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虹:一个博导的“唯美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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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定格在2007年12月5日13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导余虹在其居住的北京四季青桥世纪城小区10楼一跃而下，生命终止于年富力强的50岁。经公安部门现场勘查认定：排除他杀，高坠身亡。继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力、中山大学教授欧阳洁之后，余虹的跳楼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冲击波，更多的人开始将此事放到了人生信仰的层面进行思考。
强大人格背后隐藏着抑郁
余虹选择自杀前，给文学院院长杨慧林写了封信。其中，他将人大的经历称为“最有意义的几年”，还表示“如果有来世，愿一起工作”。余虹生前并未受到排挤或不公正的待遇，学院对他很重视，他是重点学科带头人，学术生涯正处于鼎盛时期。从读书到教书、治学，余虹的一生几乎全部处于象牙塔内。1999年，在复旦博士后毕业后他先后任教于华中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海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2002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现为该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余虹是国内文艺理论与美学领域最负盛名的中年学者之一，师友众多，深受学生喜爱。
有人说余虹平常是一个比较豁达、开朗的人，但据余虹的老师说，余虹对人生有终极追求，多思善思，却并不开朗。因此，有心理专家说，最可怕的就是人前乐观人后压抑，当心强大人格背后隐藏的抑郁，越是好强的人越要注意疏导自己的不良情绪。在真朋友面前，余虹有时会突然发呆，任凭怎么劝说都不管用，50岁的人不时会莫名流泪。几年前，余虹患了胃病，一直未愈。2007年9月，他的胃病再次发作。因不堪病痛折磨，余虹逐渐患上抑郁症，长时间内难以入睡。由于余虹是位非常自强的人，患病以后，他不想因此让亲友牵挂，很少向人倾诉苦闷，他把一切痛苦都积压在心底。
余虹经历过两次婚姻后过着单身的生活，儿子远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上有一70多岁的老母亲。余虹的一位学生说：余老师肯定不是被婚姻打败的。去年毕业时，这名学生曾经历过感情上的波折，当时，余虹鼓励他说：像我们这些做学术的人，婚姻上不会太顺利。不过，没关系，专心做事业，靠本事吃饭，个人问题不会成问题。在遗书中，余虹提到欠朋友5万元钱的事。余虹并没有经济上的困难，他曾在上海有一套房子，卖了93万，后来搬进世纪城的新家。以前见他开一辆宝来车，后来，开一辆雪铁龙。余虹自从被胃病带来的失眠困扰，就通过北大医学部一名在读博士联系过很多医院，找西医，也找中医，进行过积极治疗。据朋友说他的病并不太严重，也许他还有更深层次的精神上的困境。
无法度过这个斯文扫地的商业时代
2006年9月，余虹回四川大学参加恩师石璞先生百岁华诞的庆典，他后来回味这次愉快的聚会，在博客发表《一个人的百年》，文中已流露出对生命价值的悲剧感受。“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在余虹的所在单位，前不久就有两个女博士相继自杀，为此余虹在《一个人的百年》一文里顺带为她们做了一些辩护。谁也想不到，这篇文章竟然也预示了余虹自己的选择。
在《饶门三得》中，余虹曾引用里尔克的话来表达了他对“人生终极”的某些思考和感慨：现代世界被整个放在“商人的秤”上了，所有事物的“质”都变成了“量”，变成了可以金钱购买的“量”，事物的“质”消失了，包括理想、情感、爱与恨、生与死等等。可以想象，余虹在表达这样一种认识时他内心对这个世界是充满怀疑和焦虑的。余虹还说，“在今天要想象在这样一个时代生活的知识分子如何度过那些斯文扫地的日子就更难了。”余虹已被他的好友解释成“唯美主义者”，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唯美”只是理想的幻觉，无法在“生”的世界落实，于是将美凝聚于死的瞬间。
大学校园里的自杀，似乎从来都不是什么稀罕事情，大学生和教授学者们，拒绝生命的勇气似乎也大过其他的群体。从余教授的遗言看得出，他是郑重地做出了这个选择，并不求在天人永隔之后得到生者的怜悯和同情，甚至已经告诉了人们他会坦然面对死后的议论和不解。
“人的一生，就是对自己的精心雕刻”
余虹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对学术、对生活、对身体的要求都近乎苛刻。人们看他穿的衣服很普通，其实，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特别适合他的气质。余虹自己装修出来的房子，去过的人有一个感觉：“自然、舒服，像住过好多年似的。”余虹的书《艺术与归家》里对生死已经作了很深的思考，其中提到了法国哲学家福柯对死亡和自杀的迷恋。余虹曾对学生讲过：“人的一生，就是对自己的精心雕刻。”
也有不少网友认为，一个学识渊博、正值学术研究盛年的人就以死了却一生，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如果一个人时刻怀有感恩的心，就会珍惜生命，因为生命不是我们自己得来的，而是由伟大的造物主计划安排好的。
余教授和像余教授一样选择死亡的学者们，他们懂得太多，在现实世界处世竞争的复杂规则面前，他们可能还是“孩子”，但是在对生命和人世的关怀和思考上，却无疑是真正的“明白人”。然而太多的思考给他们带来的，却是理想无法实现的痛苦，在理想的生活和现实的冲突面前，他们有的选择刚硬的抵抗，有的试图进行调解糅合，还有的在丧失勇气后选择消沉或彻底的妥协。其实坚持理想是很难的事情，我们很多天真的人都在大学时代拥有过自己各个方面的理想，人生理想，爱情理想，如果很优秀的人，还会有自己的学术理想，但是离开大学后，这些东西都会和现实世界慢慢糅合起来，很多地方都会随着环境和身份的变化而改变着，我们大多数人都在无意识中接受着这种改变。
最应该关心的仍是酿成逝者“心灵绝望”的“文化内因”，逝者所寄生的“大学语境”应被持续地追问。大学语境是否由于其本身的体制化与意识形态化，构成学术与生活之外的精神重负与心灵负担呢。朱大可对余虹的自杀评论说,不妨从一个非医学的立场，探讨一下忧郁症的三个基本特征：第一，丧失内在的信念，也就是丧失内在超越的可能性。象多年前自杀的学者胡河清生前反复谈论的“无趣”，它消解了主体对存在的探究激情；第二，主体的外部对话机制发生严重障碍，由此产生了所谓“严重自闭”的症状；第三，主体失去原创的力量，或者说，产生了对自身阐释能力的深刻怀疑。这种怀疑起源于反思，却意外导向了自我戕害的结局。也许这是一个学者对另一个学者之死的恰当总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