚钱不是很多，但抽烟却要抽二十块钱以上的烟，吃鱼呢要吃海里的鱼之类的。很奢侈！他们的生活观念和方式跟老一辈比，差得实在是太大了。

问题就出在现在的年轻一辈的农民除了追求享乐外，没有什么大的理想，没有什么精神追求。但是二十年前的情况似乎还并不是这样的。之所以发生这种转变，恐怕是和社会制度上的变革有关系。张炜在早年曾经写过一篇小说《猎伴》，那里面就已经透露出农村精神生活将面临滑坡的潜在危险。从这篇小说看，在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农村青年似乎还是有理想的，他们觉得自己是在用劳动来改造农村，所以有一种主人翁的意识。像其中的主人公大碾，他和一帮有热情的青年们一起把原来横行乡里的村长赶下了台，为村庄将来的发展制定了详细的规划，准备重新整治水利，发展工副业，但是美好的蓝图还没有付诸实践，上面就强制推行承包责任制了。一切计划都泡了汤。随着农村生产组织的解散，劳动不再是集体性的活动，而成了每家每户自己家的事情，而与这个集体生产形式的瓦解相伴而来的是农村公共生活形式的瓦解，之前还有夜校、识字班、青年演艺队等组织吸引年轻人，让他们在集体活动中感受到农村集体生活的美好和谐，但在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他们被束缚在艰苦的体力劳动中――因为原来集体拥有的拖拉机、脱谷机、抽水机等农业机械被变卖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活变得更加繁重了――没有时间和精力参加集体文娱活动了。农村公共生活形式瓦解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农民的精神生活变得无所依凭、变得苍白了，陷入到一种空虚无聊当中。像大碾，他当上队长后，本来想大展手脚好好干一番的，后来推行责任制之后，他觉得反正没他事了，就种种地，剩余的大量时间没办法打发，就打猎去，精神上有了苦闷。另外一个也许更严重的后果是，农民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完全趋于利益化，钱成了衡量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这种私欲化的、利益化的农民主体，对农村社会造成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当农民成为一个单子式的利益个体时，农村社会怎么还会有凝聚力呢？它必然是陷入到一盘散沙之中，而随着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管理职能的退化，农村社会的凝聚性只能是更加弱化。

现在大家都已经认识到要建设新农村，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但问题在于怎么组织呢？是不是仅仅发展农民在经济上的合作关系就可以了呢？我看未必。除了鼓励、帮助农民发展经济上的合作之外，还需要在农村发展出一些公共生活的形式。只有通过发展和推进农村的公共生活形式，才能使农民在公共性的生活当中逐渐从分散走向团聚和合作，从而使农民成长为具有积极的参与性、有责任感、有承担性的主体。这方面的道理其实不用多说，中国革命的历史已经提供了很多这方面的经验。

接下来更困难的问题是怎么才能发展出这些公共生活形式呢？昨天有人也介绍了一些这方面的经验，像邱建生他们在儋州搞文化读书会、文化研讨班，还有朱东海他们搞的那个电脑培训班等等，都是很值得肯定的。但是我想这也许还不够，似乎还是治标不治本，我觉得根本上还是要解决农村在正面价值建构方面存在的虚空问题。现在横行农村的是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缺少与之相抵抗的正面价值系统。但事实上，农村又确实需要有那么一种积极的、正面性的价值系统，最近这些年在农村发展势头极为迅猛的基督教我看就是钻了这个空子。就拿我们那个村子来说，基督教的发展速度之快，就非常令人吃惊，我家前后左右的房顶上都竖了一个个十字架，这些教徒很积极，有不少热心传道的人，还建起了教堂，每周举行礼拜活动。基督教的发展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是加速了传统伦理价值的瓦解。举一个例子，今年清明我回去扫墓，扫墓的时候就听说有一户人家母亲去世了，按照乡村传统的礼数，儿子媳妇自然应该上坟祭拜的，但因为他们信基督教，认为扫墓是迷信，所以就拒绝上坟，使得他们的父亲还有亲戚们大为光火，甚至声言要跟这样的不孝子女断绝关系。基督教在农村的大肆扩张，所反映出来的正是如今农村在正面价值建设上无能为力的尴尬状况。不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农村的很多问题恐怕很难从根本上解决。

重建农村的价值系统，目的是为了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摆脱消费主义和享受主义的腐蚀性影响，从而拥有一种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而要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首先是要建构一种农民能够认同、接受的文化价值系统。贺雪峰教授提出的一个方案是“低消费，高福利”，这个方案我是非常赞同的。但是我觉得真要实行还是相当困难的，难就难在当有城市社会作为一个参照物而存在的时候，你如何能够说服农民不要去攀比，而心甘情愿地过一种相对简单的生活呢？这样的说服在道义上首先就是站不住脚的。何况现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借着大众文化的力量无孔不入，渗透力极强，根本不可能阻止它扩散到农村社会当中。所以，我认为所谓的价值重建不可能只是局限在农村社会内部，而必须是整个社会的价值重建，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抵抗，也不应该停留、限制在农村社会当中，而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同时展开，如果我们不把城市和乡村关联起来，仅仅是在农村社会内部寻求局部性的解决，那么这样的努力就是根本无效的。

所以，我还是要强调城市和乡村其实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农村问题，也不仅仅是农村社会内部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摆脱现在这种畸形的发展模式以及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蛊惑，从根本上致力于重建整个社会的价值系统，那么在我看来，三农问题恐怕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当然，说到整个社会的价值重建，又是谈何容易！从目前的状况看，难度非常之大，难到简直让人看不到什么希望。但是难道就因为希望渺茫我们就可以放弃这种努力吗？那当然不行。孔子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们也需要有这种勇气。如果全社会能够有一种共识，大家一起来努力，也不能说就没有一点希望。

倪伟，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