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和双语读者视域下文学翻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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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译者———翻译质量的操纵者

翻译首先是一种阅读和鉴赏活动，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穿梭在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译者对原作的选择本身就是一次接受，它反映了译者个人的阅历、知识、见解、个性气质和艺术趣味，更反映了译者所属国别、民族的文化心理和审美积淀及社会发展和经济环境等等。同时，译者需要对译入语国的读者负责，必须替自己译作的读者考虑第二次接受，他会将译作“本土化”以适应目标文化读者的阅读传统和审美习惯。

（一）译者的多重身份———双语读者和比较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的身份是复杂的。就翻译质量的把控而论，译者作为双语读者和双语文本（原作和译作）的比较者扮演着特殊的身份。原作在被作者创作出来之后，它的生命价值并没有得到完全充分的体现；原作当中所包含的“空白”点极大地吸引了译者，给译者的理解提供了必要的意象性。由此，译者对原作的解读活动才能不断地填补和具化，最终实现原作文本的审美价值。译者也有别于一般的读者，在文学翻译中，译者所扮演的特殊的身份要求其必须全面把握原作的美学特征———从文学语言、文学形象到文学意蕴和风格。因此译者必须在掌握一定的比较文学理论的基础上，首先要对原作进行深刻、全面地解读；译者被原作吸引或感动是翻译活动成功的必要前提。其次，在阅读原作的过程中，译者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想象、理解和审美经验掺入原作的艺术形象中，这无形中会造成译者主观理解与原作背离的后果。因此，要想真正体会原作的审美价值并且达到与原作者心灵的高度契合，译者就必须提高自身的审美能力和敏锐度。译作是浸透着译者独特个性理解的一种新的原作的存在形式，“一个好的翻译是一个文学作品的转生（metempsychosis），一位适宜的译者，便是弥补文学作品在这种情况下的有限性，而赋予文学作品原作者新的生命。”每位译者有自己特有的知识结构、文化素养、审美观和价值观等等，而这些因素无疑造就了译者解读原作的“前理解”。在译者解读原作的过程中，他的“前理解”会左右他对文本内容的诠释和对文本“空白”的填充。因此，为了能够将译者“前理解”的负面作用降到最低，同时能够准确地运用另一种文学语言完整再现原作的艺术形象和艺术风格，使译作读者得到与原作读者相同的启发和感受，译者不仅要对原语文化做深入的了解和掌握，还必须对译入语民族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哲学思想、价值观等等做深入了解，并且将两种文化加以深入对比。译者要增强其文化意识和对文化信息的感知能力，建构起自己的“文化理解的前结构”，就必须对两种文化进行不断的学习和反复比较。这样，译者在文学翻译实践中才能真正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在兼顾译作的审美性、形象性、文化性的基础上，使译作在形式和精神层面都能做到与原作最大程度的接近。

（二）译者———翻译的操纵者伽达默尔（Gadamer，1900—2002）认为，“理解是一个我们卷入其中却不能支配它的事件；……我们从不空着手进入认识的境界，而总是携带着一大堆熟悉的信仰和期望。解释学的理解既包含了我们突然遭遇的陌生的世界，又包含了我们所拥有的那个熟悉的世界。”把这段话用于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可以说是再确切不过的了。文学翻译面对的是不同的文化，这就意味着它们彼此之间不可能完全相融，翻译中出现的矛盾、冲突和碰撞在所难免。因此，译者必须兼顾译作的可接受性和文学性，译者对原作的接受、过滤和理解体现了他诠释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同时也反映出译者位于整个翻译过程的中心，是翻译过程的主导者和操纵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需要兼顾原作的信息和美感的传递。文学创作的艺术美可以通过对人物形象的生动刻画，音韵和修辞的巧妙应用，文本结构层次的缜密安排，整体风格及审美意蕴的准确把握来实现。文学翻译中语言和文化的巨大差异无疑为译者的艺术再创造提供了充足的材料和空间，但也意味着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即译者在再现原作的音韵美、形象美和意蕴美的同时必须照顾到译入语社会的语言习惯和文学传统来，并且尽可能地忠实于原作的形式。译者必须认真研读原作，积极调动多种心理活动，自觉地参与原作本文意义的建构以期获得充分的审美体验；对原作艺术美的准确把握是译者开始对原作艺术形象再创作的基础。然而，译者不同的生活背景、文化熏陶、知识结构、情感社会经历等等造就了译者个性化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这些无疑构成了译者独特的“先在性”。这种“先在性”会成为译者解读原作前的一种“前理解”并影响他对原作的理解、接受和诠释；而译者的审美和文化价值取向也会直接影响其翻译策略的选择。譬如，采用个性化翻译还是运用阐释、淡化、替换等变通手法，采用异化手段还是归化手段；同时，译者的审美价值取向无疑会左右其对原作美学信息的选择和接受，进而影响其在传达原作的音韵美、意象美和意蕴美时所做的不同的选择和倾向性。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译作的主导和操控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每个译者对原作的理解都是一个新文本的产生，对原作的解读融入了译者的文学、文化、审美、语言、经验等因素，而译者的审美价值取向使得译作进一步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整个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和中心，在不断地解读、比较、接受、过滤、诠释的进程中才最终呈现出新文本。

二、双语读者———翻译质量的仲裁者

经过双重“接受”的“改造”或“创造”后的译作难免会丢失一部分原作的神韵和意蕴，有时甚至会失真或走样。然而对于译作的优劣，不是每个读者都有能力或权利进行评判的，只有那些懂得双语（或多语）的读者，或者说既能够阅读原作又能够阅读译作的读者才有能力和权利评判，而译作的单语读者只能被动地接受译作。由于单语读者无从将译作与原作进行比较，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没有评判的权利。因此，就翻译质量的评判而言，双语读者无疑扮演了翻译质量“仲裁者”的这样一个重要角色。著名的诗人和翻译家理查德•霍华德（RichardHoward）认为，“法语作品的译作是为了满足不懂法语的阅读者阅读的需求而为，译作的优劣也应该从读者的角度来进行审视，”然而“法语作品的英语译作再好，对于懂法语的读者而言也不可能像其阅读英文原作一样，因为读者会比较两种语言在翻译过程中的得失和相似度。”译作目标文化的单语读者只能被动地“接受”译作，“满足”于对译作的阅读和欣赏。由于这一读者群无法阅读原作也就无从将译作与原作进行比较，因此无法判断译作是否较准确地传递了原作中的文本信息，是否较好地再现了原作的音韵美、形象美、意蕴美，是否兼顾了忠实性和创造性，求似性和审美性。因此，“只有那些不需要借助于译作就能进行阅读、欣赏原作的读者，即双语或多语读者，才能对译作（的优劣）做评判。”

以下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朱生豪译本）中的一句译文：“他要借你（软梯）做牵引相思的桥梁，可是我却要做一个独守空闺的怨女而死去。”这是朱丽叶在决心赴死的前夜的独白，她面对着软梯发出了如此感叹：盼望着夜幕降临，好挂上一条软梯，让心上人在流亡之前爬进闺房与她共度一夜。而1990年代的方平译本中把它译为：“他本要借你做捷径，登上我的床，可怜我这处女，活守寡，到死是处女。”那么这两种译文到底哪个更好，哪个更能传递原作的信息呢？让我们看看原作文本：“Hemadeyouahighwaytomybed，ButI，amaid，diemaiden－widowed．”显然方平的译文更贴近原文，虽然文采欠佳。而朱森豪的译文无疑受了上世纪40年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忌讳”的影响。但是对于非双语读者而言，他们不能阅读原作就无法较准确地理解这段译文，更无从对译文的忠实性和创造性做出比较准确和公正的判断。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第18首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爱情诗，诗人以一句修辞性的问句“ShallIComparetheetoasummer’sday？”（“我能否把你比作夏天？”）开始这首精彩的爱情诗。但是，对于不能阅读原作，不懂原语文化的非双语读者来说一定会感到困惑，无法体味其中的美感信息。譬如，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的阅读者，由于文化地域的不同，夏天意味着烈日当头、酷暑难耐、汗流浃背，而英国人的感觉则是凉爽宜人、明媚温婉、花团锦簇。再比如，《西游记》的一位英译者把书中的“赤脚大仙”译为red－leggedimmortal（红腿的不朽之神），译者把这里的“赤”理解为“红”（如《水浒》里的“赤发鬼”，英译为“red－headeddevil”），显然译者不知道“赤”在汉语里还有“光着；”的意思。非双语读者无法对这样的译文的准确性做出分辨，只能被动地满足于译文，被动地接受这一翻译，而类似的翻译甚至会阻碍非双语读者对作品的解读。“翻译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翻译涉及不同的民族、文化、习俗、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等等，而语言既是其信息载体也是阐释符号。基于此，对于译作孰优孰劣，单语读者被剥夺了评判权，只有双语（或多语读者）才有发言权。这种特权使得双语读者能够成为翻译质量评判的仲裁者。就翻译质量的操控而言，毋庸置疑译者是主导者和操纵者。译者的文学素养、知识结构、价值观、社会阅历、审美情趣、个性气质及情感经历等等，在翻译过程中的每个阶段都会或多或少地留下印迹，使得最终的译作呈现出自己独特的面貌，成为独立于原作的新文本。翻译是一种创作，翻译的“创作”必须建立在原作的基础之上。对于翻译质量的评判是翻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在判断译作孰优孰劣的问题上，不是所有的读者都拥有同等的权利。由于双语读者（或多语读者，包括译者）能够对译作所传递的信息的忠实性、审美性、形象性、文化协调性与原作进行比较，使得这部分读者就拥有了异于其他读者的身份，即翻译质量的“仲裁者”。

作者：刘晓宁单位：榆林学院外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