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史角度解读哲学与宗教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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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5 世纪后期，雅典出现了一系列以“不虔敬”为名对哲学家、文学家等知识分子进行审判和驱逐的事件。①先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不久，著名预言家狄欧皮赛斯（Diopeithes）提请颁布法令，以便能够依法指控“那些不承认神的人”和“教授空中之事”的人 。②前 431 年 ， 自 然 哲 学 家 阿 那 克 萨 戈 拉（Anaxagoras）被伯里克利的敌人控为“不敬神”，并被判处死刑（后逃出雅典）。[1]据猜测，智者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因写了怀疑性的《论神》而被判处死刑，其书也被焚毁于市场上。③前 399 年，雅典法庭甚至处死了年约 70 高龄的苏格拉底，其被控的罪名之一就是“不信城邦所信之神，另立新神”[2]，这是雅典城邦对知识分子进行打击和压制的顶峰，但并不是最后事件。到公元前 4 世纪，亚里士多德还曾受到此类控告，但他逃离了雅典，以“免使雅典人第二次获罪于哲学”。[1]一些文学家也受到指控，如修辞学家阿斯帕西亚斯（Aspasia）、 玛 里 司 （Melian） 诗 人 狄 雅 戈 拉 斯（Diagoras）、著名悲剧家欧里庇德斯等，都曾被控犯有“不虔敬”罪。[1]很显然，文学家常在其言辞和作品中反映哲学家的思想和探究精神。由此，我们不仅要问，雅典城邦为什么要压制和打击以哲学家为首的许多知识分子？哲学于前 6 世纪左右兴起于爱奥尼亚，到前 5世纪在雅典已很有影响。作为一种不同的思想方式，哲学的兴起与发展是否对宗教构成了威胁？另一方面，考恩福德说得很形象：“哲学上的缪斯不是没有母亲的雅典娜：如果说个人的智慧是哲学的父亲，其年老而可敬的母亲就是宗教”。[3]那么，古希腊哲学与其宗教之母是否有相互融合、促进和统一的一面？如果有，表现在哪里？本文的目的不在于也不可能得出明确的结论来，而只是想就古希腊哲学与宗教关系的某些方面提出一点不成熟的认识和看法，以引起学界对古代世界哲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重视和兴趣。

一、古希腊哲学家对传统宗教的批判和攻击

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不论他们信一神还是信多神，都同样散布和传播与以奥林帕斯山神为基础的拟人化的城邦宗教和民间宗教相去甚远的宗教观念。[4]早在公元前 6 世纪哲学产生之初，爱奥尼亚的哲学家们就试图把世界解释成一个不可毁灭的原则的表现，并由此批判了希腊流行宗教的不当。[5]泰勒斯的天文学预测有助于剥夺诸神的权威；泰勒斯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则完全无视诸神，宣称太阳和月亮不是神，而是火圈，其体积分别为地球的28倍和 19 倍。[6]但哲学与宗教的公开冲突则始于科罗封的克塞诺芬尼（Xenophanes）。

克塞诺芬尼（公元前约 565－约 470 年）从两方面激烈地攻击了传统宗教。首先是攻击它的不道德性。他指责荷马和赫西俄德将人间一切可耻的行径都归给了神，如偷盗、奸淫、彼此欺诈等[7]，因此荷马和赫西俄德应当为当时不道德的神灵观念负责。其次，克塞诺芬尼抨击了传统宗教的拟人化。他指出不同的种族赋予神以各不相同的特点“：埃塞俄比亚人说他们的神皮肤是黑的，鼻子是扁的；色雷斯人说他们的神是蓝眼睛、红头发的。”[8]他还宣称，如果马、牛、狮子有手并象人一样会画，它们也会画出马形、牛形、狮子形的神来。[8]以此，克塞诺芬尼揭示出传统的神是希腊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克塞诺芬尼还反对神将一切都教给了人们这种说法，而是宣称人总是通过经验和调查研究这种较好的方法来学得知识。[8]他认为只有一位神，并且不论其形象还是思想都不像凡人，他能洞见一切、知晓一切、听到一切，也就是说，神与宇宙是同一的，宇宙一样，是永恒的、有感知的、有理智的。[8]这种泛神论或一神论思想与当时的多神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英国著名希腊学专家吉尔伯特•默雷（Gilbert Murray）称誉克塞诺芬尼“：自古希腊以来，他几乎是唯一仅存的敢于公开批评宗教的思想家。”[9]

在对前人的轻视和摒弃方面，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鼎盛年约在公元前 504－501 年）超过了克塞诺芬尼。不仅荷马、赫西俄德，而且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克塞诺芬尼、阿尔其罗科（Archilochus）和赫卡泰（Hecateus）都同样受到了他的批评指责。[8]他宣称应当将荷马和阿尔其罗科从赛会中驱除出去并加以鞭笞[8]，因为他们将愚说教给了人们。在一个残篇中，赫拉克利特嘲笑那些用为祭神而宰杀的牺牲的血涂身体来使自己纯洁的做法，说“这正像一个人掉进污泥坑却想用污泥来洗净自己一样”；他还嘲笑那些向神像祈祷的人,说他们就像在同房子说话一样。[8]赫拉克利特认为火在宇宙中是普遍存在的。他还说宇宙并非是神或人所造的，它过去一直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一团永恒燃烧的火，有时明亮些，有时又微弱些，他将这种火称作神。[8]在他看来，火就是渗透在宇宙中并引起了其内一切变化的始原。

克塞诺芬尼提出的传统多神教的道德问题，又为柏拉图所详加阐释。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对古代神话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笔下的“苏格拉底”禁止将所有不适当的神话讲授给孩子，他说：“最荒唐莫过于把最伟大的神描写得丑恶不堪。如赫西俄德描述的乌拉诺斯的行为，以及克罗诺斯对他的报复行为，还有描述克罗诺斯的所作所为和他的儿子对他的行为，这些故事都属此类。即使这些事是真的，我认为也不应该随便讲给天真单纯的年轻人听。”[10]柏拉图也不能接受诸神之间的混战及诸神耍弄阴谋诡计这样一些情形，他认为这些“都是丑恶的假故事”，而儿童们“最初听到的应该是最优美高尚的故事”[10]。亚里士多德也抛弃了拟人化的神话传说。[11]

在批判和攻击传统宗教的过程中，古希腊哲学家形成了不可知论、无神论及一神论等宗教观。据第欧根尼•拉尔修，埃里亚派哲学家麦里梭（Melissus）认为对神发表任何见解都是错误的，因为人不可能认识它们。[8]公元前 5 世纪有代表性的不可知论者是与麦里梭同时代的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他曾写下如下一段著名的话：“至于神，我既不知道他们是否存在，也不知道他们像什么东西。有许多东西是我们认识不了的；问题是晦涩的，人生是短促的。”[8]应当看到，这段话没有任何与他那时流行的宗教必定相敌对的东西。它传达出的意思似乎是对众神的信仰不能依靠知识，这与普罗塔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原则相应，有些人信神，有些人不信，神为一些人存在，而不为另一些人存在，所以对普罗塔戈拉本人来说，悬而不决、不作判断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在后来的作家中，我们发现了一系列无神论者①，即彻底否认神的存在的人，有：玛里司的狄雅戈拉斯、开奥斯（Ceos）的普罗迪科（Prodicus）、提吉亚（Tegea）的克里底亚（Critias）和欧赫美洛（Euhemerus）、居勒尼（Cyrene）的塞奥多洛（Theodorus）等。[4]特别是狄雅戈拉斯，他的名字每次出现时都被缀上“无神论者”的头衔。他的彻底的无神论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

许多古希腊哲学家还认为宇宙中或其背后存在着唯一的没被拟人化的“神”。这唯一有智慧的永存的神（性），有时被看成是空气，有时被认为是“一团永恒燃烧的火”，等等。还有不少哲学家开始探求存在并流行的自然和人为原因。德谟克利特认为，宗教至少部分地出于人们对暴烈的自然现象的敬畏。普罗迪科则认为源于感恩而非恐惧。

二、哲学家的宗教观与哲学思想对传统宗教起到的破坏作用

哲学家也许并非想要促使人们对传统宗教发生怀疑，但他们的科学研究和哲学思辨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这个方向。阿那克萨戈拉把太阳和月亮都变成了无生命的发光的石块。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又大胆地将这一说法引入到他的悲剧中，使雅典人感到很不愉快，这可能是阿那克萨戈拉遭流放的诱因，而安尼都（Anytos）也认为这是一个使苏格拉底也卷入审判的合适时机。赫拉克利特的“世界是一团永恒燃烧的火”、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的原子论等哲学思想，同古希腊传统的宗教观念则相距更远。我们也很容易想像出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影响。而一神论，即“只有一位神”或“神即是一”的学说，总的来说，意味着轻蔑地或反感地抛弃与“多神”相关的较为古老的信仰、希望、恐惧和习俗。[5]

虽然自然哲学家的理性主义并不完全是无神论的，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对传统的多神教起到了破坏作用。在雅典人看来“，（哲学家）将神的作用解释成荒谬的原因、令人难解的力量和必定会发生的事”[12]，严重背离了传统宗教。除了认为神应当正直、诚实而外，当时的理性主义者还认为神性是自给自足的。在柏拉图的对话篇《欧惕弗罗》中，“苏格拉底”要求祭司欧惕弗罗回答：“……神何所得益于我们的礼物？”欧惕弗罗答说神不能从人奉献给他们的礼物中得到好处，人之祭献神明不过是为了向神表示他们的崇敬、赞美和感恩之情。[13]神性完满无缺的观点自然会使人们怀疑神是否真的关心和庇佑人类。柏拉图哀叹：有神，但他们不管人事[14]，这种想法在公元前 5 世纪并非罕见。在《回忆苏格拉底》中，色诺芬讲道：当苏格拉底劝导一个叫阿里斯托底莫斯（Aristodemus）的人要向神明献祭和祈祷时，此人辩称他不是蔑视神，而是觉得神太伟大了不需要他的祭献，而且神也不关怀人类。[15]

智者的教学对古希腊的传统宗教也不可避免地起到了破坏作用。自从政治生活成为向年轻人开放的主要生涯以来，修辞学就成为这些职业教师所施行的新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使许多年轻人逐渐形成了审查、分析和寻求解释的思维习惯。而对传统的信仰和习俗进行深究细察，必然会发现它们是淆乱不清和自相矛盾的，这会导致人们对传统的发生怀疑，从而很可能怠于履行传统的道德和宗教义务。

雅典官方和保守的雅典公民以不信任和惊恐的心理来看待这些新奇的、起破坏作用的观念。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实际上表现了雅典人对自由思想家的深刻反对。由是，虽然在传统宗教被严重破坏的意义上，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公元前 5 世纪后半期的雅典有一场“宗教危机”，因为许多铭文、祭献、演讲和悲剧可以证实传统宗教在前 4 世纪仍象以前一样兴盛，但在思辨哲学被一些人视作一种威胁的意义上，也许是第一次，一种宗教危机确实出现了。[1]实际上，希腊从宗教向哲学的过渡在公元前 6 世纪前后已经开始了。到了前 5 世纪，哲学家在雅典社会占据的地位愈加突出，影响也愈加深广，足以让奴隶主民主政治当权者感到一种威胁，这是导致前 5 世纪后期雅典一系列审判和驱逐事件的主要原因。格思里（W.K.C.Guthrie）也认为，“有大量证据表明，在伯里克利时性的悸动中，传统宗教对人们精神的掌握和控制已开始减弱，雅典官方对此感到紧张而恐惧。”[4]传统宗教是雅典城邦的必要组成部分，是城邦强有力的凝聚力与结合力，因此，城邦统治者和保守力量是不会甘心传统宗教就这样悄悄减退自己的地盘的。

此外，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雅典存在着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16]，城邦奴隶制下的民主政治环境特殊而敏感，这是导致上述一系列审判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雅典已不象盛时那样宽容和开放，而是表现出保守和顽固的一面，对持非正统宗教观念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无情的压制。也正是由于城邦危机的加深，雅典以“不虔敬”为名对哲学家发起的控告在公元前 5 世纪后期这一段时间比较集中，虽然前 4 世纪也有此类事件，数量要少得多了。①控告者的真实动机也许是政治性的，但不可否认当时雅典城邦的意识状态和社会形势使得对无神论和自然科学的非难与诋毁成了控告容易成功的一个“可靠”途径，正象苏格拉底的控告者对此了如指掌一样。

三、哲学与宗教的和谐共存

古希腊的哲学与宗教实际上并不存在明显的敌对，也就是说，思辨或哲学思想决不是必然地与宗教思想相对立的。

对荷马和赫西俄德的神灵观念的批判和攻击，并不妨碍古希腊哲学家总体上对传统宗教仪式的奉行和肯定，这两方面在古希腊是和谐并存的。

苏格拉底是迄今人类思想最伟大的孕育者之一。尽管服从于其内在的“声音”，苏格拉底戒绝政治，但他履行了平时和战时一个公民应当履行的全部义务和责任。他遵奉传统宗教，向传统的神献祭和祈祷，尽管事实上他并不认为神是人们所崇拜和信仰的那种有限和世俗的存在。他在祈祷时，不是祈求金子、银子或权力，而是祈求神告诉他什么是善。在柏拉图《斐德罗》篇结尾处，苏格拉底说道：“众人所爱的潘,和所有其他常到此地的神，赐予我内在灵魂的美善，使肉体的和精神的我合而为一。”[17]在柏拉图看来，奉行宗教祭仪不仅仅是公民的责任与义务，它们还对一个人的幸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亚里士多德为使养子安全返回，曾许愿在家乡为宙斯和雅典娜建造石雕像。[18]这一史实，表明亚里士多德对神的拟人化的批评与履行传统的宗教习俗之间是完全可以和谐相容的。

哲学家还教导他人要认真履行传统的宗教仪式和习俗。在《法律篇》中，柏拉图模仿当时雅典的样式，为理想国规定了复杂的仪式机构：城邦圣地、奥林帕斯神的祭司、德尔斐法规（神谕）的法定的解释者和预言者。他认为通过祈祷和奉献祭品与神进行沟通是一件最高贵而善良的事，最有益于人们过上幸福的生活，也最适合于善良的人。[19]柏拉图确实把宗教作为其理想国中根本性的约束力量，在这一点上他超出了当时的习俗。《法律篇》中最高级的宗教会议任务之一就是证实诸神的存在，而且只有那些从事这类研究的人才可以担当护卫者一职。[14]柏拉图还在雅典人的不敬神法律（包括行为和信仰两方面）的基础上，形成了他自己的更为宽泛的不敬神法，成为第一个坚持信仰问题也能致罪的政治思想家。[20]柏拉图认为没有一个相信有神的人，会故意地做过一件不敬神的事或说过一句不正当的话。凡是有渎神行为或发表这种言论的人，必定是因为他们假定了下面三种情况之一：“他们或者假定没有神存在，这是第一种可能；或者，第二，他们假定即使有神存在，这些神也不关心人事；或者，第三，即使这些神关心人事，人们也很容易用牺牲和祈祷来奉承他们，使他们打消他们的意图。”[8]

亚里士多德不如柏拉图那样对宗教哲学感兴趣。但他也认为“为诸神执役的职事”即祭祀是理想城邦的必要组成部分，并将其列在了城邦诸种事务的第五位。[21]他认为神明应该得到人的崇拜，对那些怀疑应否敬神和爱父母的人应进行严厉的批评和惩罚。他还容许传统习俗中某些秽亵的雕像和图画的存在：“（但）在某些祀神的庆祝节日，古传的礼法倘使特许有鄙俗的节目，自当列为这类禁令的例外。”[21]

对传统神话的抛弃表明古代希腊人对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现象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实际上，公元前 6和 5 世纪的哲学家几乎都没有抛弃神的观念，其中许多人还坚持在一定意义上一切都是有神性的，一切都是神，但他们并没有否定多神教的信仰和仪式的实际意义。不可知论者普罗泰戈拉也明确地认识到神确实是必需的，它是文明化了的社会和政治的共同体———城邦生活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22]

实际上，古希腊哲学的产生与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宗教的发展。这从普鲁塔克关于预言家兰波恩（Lampon）和以探究自然而闻名的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之间偶然会面的故事中似乎可以看出。①兰波恩和阿那克萨戈拉每人都想弄清一只独角公羊。当时雅典存在着两个强有力的党派，一以修昔底德为首，一以伯里克利为首。兰波恩认为一角公羊预示着统治权最终会转到一个人手里。阿那克萨戈拉则将羊头骨分成两半，指出一只角是羊脑发育过程中的畸变现象。起先，人们相信阿那克萨戈拉斯；当伯里克利取得统治权后，人们又开始赞誉兰波恩。从故事中可以看出，公元前 5 世纪雅典已有一些人对探究大自然持肯定态度，相信自然哲学有助于把不知晓因果关系的人从对神的恐惧和迷信中解放出来。此外，恩培多克勒在他的自然科学和宗教的独特的混合物中为大量和多种的神找到了栖息的空间。[4]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古希腊哲学的产生与发展对宗教起到了促进作用。

古希腊宗教作为产生哲学的母体，为哲学提供了充足的养分；作为一种保守力量，也压制和束缚了哲学的发展。从总体上看，古希腊哲学与宗教并非是截然对立的。的确，哲学在挣脱宗教束缚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对传统宗教进行了批判和攻击，客观上对传统宗教和城邦民主政治起到了削弱和破坏作用，而传统宗教的护卫者城邦保守势力也对哲学进行了压制和打击。但由此便得出古希腊哲学与宗教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敌对却是不妥当的。应当看到，在另一方面，哲学还保持一种与传统的仪式和习俗和谐共存的状态。而且，哲学的兴起与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宗教的发展。

古希腊哲学与宗教关系的这些特征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古代世界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也许是有帮助的，对我们认识当今世界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也是有一些启发的，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