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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水仙盆收藏与赏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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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紫砂茶具。其实除茶具之外,宜兴产的其他紫砂器物,如碗、碟、罐、盂、盆、洗等也很有特色。在这些产品中,有一种小巧玲珑、造型别致的水仙盆,特别深受人们的喜爱。在《简明陶瓷词典》一书中把水仙盆列为洗类,“洗,陈设瓷,宜种水仙,其形似盒,浅腹,底无小孔”。水仙盆大小适度,既可以陈设、欣赏把玩,又可种养水仙供人欣赏。水仙在十二月令花卉中称为花神,她的题诗是:“春风弄玉来清画,夜月凌波上大堤。”水仙花清心淡雅,淡泊名利,是文人雅士思想品格的体现。在水仙盆的发展历程中,自始就受到文人雅士的关注。为迎合文人雅士的情趣和要求,在一件小小的水仙盆上,往往集诗、书、画印于一身,把我国传统文化艺术与紫砂陶艺完美结合在一起,这就进一步提升了紫砂陶的文化和艺术品位。其中许多名艺人参与到水仙盆的制作、绘画和镌铭过程中,因此就使其更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深受紫砂爱好者的青睐。

制作紫砂水仙盆的泥料和紫砂壶相同,有紫泥、朱泥和段泥,与其相对应的成器的颜色分别为:紫色、红色和米黄色。下面介绍几件笔者所收藏的水仙盆。

一、紫泥元宝盆(图1)盆高6.4厘米,宽21.5厘米,上口有一周1.2厘米宽沿,用紫泥制成,呈粟紫色。盆的砂质优良,砂料较大(非现代机械加工所得),色泽正宗,包浆自然。盆外壁装饰有两条平行的凸棱腰线,腰线间用手工刻满两层回字纹。盆的底足做成犴门形状,底无钤印,但手工制作痕迹明显,时代特征突出。这种回字纹装饰手法,多流行于清末民初,显然这是件清末民初时的作品。

二、段泥元宝盆(图2)盆高5.3厘米,宽20厘米,用产于黄龙山的老段泥制成,呈米黄色。盆的颜色柔和淡雅,包浆厚重,造型简而有致,美观大方。圈足底,底部内凹无印款。盆的腹部一面用草书镌刻铭文:“陶面各有云山主,泉石刻。”铭文的草书标准规范,刀功自然流畅,气势磅礴,笔法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具有陶刻大家的气韵和风度,充分反映了镌刻者坚实的书法功底,今人很难达到如此水平。盆的另一面刻有山石、树木、茅舍,寥寥几刀,就成功勾画出一幅传统的中国山水画的小景(图3)。

泉石即谈洪泉(1902―1976年),字伯章,艺名泉石,师从著名陶刻家陈少亭,刀法讲究,纯熟,技艺精湛,曾为邵金章、沈孝鹿、吴云根、顾景舟等名家作品镌刻铭文。

三、朱泥元宝盆(图4)盆高5.3厘米,宽19.6厘米,用紫砂中的朱泥制成。盆的砂质细腻温润,颜色鲜艳亮丽,烧窑火候适宜,成器呈红色,敲击时声音清脆,这是朱泥成器的特点。此盆为圈足底,底部中心处钤“钱子譬制”篆书阳文方印(图4右下),印文规整、文字清晰、金石味浓郁,完全符合民国时的制印风格。盆的一面用行草镌刻“水国生香,岩如作”--铭文,笔法流畅,刀功娴熟,行草兼顾,完全按章法用笔,言简意赅,正中主题。在紫砂陶上刻诗文,为陶器增色,而文为陶点睛,陶文并重,两者相得益彰,犹如锦上添花。盆的另一面刻大朵牡丹花(图5)。牡丹代表富贵吉祥,有“国色天香”之美称。自古就有“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之佳句。

四、紫泥如意盆(图6)盆高5.3厘米,宽19.5厘米,用紫泥制成,砂质温润,包浆自然,呈栗紫色。因其造型如同如意头部形状故得其名。此盆为圈足底,底中心处也钤有“钱子崔制”篆书阳文方印(图6右下)。与上述朱泥元宝盆钤印完全相同,为同一印章所钤。盆的一面用行草刻“水清石奇,岩如刻”铭文,另一面刻一朵含苞欲放的牡丹花(图7)。铭文的文字风格和绘画特点也与第三盆完全一致,以上两件水仙盆除泥料和造型不同外,其制陶和镌铭应出自同一人之手。

上述两件藏品,前一个是十年前在天津古玩市场购得,后一个是去年清明节期间,在山东德州古玩店买到。皆因卖者不认识底印上篆文,不了解刻铭者是谁,更对我国文字使用和演变缺乏了解(“孪”是“麟”字的古写,文字改革后已不常用),所以要价不高,笔者以较低价钱得到,说是巧合不如说是缘分,特别是这种名作名刻的作品,更是可遇不可求的。

钱子窖为民国初年时紫砂艺人,是制盆高手。

岩如,即邵云儒,宜兴川埠上袁村人,清末民初时著名陶刻艺人,出身紫砂世家,著名紫砂艺人邵大赦之子,民国初年曾任江苏省省立陶工传习所技师,传授刻陶技艺,用筠儒、岩如、北岩、耘如等铭款,其子邵洪明、邵洪坤均为陶刻名家。

以上四件紫砂水仙盆,因所用泥料不同,其颜色相差甚远,红黄紫各色俱全。在款识上有的无款,有的仅仅有铭款,有的既有铭款又有底款。四件均为传统的造型,古意盎然,反映了民国时期的水仙盆概貌,其中三件作品上的陶刻均出之名家之手。文人参与制陶并撰镌铭文,起始于清代陈鸿寿(1768-1882年)及其幕僚好友郭频迦、江听香、高爽泉、史梅查等人。

陈鸿寿,字予恭,号曼生,别号种榆道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嘉庆六年(1801年)拔贡,清代著名书画篆刻家、西泠八家之一。在任溧阳县令时,由于酷爱紫砂,与制陶艺人杨彭年等人合作,共同刨烧了十八种样式的“曼生壶”。曼生壶的产生对后世文化名人参与制壶和镌铭影响甚大,因而形成了“陶以字贵,字随陶传”之说。因陶生文,随陶赋文,使陶成为文的载体,虽然陶、文各有自己的审美价值,但是陶文之间相互呼应,搭配得当,两者相辅相成,成为文陶的统一体,这就是“曼生壶”带给人们的启迪。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水仙盆的产量虽逐年加大,工艺也有很大改进,但从泥料到作品的文化艺术内涵,均不及民国以前的优越。究其根源,是当今人们心情浮躁,把精力放在经济利益上,而忽视了紫砂艺术其内在的东西。我们说要发展紫砂艺术,首先要继承传统,继承是为了创新。在紫砂界,无论初学者还是资深的陶艺师,都把临摹传统作品作为重要课程。几百年来,古老紫砂艺术能穿越时间壁垒,传承而长盛不衰,就在于对历代名家作品的揣摩、摹仿、突破,再结合自己的理解推陈出新、自成体系是每个大师的必由之路。这是因为名家的作品里蕴含着制作者的气息和痕迹,还渗透着时代的变化信息,是研究紫砂发展史的佐证。尽管收藏者因文化艺术修养和爱好各有差异,品鉴标准也表现了各自的偏爱和喜好,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总的应遵循“以老为主、名家为上”的收藏原则,这就是笔者收藏紫砂陶多年的切身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