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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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影汇
主题：影想放映《玲玲的花园》（剧情片）
导演：大冢龙治（日本）、黄骥
主办：新乐之声国际传媒公司、《大众DV》杂志
时间： 2007年7月29号（周日）
地点：北京海淀区闵庄路1-5日金佰翰国际会馆
人数：约50人
简介：家在北京的小女孩玲玲因为天天迟到，被老师、同学和周围的人耻笑。两个星期以后，全年级打算一起去爬山，为了能和大家一起去，特别是隔壁班帅帅的男老师，玲玲想办法努力克服自己的迟到，于是她做了一个有魔力的枕头……
观影手记
观影人：
宇
紧赶慢赶，依然还是错过了宝贵的开头字幕。进门就看到一个一身白裙的小女孩在屏幕上晃荡。看了两分钟，我悄悄问旁边的女孩“今天放几部片子？不是有一位日本导演的吗？”“唔唔”她低着头含糊着，正借着屏幕上的光查阅手里的资料。
没错，导演：大冢龙治。这个日本人，拍了部很“中国”的电影。
黑泽明的《乱》取材于沙翁的《李耳王》，但没人说他不是一个日本故事，《玲玲的花园》在北京拍,整个剧组除了导演以外，其余都是中国人，“很难定义这是哪个国家的电影。”大冢龙治在乎的，是如何讲述一个属于整个人类共有的故事。从这一点上，《玲玲的花园》应该叫做“大冢龙治的花园”，一切都要从他的孩提时代说起。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因为父亲的工作，大冢龙治全家从日本搬到了澳大利亚。在他上学的澳大利亚小学，他成为第一个就读的外国人，也是第一个日本人。“当时我不会讲英语，没有什么朋友，每天放学以后就在家里画画……”后来由于数学方面的优秀，大冢才开始融入周围人的世界，他发现，只要有一点做得很好，就可以得到别人的关注。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大冢看了一部日本电影《没有希望的小街》（黑泽明第一部彩色片），正是这部当时他不知道导演是谁的片子改变了他以后的人生。也让长大后回大日本的大冢，在大学的理工科专业毕业以后，重新学习电影理论，改行在电视台做纪录片。这时，王家卫和张艺谋等中国导演的电影在日本火得一塌糊涂。“这些中国电影，给我最大的印象是他们对色彩的运用，让我想起小时候看的黑泽明的电影，”另外让他想起的，是澳大利亚的满眼绿色。
25岁，大冢龙治决定到中国来，拍属于自己的电影。七年之后，他来到了北京。在北京生活了两年以后，大冢拍摄了自己的第一个剧情片《玲玲的花园》。
坐在我面前的大冢龙治和黄骥绝对可以算得上一对最佳拍档―遇到语言不通时，黄骥就在一旁轻声细语地提醒。有时候被带得连自己的中国句式也有了“倒装”。两个人，说不清相互是谁影响了谁。大冢一副温柔可爱的样子，和我以前印象中的日本人形象大相径庭，不过想想也是，只有这样的气质，才符合片子的感觉。
采访结束以后，乘大冢不在，黄骥偷偷跟我说，别看大冢说话的样子很温柔，其实是个工作狂，准备初期，白天要出去找场地，做许多准备工作，晚上两个人还要讨论剧本，有的时候太累了，坐着就能睡着，这时候头就会被大冢龙治毫不客气地敲上几下。
在《玲玲的花园》中，你能看到失意的小玲玲在自己的努力后闭上眼睛，抱着“魔术枕头”露出甜蜜的微笑；也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个新旧交替中的北京。看完，会觉得这更像一个小孩子的梦。在那里，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花园。
“我孩子时候的记忆和现在的北京做成了这个片子, 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人,都经历过童年，我希望看这个片子的人，能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时代，虽然，童年并不全是美好。毕竟，电影有很多的可能性 。”
现场交流
观众：《玲玲的花园》剧本是如何创作出来的？
大冢龙治：我当初正在找演员，是一个发生在中国和日本两位女孩之间的故事，跟《玲玲的花园》完全不同。我在找演员的时候发现了冷小玉（饰玲玲）。当时是在798的一个活动上，有很多小孩参加。大部分小孩都在父母的陪伴下玩耍，只有冷小玉在角落里和自己玩，她的妈妈站在远处看着。我看她的样子和眼神，和别的小孩完全不一样，于是干脆放弃了原来的剧本，重新写了一个故事，也就是《玲玲的花园》。
黄骥：我看到大冢的第一稿剧本就非常喜欢，于是我们一起着手准备。我主要是负责让剧本的整体感觉符合中国国情以及从女孩的角度出发写小女孩行为，包括一些心里描写。冷小玉本身就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这可能和父母是艺术家，每天和父母及他们的艺术家朋友在一起有关。
大冢龙治：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有自己独特气质的孩子，她的眼睛和身体语言自然表现出内心的感受。我拍纪录片的经验是事先有一个大的结构，不需要特别明确的东西，到了现场，根据现场的环境和人物状态随时改变。这个剧本我也采取了这样的做法，台词很少，所以冷小玉的这种气质和我的经验刚好可以结合在一起。
观众：也就是说剧本是为这个女孩量身定做的？
大冢龙治：也可以这样说吧，她的很多状态很像我小时候，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所以，这个片子其实也可以说是冷小玉的纪录片。
黄骥：对，这个影片的拍摄手法很像是纪录片，这和他个人经历有很大关系，但故事却是很剧情的，剧情本身赋予它的魔幻色彩和记录的拍摄手法，这两者结合起来很难准确地定义它的类型。但是，也正因为它的模糊性，让它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呵呵。他刚给我看他的剧本的时候，我们还不是很熟悉，但我一看就很喜欢，然后马上给他邮件，想一起做。
另外，在寻找场地和演员的过程中，也有很多意外发现给我们新的灵感，很多剧情都是因为这些场景和演员而产生的。比如我们在北影边上的小月河公园见到几位老人组成的乐队在排练，觉得这种感觉很好，于是就设计一些场景加进去了。
观众：我注意到剧中的玲玲和她的男老师之间有某种情感上的联系，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吗？
黄骥：当时是这样设计的，玲玲的爸爸不好看，而且是个收垃圾的人，她自己在学校也没有太多朋友，所以当学校帅帅的男老师出现时，就变成了一种感情的依托，但玲玲无法靠近这个男老师，所以我们设计了她喜欢做小东西的细节，让玲玲找到一个可以和男老师沟通的点。
观众：我注意到小女孩迟到的时候要拎水桶，这是根据什么来定的？
黄骥：这个设计在剧本最初时就有，是根据日本漫画里的一些情景设计的。
大冢龙治：对，差不多。在日本，说到迟到，马上会想到：拎水桶。
观众：我看到关于“魔术枕头”的部分，觉得很像现在的一些电视广告，为什么要设计这个呢？
大冢龙治：这个想法是来自于我看的一则新闻，伊拉克战争中有很多士兵晚上睡不着，有人开发了一种“音乐枕头”帮助他们睡觉。我感兴趣他们睡觉的时候做什么样的梦，于是也想在片中表现这一点。另外，现在很多的厂家为了提高购买率,在广告中夸大产品的功能，还不具备辨别能力的孩子们容易相信广告里所说的。
黄骥：这点在哪个国家都一样，在中国也有很多这样的广告。
观众：我觉得影片带有梦幻色彩，但你却把它放在北京这个非常具体的环境中，是不是也有自己的某种情结？
大冢龙治：现在的北京变化很大，很像70年代的日本，新旧交替，很多人只想得到新的东西，孩子也一样。
观众：我想问一下，这部影片花了多少钱？在哪些地方？
大冢龙治：一共……四万多吧。
观众:啊，有没有超过预算？
大冢龙治：我在来中国之前已经计划好第二年拍摄一部电影，只是没有想到会花这么多（笑）。
车马费，器材费、演员、道具（租蓝色卡车、买了一扇门），还有音乐，另外，我们的场地比较分散，在郊区的戏份也比较多，特别是在家里的夜戏，需要用到灯光……
观众：你们使用什么设备拍摄？
大冢龙治：我们用松下HVX200拍摄，这个设备的特点是可以用电影效果24P，现场调颜色的效果很好，在原色的选择上很明确。另外，这款机器使用了莱卡镜头。
不过，我没有使用P2和高清格式：P2卡容量太小，所以选择用磁带拍；但是用磁带不可以拍高清模式，所以选择了标清。我期待以后出现可以方便使用的高清。
观众：现在中国的变化十分迅速，您以前在日本时一直在纪录片领域工作，有没有想过拍中国题材的纪录片？
大冢龙治：现在没有。对于我来说，纪录片可以记录眼前发生的事情，眼前发生的事情也重要，但是我想表现未来――现在的社会在以后会变成的样子,《玲玲的花园》也是，表现新旧交替中的城市对孩子所产生的长时间的影响，在以后的北京，好像玲玲这样缩在自己的世界的孩子会越来越多。
现在的中国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中国，我期待看奥运会之后每一个人的梦想。
非经验性的视觉探险
―实验电影短片展
有学者认为：电影传入中国时，实验电影就是一个缺失的单元。
电影是被“发明”的，结合了技术的产物，电影早期是不断的技术实验，同期欧洲艺术家启动了电影自身语言的实验，这也就是“实验电影”一词最早的源头了。西方及日本、韩国等地日益蓬勃，每年都有特色各异的实验电影节，然而中国，直到近二十年，才陆续出现了一些实验电影的探索者，可实验电影一词仍不为众人所熟知， 2000年后，在极少的独立影像年展中出现过实验电影短片的分项，但至今没有真正的纯粹的中国实验电影节。
当我们已经习惯于观赏有剧情的叙事电影后，对于非叙事电影感到陌生、甚至不欢迎，这足以肃杀了实验者的热情。
那么，请让我们跟随实验电影进行一次视觉的探险吧！
国内部分展映影片（详细片目请关注大众摄影大众DV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