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因宿主元语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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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生物学、信息科学、文化学、翻译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结合的跨面研究的新兴学科，模因论对各个学科当然包括语言学和语用学都提出了新的课题和启示。本文讨论的是与基因有同有异的模因尤其是语用模因的复制和传播规律。本文立足于广义的模因（论），并略倾于模因符号观，运用认知语用学（关联论）的理论基础，在介绍模因论的最新研究动态和问题之后，通过语言-语用（词素、词语、话语、语篇）各层面的例析指出，模因复制有语用的和反语用的两类，原模因和模因变体的“同异关系”合适与否取决于新旧模因宿主（交际者）在元语用意识调控下能否攫取一种“同构/变异取向度”的适度、平衡的和谐美。文章最后分析了极端的模因变异，指出了人们识解模因变体困难之原由，并提出了解决方法。

模因宿主的元语用意识和模因变异[1]

撰文：侯国金版权所有

关键词：模因；元语用意识；变异；同构取向度；和谐

Abstract:Asanewmulti-interfacestudy(rangingfrombiology,IT,culturology,translatology,tolinguistics),memeticssetsallthosedisciplinesthinkingaboutvariousnewquestions.Thisthesisdiscusseshowmemesreplicateandpropagatelike/unlikegenes.Takingaperspectiveofbroad-sensememeticsorientedtowardsmemesemiotics,thepaperutilizescognitivepragmatics(i.e.RelevanceTheory)tocommentuponthelatestdevelopmentsofmemetics,andmoreimportantly,byananalysisofaseriesoflangue-pragmaticmemes(examplesofmorphemes,words,utterancesandtexts),formulatethehypothesisthatwhetherthesamenessordifferencebetweenthesourcememeandmemevariantisappropriate/pragmaticorinappropriate/unpragmaticisdeterminedbywhethertheoldandnewmemecarriers,bytheirmeta-pragmaticawareness,achievetherightisomorphism/variationorientationdegree(I/VOD),thuscontributingtoabalanceorharmony.Thepaperfinisheswithadiscussionofextremememevariations,people’sconstrualtrouble,alongwithsuggestions.

Keywords:meme,meta-pragmaticawareness,variation,IOD,harmony

1模因导语

模因（meme）[2]，亦译为“谜米、觅母、密母、拟子、仿因、理念因子”，是新达尔文主义（Neo-Darwinism）倡导者RichardDawkins（1976）在“科学幻想小说”般的书里提出来的概念[3]，指的是文化传播中像基因的遗传一样被不断复制（replicate）和传播（propagate）的东西，是从大脑到大脑的信息单位（Dawkins1982：109），如一种新思想，一个新词语，一个新行为[4]。模因论/模因学/密母学（memetics）常把模因描述为“病毒”（viruses）——感染（infect）而寄生（parasitize）于新宿主的大脑，随时再“感染”给更多的（宿主的）大脑。（见何自然2005）假如基因等于生理（微）成分加上遗传，那么，模因就等于（大、小、广义、狭义）文化加上复制和传播。基因是生物的，是遗传，呈现出被动、惰性、静态；而模因是文化的，是复制和传播，是主动的、能动的、动态的[5]。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主要是文化模因复制和传播的效率（这一点归功于模仿能力），而非语言优劣、大脑的大小或智商的高低（Blakemore1999，转引自高纯娟2005）。据Marsden（2000）和何自然、何雪林（2003）介绍，GabrielTarde（1890）著书名曰“TheLawsofImitation”（模仿的法则/规律），其核心观点为人类历史是模仿的历史。从Dennett（1995）开始，国际上探讨模因（论）的文章和会议越来越多，到Blakemore（1999）时，模因论作为一个分支学科似已兴起。目前模因论有模因信息观（以Lynch（1991）和Dennett（1995）为代表）、思想传染观（以Gatherer（1998、2001）为代表）、模因符号观（以Deacon（1999）为代表）等。Blakemore主张拓宽模因的外延，这样就使上述观点和谐共处。本文赞成她的做法并略倾于模因符号观。（关于更多更新的模因论研究请见第4节）

值得说明的是，（1）如“模因/meme”这个词所示，模因具有模仿的成分或“因子”，模仿有程度之别，这样一来，模因包括完全和部分复制两种。meme在法语里意思为“相同”（见注2）。（2）模因可以大到一整个宏观思想、行为方式、语篇，可以小到一个概念、一个词素、一个标点。（3）上面（2）所说的或大或小的模因以复制和传播为充要条件，不被复制或传播的就不是模因。（见Blakemore1999：66）（4）人类的文明、（语言）文字、文化等的进化与其所是“自然选择”（naturalselection[6]）的过程和结果还不如说是“（文化）模因选择”（memeticselection）的过程和结果。（见Vaneechoutte&Skoyles1998）（5）至于复制和传播，“大脑是复制器（replicators），文化实体（culturalentities），如词语、概念、思想、态度、知识等，本身不能复制”（Gabora2004）。思想本身也不是复制器，互相联结的（associatively-structured）形成内化的世界模式、思想网络——统称为“世界观”（worldviews）才可成为复制器，可称为“原始复制器”（primitivereplicators）[7]。世界观复制是零碎的（piecemeal），“在社交中主要是通过文化实体的表述（expression）、同化（assimilation）、调适（accommodation）”来实施。复制在文化进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同上）而且，我们认为复制以传播为目的，传播以复制为前提。（6）从结构看，有简单或基本模因，有模因复合体（memecomplex，见Lynch1991）。一个根隐喻（如莎士比亚的“世界是舞台”）是简单或基本模因，其相应的派生隐喻（如“大家都是这个舞台的演员、有出场和退场、每人扮演多个角色、他是个丑角、我唱主角”）就是模因复合体。（7）共时地看，模因的复制程度、传播范围和生存领地有大小之别，与其他模因一道构成“模因域”（memeregister）或“理念因子库”（ideo-meme-pool）的能力也有大小之分[8]。（8）历时地看，模因的传播和生存的历史和寿命有长有短，有的横跨几世纪甚至永恒，有的则昙花一现。根据Dawkins（1982，xii），“成功的模因复制”（与传播）有“高保真度”（copyingfidelity[9]）、“多产性”（fecundity）和“长久性”（longevity）的特点[10]。所说的“成功的模因复制”仅指一些生命力强的、“同构取向度”高的模因（见3.3）。

既然模因以复制和传播为充要条件，而模因的生命力和存在特点就与新旧宿主复制和传播的复制-传播意识——模因的元语用意识（meta-pragmaticawareness，简称MPA）——有关，而且我们关心的主要是（语言-）语用模因（pragmaticmeme），主要指为一定的语用目的（pragmaticgoal/purpose）服务的实实在在地使用的语言模因（因子）或模因域，因此，下面我们着重讨论MPA的高低与语用模因的变异之间的关系。由于文化、思想和行为的复制有无形的“导向标准”（guidingcriteria，Baldassarre2001），我们下面有时用形容词“（社会）语用的”表示的是“正确、恰当、策略的，符合语用原则（如合作原则、最省力原则）和导向标准”的含义，而“反（社会）语用的”指的就是其对立面。

2调控语用模因传播的MPA

虽然关联论的创导者之一Sperber（1996、2000）并不赞成模因论[11]，本文还要提及并运用Sperber&Wilson（1986[1995、2001]）的关联论观点（的合理模因（因子））。交际者在交际中的任何一句话语都具有关联性（relevance）和意向性（intentionality），前者指话语与前言后语、交际者双方的认知环境（cognitiveenvironment）、客观交际情景等的紧密联系，后者指交际意图（communicativeintention[12]）或语用目的，关联性与目的性可以互相解释，它们也可以从交际者的MPA那里得到解释，因为，只有MPA才能确保话语的关联性和目的性。这样一来，话语者的MPA愈高，一般说来，话语就愈关联——最佳关联（optimallyrelevant）或者最大关联（maximallyrelevant），除非言者有意弱关联（weaklyrelevant）甚至不关联（irrelevant）[13]以达到特殊的语用目的；所实现的语（境）效（果）（contextualeffect）也就愈大或愈重要——该语效表现为隐含结论（impliedconclusion[14]）或语用目的。

也许不需要耗费多少心力去进行言语/语码的选择的显性或隐性策划（planning），交际者的话语就是也应该是关联的。这一事实不能否定交际者MPA的存在。而语用目的的实现与否，语效的大小以及能否兑现，则明显地依赖较高程度的MPA。通常的情况是，你的语用目的越特别，或者语效越大，或者标记性越强，你为策划实现该语用目的或语效的话语方式所付出的心力就越大，你的MPA也就越高。假如你要向一个一面之交借上千元，就得绞尽脑汁（MPA高）启动某个/些语用策略，否则休想得逞。

“语言意识（salience/awareness）转化成一定的语用手段（如语用含糊）的运用和策划就是元语用意识。”（侯国金2005）语用过程中MPA较高，所进行的顺应（adaptation）过程——即对话语作出调整和洽商的自我监控过程（参见Verschueren2000：F13-33）——就顺利。这里所谓的“模因宿主”（memecarrier，如标题所示）主要指交际中的言者和听者（以话语的模因特点为前提），相应地模因宿主的MPA就分为言者MPA（s-MPA）和听者MPA（h-MPA），而双方的MPA又可细分为（话语）生成意识和识解（construal）意识。就言者而言，他对自己的话语的形式和策略以及能否实现既定语效所携带的反思、思考、意识、预测（直至策划）就是言者话语生成MPA（如如何用礼貌的谎言来回答一个隐私问题），而他对听者识解该话语语效的方式、难易程度、可能性等的思量、想法、推测（直至换词、改说、放弃），就是言者的话语识解MPA。一个女子对自己的孩子说“妈妈、我”、“你爸爸、爸爸、他、我丈夫（很罕见）”的s-MPA各不相同，h-MPA也互有差别。这种社会指别（socialdeixis）缩小或拉大双方/三方语用距离（pragmaticdistance）的策略在汉语、日语、法语等很多语言里都是司空见惯的。下面仅举例说明言者的话语识解MPA。

1）（郑州民警竹卫东抓小偷负伤抢救无效，妻子和女儿不断地呼喊他。2006年4月23日晚上CCTV10的“城市猎鹰”节目主持人说：）“他的妻子和女儿不能跟他说一句话了。”

按理说，不论该民警是生是死她们都能说话，即对他（的真人、遗体、相片）说话，只是他可能听不见而已。但是该例说明主持人在说到活者和死者双方时强调的（即元语用地意识到的）是后者即听者的识解。主持人的话可以改说成“他的妻子和女儿跟他说话时他再也听不见了/他再也不能与妻子女儿说话了”。

与此类似，听者的话语生成MPA指对言者或对自己作为言者所说话语的MPA，而听者的话语识解MPA则指她[15]对自己解码、推导、理解言者话语的方式方法、能力、努力（心力）、效果等的MPA（以上例为例，她可能意识到难度而要求他重说、换词，或者要求更多思考的时间）。

3MPA调控下的语用模因变异

人们在语用模因的复制与传播过程中总是带有一定程度的MPA的，而相对而言，MPA有时高有时低。当生成或复制的为崭新的语用模因时其MPA就高，反之，生成（说出或写出）或复制而来的（旧）语用模因，或者复制旧语用模因时，其MPA就低，趋于零。例如，假如我在网络空间的“博客”或什么“PK”里创造一个服务于某特定目的的字符或表达式时，我的MPA就很高。我知道它有多新颖多活泼有多大可能感染他人以至于被复制和传播（从而成为模因）。当然也有可能（元语用）意识到它绝对是昙花一现的说法，是“临时造词”（nonce-word），一问世就蜕变为废弃词（obsoleteword）或古旧词（archaism），有时甚至是“非字词”（non-word）[16]。看一看于根元等（2001）的电子词典就可以想象出这些网络词汇（如“MM、美眉”）诞生时的s-MPA一定很高（见3.3）。

语用模因在复制和传播中有“基因型的‘内容相同形式各异’”和“表现型的‘形式相同内容相异’”（何自然2005，另见Blakemore1999：61）。所谓“相同”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而“各异”则是绝对的。论内容相同的相对性，正如一碗水倒进另一个碗里就没有绝对的一碗水，量与质都会发生变异（variation）或突变（mutation），语用模因的复制像复印文件、图像一般会有所走样，在传播过程中也会有所损耗。形式的相同也是相对的，因为物质与物质，甚至具有同一称谓的物质之间，也不会一模一样。那么我们凭什么判断模因和非模因以及是甲模因还是乙模因呢？除了第1节所说的充要条件外还有内容和/或形式的同构性（isomorphism）或象似性（iconicity），X与x同构性大则是同一模因或模因变体，小则可能是（或蜕变为）其他模因。

3.1纯语言层模因变异例析

我们先看语言的最小单位词素的若干例子。一个词素模因在复制时可能变异为若干个变体，如表示“进入”或否定的“in-”这两个模因在造词时为了声韵效果或发音便利，根据随后音节的特点而变异其形和音，而留其义。这样一来，第1个词素模因有“in-、im-”等模因变体，第2个词素模因有“in-、il-、im-”等变体。请比较：

2）inject，inland，ingoing，implant，import，irrigate，irruption（但是input我行我素）

3）incorrect，illegal，illiquid，impossible，immaculate，ignorant，irrelative，enemy（“非”+“朋友”，改变元音字母是“变异取向大”）

再请看字词层面的例子：“setup、setdown、aTVset”中的set，因为较大的同构性而基本作为一个模因处理。相反，“flower、flour”，“see、sea”，“date1、date2”，法语和英语的“table、commence”，汉语和日语的“团、靴、机、勉强”虽然从词源学、从历时的角度、从声韵角度、从（历史）对比语言学或类型学角度看，具有一定的象似性（同源、同音、同音同形、同音同形同义[17]），相关的词条是否能作为一个模因对待则较为复杂。其间的关联性不足以说明问题。英语的“table、commence”来源于法语，虽然发生语音变异（盎格鲁化）和语义变异（如“tabletheplan”的“table”有“取消”之义，“commence”表达“开始”的意思比“begin/start”在语体上更文气）。日语的“团、靴、机、勉强”是从汉语进口而发生变异的：“团”字的一撇变为一点，意思则基本不变；“靴、机、勉强”的意思分别为“鞋、茶几、学习”，不论是汉字模因自身的变异还是这几个相同模因的日语宿主的变异，造成了“日语汉字”与相应（同源）字词的所谓“同字不同义、同义不同字”的局面，难怪我国的日语学习者和日本的汉语学习者常犯望文生义的错误。

比较起来，句法或句式模因的复制就更忠实于初始状态，或者说其变异较慢较小，传播较广。一个句式，如主谓宾结构、左移位结构、断裂句结构、倒装结构、被动结构、中动结构、后置定语（从句）结构、否定结构、冗余否定结构、特殊问句结构、回声问结构等等，一旦形成这样的句式，作为模因就会比较机械刻板地复制从而广泛地传播，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不发生根本性变化。据说现当代英国文人都很难读懂英国史诗“Beowulf”，但与其说归因于句式或语法的嬗变，还不如归因于词汇和拼写的迥异。共时观之，一个语言的若干方言的语法结构具有很大程度的同构性或一致性，否则就沦为不同的语言了。普通话和鄂方言、川方言、粤方言等的语法就是这样的。另一方面，既然是不同的方言，就必然存在语音、语调、词汇、句法等各方面的或大或小的差异。例如，武汉方言常把“还、都”字尾置，而且比任何方言都更多地把“把”字实词化地使用，如“把那多的盐！”。广州人喜欢说“你走先”之类状语在动词之后的结构。此外，由于对外交流和国际贸易，更兼翻译和翻译腔（translationese）的影响，外语（尤其是英语）的一些结构在用汉语复制和传播时保留了“洋相”有时具有积极意义有时则相反。例如，英语的定语从句是后置的，一些译者也后置处理（有时辅以括号）。还有英语的条件句，尤其是不表充要条件的条件句（实为“语用条件（句）”（pragmaticcondition(al)），其“条件”往往居于句中或句末，而汉语对应体通常前置。请看笔者教学中常举的例子。不少译者完全仿效英语做法，译为译1的“反语用”样子。少数人求汉化/归化而选择译2（语用的，但是需要付出较大心力来调整语序）。其实归化未必要推倒原文结构，只需另作变通——看译3（语用的）。

4）Icannotgotothecinemawithyou,dear,ifyoudonotmind.

译1：我不能陪你去电影院了，亲爱的，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译2：亲爱的，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不能陪你看电影了。

译3：我不能陪你看电影了，亲爱的，希望你不介意/真不好意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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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为教育部2005年度社科项目（05JA740023）的一部分。十分感谢FranciscoYus教授提供的资料。感谢廖巧云、罗迪江和魏薇的修改意见。

[2]我们采用何自然、何雪林（2003）的译法。

[3]他在书的前言说我们可以把它作为科幻来读。他最初想到的是希腊语（词干）“mimeme（模拟、摹拟）”，可是他喜欢单音节，于是又仿造“gene”和法语词“meme”（一样、相同），生造出“meme”。（见该书最后一章，另见Willett2002）

[4]与Dennett（1995）的观点稍有出入。他认为物体本身也可形成模因。（见何、何2003）

[5]马萧（2005）谈到它的动态性。

[6]他们认为谁也不能证明语言基因的存在。如果说好视力、高智力、金嗓子等一般能力是自然选择或遗传、继承、进化而来的东西（相当于基因），那么，像说话和制造工具这样的可以直接模仿学习的能力就是社会群体“文化选择”的东西（相当于模因）。

[7]像“（自我）催化聚合物（集）”（(auto)catalyticpolymer(set)）一样复制；而非“代码复制器”（codedreplicators），即不是像遗传代码（geneticcode）般复制。代码复制器的复制系统复制的信息要么是“被解释的信息”（interpretedinformation），要么是“未被解释的信息”（uninterpretedinformation）。思想通过揭示世界观的特点而参与文化的复制或进化。（Gabora2004）

[8]模因域和模因域构成模因域网（络）。（见罗迪江，即出）

[9]夏嘉驷、时汶（2003）、高纯娟（2005）和Gabora（2004）都有介绍，类似于下文3.3的“同构取向度”。

[10]Gabora（2004）不太赞同Dawkins的这些特点，因为她认为能复制的是大脑而不是思想。她在文章中所用的“self-description、self-replication”等措辞不是“被自己”（bytheself）而是“自己被”（oftheself）的意思。

[11]根据Sperber（2000），“文化传播的相对稳定未必能说明是（模因）‘复制’”。“Dawkins的解释恰好需要解释，其结论恰好有问题需要解决”。例如，“大笑可以通过Dawkins的测试，可是，它不是模因。”他认为真正的复制要满足这3个条件：B由A（以及背景条件）引起，B的相关方面类似于A，产生B的过程必须使B（在相关方面）类似于A的信息。（第1、第3个括号的内容为笔者添加）（另见Sperber1996：106）

[12]与“信息意图”（informativeintention）相对。

[13]话语“明示心照不宣地确保了关联性”，话语本质上是也应该被解释为具有固有的关联性。（Sperber&Wilson2001：49，155，158）有时是以貌似不关联而关联，如答非所问，以问答问，故意抬杠或不合作。

[14]由隐含前提（impliedpremise）和明说前提（explicatedpremise即话语本身）经过非论证性推理而得。（见S&W：65-71）

[15]我们分别用“他、她”指言者和听者。

[16]见侯国金（2006b）。他所说的“非字词”指网络方言里的有争议的新说法，如表示告别的“88（6）、3166”，汉语语境中的“OK、Byebye”等。他所说的很多“非字词”的生命力很强。

[17]这里的顿号不表合取（并列）义，表析取（“或者”）义。

[18]出版于1933年。（看张禹九《空谷足音——格特鲁德·斯泰因传》，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19]翁显良译，见王寅（2005）。

[20]SISU是下文所说两所外语院校的英语校名的首字母缩写，分别为Shanghai/SichuanInternationalStudiesUniversity。由于川外先注册，据说“上外”也自称“SHISU”。

[21]如剧本“Pygmalion”第3幕Liza对Higgins教授说“Well,thatsamercy,anyhow.”。不论是伦敦的PenguinBooks还是ConstableandCompanyLtd.，还是爱丁堡的R.&R.Clark,Ltd，出版他的剧本都绝对高保真地复制这个文学模因。

[22]该例借自何自然（2005）。

[24]他们认为唱歌对于鸟类和人类都具有很高的（系统）发生（phylogenetic/developmental）的价值。唱歌是现代人语言和文化形成之前的“预适应”（preadap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