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R&D补贴对企业研发行为的影响: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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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府为矫正市场失灵而采取的政府R＆D补贴，尤其是对企业的研发资助对企业的科技产生怎样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近几十年来，中西方学者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尽管目前这种研究仍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但他们的研究方法论、定量研究方法与手段、对政府的科技政策绩效评价仍对我们有很强地借鉴意义。本文将对国内外目前相关的研究进行述评，对已取得的成果和不足加以分析概括，并提出今后有待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政府R＆D补贴；企业科技研发；研究综述

一、引言

我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增长之后，正在面临着一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新知识的创造、积累和应用以及科技研发更加得到注重，政府也在不断加大科技投入。纵观全球，许多国家也都把强化企业自主科技创新作为国家战略，把科技投资作为战略性投资，大幅度增强对企业的科研激励，并超前部署和发展前沿技术及战略产业，实施重大科技计划，着力增强企业和国家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前提是要加大研发投入，但是研发导致的成果具有很大的外部性，即企业R＆D支出会产生大量溢出效应，大量的溢出效应强化了其他企业“搭便车”的心理，这从根本上抑制了企业研发的积极性。因此政府必须为企业R＆D投入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运用各种财政激励措施来调节研发者、模仿者以及整个社会源于“扩散效应”的利益分配。在这样的背景下，全面地研究政府政策行为对于企业研发的影响，对于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但是至今为止，西方经济学界和科技政策研究学者们仍然就公共科技经费支出对企业科技补贴的作用还存在着争议。例如有研究显示，公共科技开支在刺激企业科技经费投入的同时，可能挤出、替代企业科技开支，也可能会吸引更多的私人科研投资，形成互补效应。所以在总体效果上很难明确地说政府R＆D补贴对企业科技研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就此，中西方理论界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由于各项研究所涉及的研究背景、计量方程以及估计方法存在着异质性，所得出的估计结果也显得相互矛盾。

本文将对国内外目前相关的研究进行述评，对已取得的成果和不足加以分析概括。

二、国外研究综述

西方学者对政府R＆D投资效果的测度主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展开分析，微观分析侧重政府研发资助对厂商研发行为和研发效益的分析。西方学者的研究一般都假设政府研发资助为外生变量，用政府研发资助金额对被资助厂商的研发支出金额或研发强度等进行回归分析。而宏观分析则集中于产业和国家层面来探讨政府公共研发对产业或国家中企业总研发支出的影响。

而所有这些研究成果一部分得出了“互补性”的结论，即公共R＆D支出会吸引更多的企业科研投入。其中著名的有Mansfield和Switzer(1984)对能源技术行业的研究。Mansfield和Switzer(1984)使用了私人企业R＆D经理人员的访谈数据，关注了电力设备、石油、金属原料和化学工业等方面的能源技术。研究数据来自25家企业，作者计算了每一元政府资助的R＆D变化引起的企业R＆D变化，发现存在一种不对称的关系。增加政府R＆D开支与减少政府R＆D开支会有不同的作用值和作用时效。1美元额外的政府R＆D开支会在前二年刺激6美分的私人投资，但在以后年份中无作用；而减少1美元的政府R＆D开支会使私人投入在前二年中减少25美分，并在第三年中再减少19美分。Feldman和Lichtenberg(1998)对欧盟的样本进行了研究，并发现专门从事某一研究领域的私人机构的数目与从事同一科学领域的公共机构的数目呈强正相关，并将此解读为公共与私人R＆D互补的证据。David et al(2000)的研究也揭示在大企业中更容易产生互补效应。

另一部分结论则相反：公共科技开支在刺激企业科技经费投入的同时，挤出了企业科技开支，即替代效应。Lichtenberg(1984)发现在行业层面上，公共R＆D支出减少了私人R＆D投入和R＆D人员雇用。研究将私人R＆D投入(或雇用R＆D研发人数)的变化对当期以及滞后期的联邦R＆D支出变化，和行业虚拟变量、时间虚拟变量进行了回归。研究表明，增加1美元的联邦R＆D投入将挤出8美分的私人R＆D投入。由于引入了能更好地控制技术研发成功概率、专有权方面的控制变量，有效地消除了系数的偏误，因此这次研究得出了挤出效应的结论。Nadri和Mamuneas(1996)对美国制造业的研究表明，接受资助的企业会增加其研发投入，而同一行业中，没有接受资助的企业会减少其研发开支。他们认为，接受资助企业的研发有可能产生技术溢出而使竞争对手受益，所以对其竞争对手的研发支出产生了替代效应。而Goolsbee (1998)认为从微观层面解释了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研发支出存在挤出效应，主要结论为政府资助刺激了要素的需求，提升了要素价格(如提升了研发者的工资水平)，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成本，导致企业研发支出减少。也有一些研究显示政府直接资助企业R＆D与企业R＆D支出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但是总的净效果是正的。如Busom(2000)采用计量模型测试不同技术政策工具对企业影响，发现对一定规模的约占研究样本30％的企业，挤出效应不能完全排除，但是对整个研究样本而言，政府资助激励了企业R＆D支出。Dominique和Brunofl998，2000)的研究也受到学者的普遍关注，他们对17个OECD国家(1981－1996年)政府R＆D不同财政激励手段对企业研发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们认为财政资助和提供税收优惠政策将刺激企业增加其R＆D支出，政府资助企业研发1美元，企业将增加0.7美元的研发支出。但政府直接资助和政府税收优惠的作用是相互替代的。

总体说来，对于政府R＆D投入究竟给企业的科研支出带来互补效应还是替代效应国外学者无法给出一个统一性的结论，究其原因，主要是在进行微观研究时人们所能获得的微观数据往往来源于选择性的抽样调查数据，即政府研发资助的企业并不是随机抽取的，而是根据企业或项目的特点选择那些溢出效应显著或社会收益率高的企业或项目，如果这样的选择性因素不被考虑进去，那么对政府研发资助进行的统计评估结果将会发生偏差。同时，在选择两组样本进行对比时，一个假设前提就是没有从被资助厂商向其他厂商的溢出效应，即其他厂商的研发行为是独立的。与选择性偏见有关的问题是关于政府研发资助被视为外生变量的假设，既然政府研发资助对象会根据企业和项目的特点，那么政府研发资助视为外生变量的假设就不能成立，即政府研发资助同企业研发支出可能存在线性关系，导致回归方程中变量之间存在共线性，影响回归方程的参数估计的可靠性。

三、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开展比国外要晚，所用的

方法基本上是学习了国外的文章，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宏观范围的考察。其中大部分也是对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的判别的研究。姚洋和章奇(2001)研究了我国政府的R＆D投资效应，运用了41个行业，3万多个企业的数据样本进行计量检验，认为政府在R＆D投资方面占主导地位并不是一种有效率的状态，政府创办的公共研究机构的R＆D支出对企业的效率有负的影响，因此R＆D活动更多地应由企业来承担。许治和师萍(2005)对我国1990~2000年间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其研究结论显示，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研发支出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政府对高校研发的资助将会对企业研发支出产生挤出效应，而挤出效应最终反映在企业减少其向科研机构委托研发的经费支出上。但由于样本数据较少，结论说服力略显不足。张博(2007)通过对公共研发投资对私人研发投资的静态、动态挤出和溢出效应的分析，得出政府总的研发预算的增加，短时间内会挤出私人研发，但长期二者存在互补关系。胡33(2007)通过对政府资助企业R＆D政策工具的分析发现，政府资助虽然存在可能引发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替代效应，但在总体上，政府资助政策是有利于企业R＆D投入的，特别是政府资助最终能够增加全社会的R＆D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同时，他提出政府资助政策要有明确作用方向和方式，以避免其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

还有一批学者则在政府不同财政政策的搭配以更好地激励企业R＆D行为上开展研究。如朱平芳、徐伟民(2003)运用面板数据分析了上海市政府的科技激励政策对大中型工业企业自筹的研发投入及其专利产出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的拨款资助和税收减免这两个政策工具对企业自筹的R＆D投入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且政府科技拨款资助政策所产生的影响要比税收减免激励政策长久，而且政府科技拨款资助的刺激效果会随其程度的变化而变化，当他提高到一定程度后这种促进效果就开始下降。这篇文章所用从动态角度运用随机效应模型的实证方法比较先进，模型的构建也很有说服力，但是他所研究的是上海地区的情况，全国的情况很有可能不同。郑绪涛、柳剑平(2008)将R＆D活动分割为两个阶段：研究与开发。进而对企业在竞争与合作方式下的税收和补贴工具应如何有效搭配的问题进行研究。唐清泉、卢姗姗等(2008)在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研发费用做考察下得出对于竞争性行业，政府应采用间接补贴；对公共品性质的行业，应采用直接补贴。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较有特色的文章，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来研究政府R＆D支出与企业R＆D行为的关系。微观层面上有彭纪生、刘春林(2003)对自主创新企业和模仿创新企业间的博弈研究，提出我国企业现阶段的理性选择是进行模仿创新。潘士远(2005)、董雪兵、王争(2007)围绕专利制度展开的讨论，他们分析了最优专利宽度和长度的存在性问题，指出专利制度的设计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企业是否有动力进行原创性的R＆D活动。安同良(2003)围绕“企业技术能力”进行的研究，他剖析了中国企业技术选择与技术创新、R＆D战略的影响因素，认为在影响企业技术选择的各种变量中，“企业抱负”占据着重要地位，一个有着宏伟技术抱负和发展意愿的企业更有动力去进行具有原创性质的R＆D活动，而政府R＆D政策的着重点就在于准确地甄别出这些企业，并给予针对性的补贴和资助。但具体的甄别措施文章并没用进行详细的阐述。吴延兵(2006)运用中国制造产业数据对R＆D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R＆D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也依赖于产业技术机会。高科技产业的R＆D产出弹性显著大于非高科技企业的R＆D产出弹性。得出财政补贴目标应多集中于高科技产业的论断。刘穷志(2007)构建了一个公共支出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新增长理论模型，指出存在着一个最优的政府补贴额度，而现阶段我国还并没有达到这一最优规模。

总体看来，我国对此问题的研究大多是从定性角度讨论政府科技投入的主导作用，多限于文字描述，缺少相应的数据支持。定量研究相对较少，而且定量研究在计量方法上有待提高。而且我国的定量研究大多呈现于宏观层面的研究，深入微观或者从其他角度的实证研究较为少见。

四、结论：

综合考虑国内外的研究，我们可知国外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从微观层面人手的较多，但在微观层面上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而在宏观层面的研究大都支持政府科技资助与企业R＆D支出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即政府科技拨款资助促进企业R＆D支出。而国内学者多是在利用国外已成熟的模型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宏观层面研究，新颖的切入视角的文章较少，尤其是存在某些企业的策略会极大地削弱政府R＆D补贴的激励效应，对此分析政策制定者和被资助企业之间利益博弈的研究从而找出目前我国财政激励政策不足的原因的研究十分薄弱；再就是单独对一个省份的公共R＆D补贴效果进行实证的文章也不多见。这就为我们后续的研究开辟一个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