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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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心雕龙》不仅对文体的发展历史和文学的基本问题给予了详细的论述，而且还在文学创作、文学构思、文学体裁、文学作品及作家创作风格等方面给予了详细的论述。本文就《文心雕龙·情采篇》中刘勰所提倡的关于作家进行具体创作时，应坚持“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关系”的观点给予简略地分析。
关键词：情采；内容；形式
鲁迅先生在《论诗题记》一文中曾说：“篇章既富，评骘逐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红纤，开源发流，为世横式。”鲁迅先生把《文心雕龙》和《诗学》相比，由此可见，《文心雕龙》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地位非常显著。
关于内容与形式的主从关系的归属，刘勰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在《原道》篇中刘勰就提出了关于文学本质的问题，他认为：“道是其内容，问是其表现形式”。
在《情采》篇中“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性情。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到底是应该坚持“为情造文”还是“为文造情”？刘勰重视文学作品的真实性即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思想、情感与在作品中所传达的思想、情感的一致性，他强调“为情造文”。因为红粉和青黛仅仅具有装饰某个人外表的用途，显其华丽，但妍媚的情态却只能从人固有的美丽姿容中显露出来。文采也仅仅具有一点点修饰语言的功能，文章的巧妙华丽都以它的思想内容为基础。所以思想内容犹如文辞的经线，文辞好比是内容的纬线；必须确定了经线，然后才能织上纬线。所以写文章要先确定它的内容，随之才能产生畅通华丽之文辞，因而刘勰认为这是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孔子论诗有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为诗者除了强调文辞之外还更应该在“情”字上费尽功夫，同样文学创作也应该如此，以“情质”为本，形式以内容为本。
作家以情观物，当其发现和某种情感密切相投时，才会及时的对头脑记忆的材料进行必要的筛选，从而才能创造出无愧于人民的伟大优秀作品。虽然说文章的形式依附于作家的情感，但文学作品不仅仅要实现作家和接受者之间的情感体验的共鸣，同时还要让作品篇章中的语序之间自然地链接，这是为了让接受者在阅读过程中得到一种感官的享受，所以要用华丽的文辞与之匹配，在这里，辞采的运用目的就是为了使文章流转生姿，用其来表达一种内在美，进而使读者把对文章的认识升华到自然流露的敬仰。刘勰在《原道》篇中说：“惟人之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他认为人是万物的中心，人的思想一旦产生，语言也会随之而有，有了语言便有了文章，这是自然地道理。可见，文学作品所要表现的是一种思想的力量，是语言文辞所依附的枝干，而不是作家简单的喜怒哀乐等情感的勃发。因此，刘勰肯定内容的决定性作用也正是对文学作品精神风貌的一种内在美的要求，由此可见，刘勰仍是立足于内容为主，形式为辅，这种主从关系不可颠倒的观点。
当然，刘勰在《情采》篇中也认为形式的独立性作用不可忽视，并且相当重视形式美的积极作用，但要把握适度的原则，不可片面的离开内容而过度的追求文辞的华美。
《情采》篇中提到“夫能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攡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也。”意思是说，进行创作应该树立一个正确的规范来安置作品的内容，拟定一个适当的基础来表达作家的心情；只有作品中所体现的思想感情确定了，才能根据它所要表达内蕴的需要，配音节、缀文辞；从而做到形式虽华美，但不掩盖其内容的真实，辞采虽繁茂，但不至于埋没作家的情感；这样既能美化作品，又能使内容形式都符合理想的作家。辞藻可以饰润言语，但言辞的美丽却来自于人本身的性情。只有实现这样完美的“联辞结采”，才能情采并茂，文质并重。
《情采》篇中“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在；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以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徵。”为了表达情感而写出来的文章，往往都能做到文辞精练而内容丰富真实，但如果仅仅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不敢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所书写出来的文辞和自己的情感不一致，就会造成文辞华丽而内容空乏。作家创作时所运用的文辞，目的是为了是文章在语序上更加流通，在传达的情感上更加明了，在读者接受的过程中更加便宜。但是，如果文辞占据上风，夸大其词，仅为了写文章而捏造情感，不免会让其作品在感觉上凸显怪异之风格，作品的思想情感也会模糊不清。文章中刘勰用了一个很微妙形象的比喻，《情采》篇中“固知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言隐荣华，殆谓此也。是以衣锦褧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刘勰认为这就好比是钓鱼的人，用翠鸟的羽毛做钓绳，用肉桂做诱饵，反而钓不到鱼了，也就是说言辞的涵义被过繁的文采所掩盖，反倒使文章失去了原有的色彩。可以说刘勰的这个观点也正借鉴了孔子的“辞达”，认为文辞的雕琢是为了说明事物的缘由，是为了表达一定作者的思想内涵与创作意图，不能把这个目的给简单的切割掉而过度的追求奇异。但并不是说在文章中不需要华丽的言语，区别文辞优劣的标准，就在于它能否清楚的说明事物的发展，更详细的表达内容。因此，要对过于丰富的文辞给予熔裁，以便更好的为传达内容之内涵而服务。
《情采》中“故立文之道，其理由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刘勰认为文学艺术创作的道路有三种：一种是表形的创作，是依靠各种颜色而成；一种是表声的创作，是依靠各种声音而成的；一种是表情创作，是依靠各种性情而成。可以说，这三种形式包含了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一切美的形式，而这美的形式是自然之道所决定的，刘勰辞采华丽正是对文学作品外在物质形式美的一种要求。作家所要描写的环境、传达的波澜曲折的情节及所塑造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都是在作家经过长久的情感加工处理以后，在文字上费尽功夫用心琢磨甚或咬文嚼字，然后组织成辞句写在纸上的，能够光辉灿烂就是因为文采繁茂的缘故。巧妙的文采修饰，可以锦上添花，但刘勰在《议对》篇中说：“文辞过繁，反而有损内容之表达，颇累文骨”，所以，要坚持适度原则以免过犹不及。
综上所述，刘勰认为文学作品的内容是起主导作用的，而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但形式本身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也绝不能忽视形式的反作用，他提倡内容和形式并重的观点。”刘勰在《情采》篇中所阐释的这种在文学创作中要兼具的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在后来历代文人的创作中被实践，可以说刘勰的这种创作方法对后世文学理论产生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12次印刷.
[2]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修订二版.
[3]姜子夫.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文库[M].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