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符散文与汉代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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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符的《潜夫论》是东汉散文的代表作。由于身处汉代经学盛行时期，王符散文创作受到了经学经典和经学活动的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文章结构上，体现出“依经立意”的构思方式；文章构句上，表现出对儒家经典句式的仿写和句法技巧的借鉴；文章论述方式和文体上，表现出受经师解经言说方式和经学论辩活动影响的痕迹。王符散文与汉代经学关系密切，是汉代经学与文学互动的典型个案。

关键词：王符；《潜夫论》；汉代经学

东汉王符所著《潜夫论》，为其赢得了百代传颂的声誉。作为中国历史上一部重要的思想论著，王符在这部论文集中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独到而卓绝的认识和见解，阐发了很多确实可行的治政思想，其思想史价值历来受到学人重视。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中评曰：“（王符）虽以耿介忤时，发愤著书，然明达治体，所敷陈多切中汉末弊政，非迂儒矫激务为高论比也。”①（卷三十六）与此同时，《潜夫论》还是东汉散文的代表作，刘熙载在其《艺概·文概》中评曰：“王充、王符、仲长统，皆东京之矫矫者。”②王符散文论证精辟，含蓄蕴藉，集中体现了汉代散文的“醇厚”本色。这种散文艺术风格的形成，明显受到了当时盛行的经学经典及经学活动的影响。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探讨，敬请方家指正。

一

儒家思想在经历了春秋战国的发展，又遭受了秦王朝“焚书坑儒”的祸难之后，终于在西汉武帝当政后迎来了辉煌的鼎盛时期。汉武帝刘彻听取董仲舒的建议，颁布诏令，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使得儒学成为其他各家难以与之匹敌的最高显学。儒学作为汉代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也最终被确立下来。其后，儒家经典就变成了读书人最主要的研习项目。汉代社会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空前的加强和统一，使得读书人的思想基本上被儒家经典思维占据。正如刘师培先生所言：“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③王符的《潜夫论》，大部分文章是在经学盛行时期完成的。这些散文的创作，首先从文章的构思立意上就明显受到了经学思想的影响。

王符文章大多是本着“依经立意”的原则来创作的。所以，文章中有大量对儒家经典的直接引用。据刘文英先生统计，《潜夫论》“全书直接举出五经、《论语》书名，或完整引用其语录者，共137次。其中引《诗经》44次，引《尚书》22次，引《周易》经传29次，引《礼记》3次，引《春秋》经传20次，引《论语》19次”④。可见，王符散文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意义的阐释，这些经典语句即是其文章论证的重要理论依据。王符论文无论在开头、结尾还是论证过程中都喜欢引用儒家经典。每当重要的关节点和论点出现时，都以这些经典语句作为论据。先看王符文章的开头对经典的引用，如《潜夫论·明暗》开头一段：

国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乱者君闇也。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闇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听，则圣日广矣；庸说偏信，则愚日甚矣。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⑤

此处作为文章的开始，王符在提出了“君明”是因“兼听”之后，引用了《诗·大雅·板》之语，实际上要说明的正是君主要做到圣明，不被亲近的朝臣所蒙蔽，最好的方式就是了解广大老百姓的心声，包括那些地位低下的下层知识分子和人民的意愿。这句引《诗》深有含义。据本传所载：

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人也。……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彰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⑥

我们虽然从王符的文章中看到了他卓绝的治政见解，但是由于出生微贱，加之性格耿直，终其一生以布衣行事。“志意蕴愤”的王符很希望统治者能够从下层人民中听取意见。如此，像他这样的底层知识分子才能有参与政治的机会和实现抱负的可能。因而，这里看似一次普通的经典引用，却深藏着王符这位不得志的知识分子的万千隐恨与期望。可以说，王符在此处引用的《诗》文，正是其文章的最重要的核心观点体现。这句引《诗》，既使论证具有了充足说服力，又很好地表达了其内心幽愤。王符文章中很多对经典的引用，实际上就是他文章要表达的核心论点。

再看文章论证过程中引用经典，如《潜夫论·赞学》：

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学也，犹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虽有玉璞卞和之资，不琢不错，不离砾石。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蚕茧之丝耳。⑦

此处王符在论述学习对个人修养的重要性时，引用《易》之言，说明如若想让自己的修养达到“君子”的高度，必须通过“多志前言往行”，而这些“前言往行”即指上文所举出的黄帝、颛顼等圣人从师问学之事。正是在对这些“前言往行”的涵咏中，才能使自己的修养得到提升，这就是“畜其德”的工夫。文章在这句论述的基础上，其后才有“人之有学也，犹物之有治也”。“是以”一词所表达的因果关系，正好让我们明显看出了王符所引这段《易》经文字在其论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其后的论述正是在此基础上的引申和发挥。引文在这里承上启下，在文章思想和行文结构上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贯穿作用。

王符文章在结尾处喜欢引用经典文献。这样的事例可以说比比皆是。据笔者统计，王符《潜夫论》并叙录36篇文章，结尾引用儒家经典的有24篇，其中引用《诗》经原文10篇，引《易》经原文12篇，引《书》经5篇，引《论语》7篇，引《礼》1篇。如《本训》篇结尾更是连引《诗》、《礼》、《易》原文。我们以《潜夫论·爱日》结尾为例：

孔子病夫“未之得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今公卿始起州郡而致宰相，此其聪明智虑，未必闇也，患其苟先私计而后公义尔。诗云：“莫肯念乱，谁无父母！”今民力不暇，谷何以生？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嗟哉，可无思乎！⑧

文章的结尾部分，往往是对全文论述的一种总结和主题的升华，这里分别引用了《论语》中孔子之言和《诗·小雅·沔水》的成句来对文章进行总结性论述。这些儒家经典被引用在结尾，突出了作者的论点，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总之，无论在文章的开头、结尾，还是具体的论证过程中，王符都时时有对儒家经典的引用，这些经典文献是王符用来构建整个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很多经典语言可以说就是其论点的理论依据。王符文章“依经立意”的特征是十分明显的，而这正是作家置身于汉代经学思潮中不可避免的文化折射。

二

经学对王符散文产生的影响还体现在文章构句方式上。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引用经典语句在语流中对散文句式的影响

正如上文所论，王符在他的文章中有大量对儒家经典的直接引用，这些引证成为其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达到了极好的表达效果。不仅如此，由于这些经典引文的存在，王符在行文过程中还有意地模仿经典语句仿造句子。我们且看《潜夫论·赞学篇》曰：“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这里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出自《论语·卫灵公》，将其用在这里来说明学习的道理是很合适的。但是王符对这句话的引用并没有明显标示其出处，而其后的“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一句，完全是在语流中对经典语句的仿写。这可以说是王符的神来之笔，仿写后不仅使得句式上严整有序，而且由经典论据自然过渡到本段论证的中心论点，即士君子应当勤学读书的问题上来，论证有力并给人以深刻印象。前后衔接自然而不着痕迹，其文笔之老辣可见一斑。

另外，王符文章中经常将经学经典原文直接入文而不标出处，从而在句式上对前后文产生影响。如《浮侈》言“休其蚕织”⑨。《诗·大雅·瞻卬》：“休其蚕织。”⑩由于直接把《诗》句入文，作者为了句式上的协调，往往将其他句子也进行调整，最后就使得整个句段皆带有四言体特征。整体考察本句段为：

今多不修中馈，休其蚕织，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诬细民，荧惑百姓。

除了部分连接词外，短句的主体都是由四言句构成。这显然是出于与引文句式相搭配的需要。

另外如首段：

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11

《浮侈》言：“商邑翼翼，四方是极。”直接以《诗·商颂·殷武》：“商邑翼翼，四方之极”12入文，也是同样的道理。这种句例，在王符的文章中随处可见。

2. 儒家经典在句法技巧上对王符散文产生的影响

儒家经典中有大量规整的句式，论证严密，逻辑性很强。如《礼记·大学》篇中有：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3

《大学》篇在说理时，使用了大量这样的顶真句式。顶真是用前一句的结尾来做后一句的开头，使邻接的句子头尾蝉联而有上递下接趣味的一种措辞法。顶真作为一种修辞手法，由于特殊的语言形式，给人一种贯珠相连之感，环环相扣，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形式上形成一种连环推理。《大学》散文借此造成论证过程的层层推进，丝丝入扣，形式严整而论证严密。不仅如此，由于顶真这种特殊的句法，特别适合短句相连，形成急促而严整的结构，使得论述语气短促而气势浩大，给人一种目不暇接之感，大大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王符的文章很多地方都借鉴了这种如贯珠蝉联的顶真句法，同样达到了极好的论证效果。如《潜夫论·遏利》：

终必觉，觉必诛矣。盗人必诛，况乃盗天乎？14

《潜夫论·考绩》：

凡南面之大务，莫急于知贤；知贤之近途，莫急于考功。功诚考则治乱暴而明，善恶信则直。15

再看《潜夫论·本政》：

故君臣法令善则民安乐，民安乐则天心慰，天心慰则阴阳和，阴阳和则五谷丰，五谷丰而民眉寿，民眉寿则兴于义，兴于义而无奸行，无奸行则世平，而国家宁、社稷安，而君尊荣矣。16

此处王符在论证治政之本时，着重提出了法令的重要作用。唯有“君臣法令善”才是治政的最有效措施。以此为本，其后将一步步实现“民安乐”、“天心慰”、“阴阳和”、“五谷丰”、“民眉寿”、“兴于义”、“无奸行”，最后达到了“世平”、“国家宁、社稷安，而君尊荣矣”的治政目的，这些由顶真句式引申出来的阶段性目标，逻辑上层层推进，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王符如贯珠般的推理短句句群，丝丝合缝，论证有力。而这一论辩力的达成，完全得益于对《大学》等儒家经典论证句式上的借鉴。

3. 王符散文中出现大量四言句式

而这，明显是受到了经学经典尤其是《诗》经句式的影响。以《潜夫论·劝将》为例，全文共205句（此处统计，凡有句读者，皆算作一句），而四言句有85句，占到整个文章的41.46%，其第一段为：

太古之民，淳厚敦朴，上圣抚之，恬澹无为，体道履德，简刑薄威，不杀不诛，而民自化，此德之上也。德稍弊薄，邪心孳生，次圣继之，观民设教，作为诛赏，以威劝之，既作五兵，又为之宪，以正厉之。诗云：“修尔舆马，弓矢戈兵，用戒作则，用逖蛮方。”故曰：兵之设也久矣。涉历五代，以迄于今，国未尝不以德昌而以兵强也。17

这段文字是王符文章中典型的四言句段。这种句式的大量出现，应该即是受到了《诗》经四言体长期熏陶的结果。《诗》在汉代被作为经来看待，拥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尤其是这里所叙述的又是太古之时的上圣及其后的次圣的治民方针，这就如同《诗》经中颂体诗歌对祖先功绩的称颂，而四言体句式就显得庄重而典雅，王符采用这种句式，正是为了达到这一艺术效果。

总之，王符“少好学”，从小就熟读儒家经典，基本上是在这些经典的濡染之下成长的。因此，写作时必然会把这些经典作为自己遵循的模板，在文章的句式上很多地方都借鉴了儒家经典的构句方式。从而形成了其文章严整、庄重而又醇厚的美学风格。

三

王符的散文，还明显受到汉代经学活动的影响。

首先是汉代经师解经言说方式的影响。汉代社会，经学作为一门学问，是要有专门的经师来为学生讲解的，而这种讲解有其特殊的言说方式。王符的文章，明显有经师解经言说方式的痕迹。我们来看《潜夫论·班禄》的一段文字：

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盖以诛暴除害利黎元也。是以人谋鬼谋，能者处之。诗云：“皇矣上帝！临下以赫。监观四方，求民之瘼。惟此二国，其政不获。惟此四国，爰究爰度。上帝指之，憎其式恶。乃睠西顾，此惟与度。”盖此言也，言夏、殷二国之政不得，乃用奢夸廓大，上帝憎之，更求民之瘼圣人，与天下四国究度而使居之也。18

这段论述在引用了《诗》经的一段文字之后，紧接的是“盖此言也，言……”的句式。这样的言说方式，很明显带有一种解说经典的性质，这和汉代经师为弟子讲解经典时的语气是十分相似的。王符将这样的一种言说方式带到了自己的文章中，并成为其文章的一种常见现象。

于此，我们可先从“潜夫论”这一书名看出端倪。王符将其文章最后结集并命名为“潜夫论”，可见他对其文章的自我认同是“论”。“论”作为一种文体，在先秦文献中就被人们广为接受，如儒家经典《论语》。这种文体在其后漫长的历史中自然又有新的发展和变异。刘勰《文心雕龙》中对“论”的阐释是：

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抑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自《论语》以前，经无“论”字。《六韬》二论，后人追题乎！

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19

又如林纾在其《春觉斋论文》中言：“论之为体，包括弥广。议政，议战，议刑，可以抒己所见，陈其得失利弊，虽名为议，实论体也。释经文，辨家法，争同异，虽名为传注之体，亦在可以出议论。”20可见，“论”作为一种文体具有“释经”的作用。这样，再结合王符文章中上文所论的大量解说经典的论说方式，就更能见其文章受到汉儒解经活动的影响。

而这与经师在汉代社会的地位及王符对儒家经典及经师的态度有很密切的关系。《潜夫论·赞学》中言：

是故索物于夜室者，莫良于火；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典者，经也。先圣之所制；先圣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贤人自勉以入于道。故圣人之制经以遗后贤也，譬犹巧倕之为规矩准绳以遗后工也。21

可见，王符是把儒家经典视作黑暗中的火光，它可以为人们照亮前进的道路。这其中包含着人们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和准绳，能使人们“聪明无蔽，心智无滞”。王符充分认识到了这些经典所包含的前人智慧结晶的重要性。而且，王符对解说这些经典的经师更是推崇有加。他主张学习儒家经典要“摄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师”22。他所推崇的汉代著名学者，无一不是经师，他说：

夫道成于学而藏于书，学进于振而废于穷。是故董仲舒终身不问家事，景君明经年不出户庭，得锐精其学而显昭其业者，家富也；富佚若彼，而能勤精若此者，材子也。倪宽卖力于都巷，匡衡自鬻于保徒者，身贫也；贫阨若彼，而能进学若此者，秀士也。23

王符这里推崇的汉代学者有董仲舒、景君明、倪宽、匡衡，他们被王符作为汉代能够专心研习经典的典范人物，而他们多是著名经师。其中董仲舒是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的最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他治《公羊春秋》，著有《春秋繁露》，“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24可见正是当时颇受学人尊敬的经师。而景君明即京房，则治《周易》，“事梁人焦延寿”25，著有《京房易传》。倪宽则“治《尚书》，事欧阳生。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26，其后又复授业于欧阳生子。匡衡则专治《诗》，受业于后苍，有“无说《诗》，匡鼎来；匡语《诗》，解人颐”27的美誉。我们看到，王符身处汉季，郁郁不得志，自然也未成经师，但是他对经师的推崇却是显而易见的。可能也正是由于此种情愫，使得王符在他的文章中不自然地带上了经师解经的言说方式。

其二，王符文章在文体方面也受到了经学论辩风气的影响。这方面的例证莫过于《释难》篇。这篇文章对当时学术界争论较大的几个问题用主客问答的形式进行了释疑答惑。文章假设了庚子、秦子等人物与“潜夫”进行论辩，对经典中存在的疑问进行解答。所论《韩非子》中尧舜不可两美的问题及《孟子》中“周公诛管、蔡”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儒家经典中很重要的伦理道德问题。王符在此处设问，与假设的人物一问一答，颇有经学问难中相互诘责的味道。而王符采用这种变正面立论为辩难问答的论说形式，无疑为文章增加了很多情趣。而这，很明显是受到了当时经学问难形式的影响。

汉代社会，有关经学问题的相互切磋问难，实际上是十分平常的学术活动，甚至受到皇帝倡导。这种学术争辩活动，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所以，汉代朝廷曾专门组织两次综合性经学讨论会。一次是西汉甘露三年，汉宣帝在石渠阁讨论五经异同，会议的结果最终设立了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和《谷梁》春秋博士。另一次是东汉建初四年，汉章帝召集群儒集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异同，会间也有激烈的学术论辩。两次会议最终以《石渠阁议》和《白虎通义》的形式确定下来。不仅官方组织这种学术论辩，即使是在普通的经学之士之间也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问难活动。如张玄“少习《颜氏春秋》，兼通数家法。”右扶风徐业就曾与他“难问极日。”28另据《后汉书·郑玄传》：

时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遣使要玄，大会宾客，玄最后至，乃延升上座。身长八尺，饮酒一斛，秀眉明目容仪温伟。绍客多豪俊，并有才说，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29

袁绍设宴只是为了招待郑玄，但是这场学术讨论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发生了。问难的话题是“百家”和“异端”，而郑玄“依方辩对”，最终在座宾客“莫不嗟服”。这次问难虽然在内容上不尽为经学内容，但是与经学论辩形式是一脉相承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汉代经学论辩的普遍性。正如皮锡瑞所言：“后汉经学盛于前汉者，有二事。一则前汉多专一经，罕能兼通……一则前汉笃守遗经，罕有著述。”30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东汉社会由学术论辩而崇尚著述。而王充、王符等人的论文写作正是在这样的学术风气下产生的，其文体也必然受到了这些问难论辩形式的影响。正如尚雪锋先生认为的：“到了东汉，伴随经学论辩的流行，问难体散文又重新兴盛起来。”王符散文中《释难》一篇问难体的出现，正是这种经学论难在文体上的具体反映。

总之，汉代社会是经学兴盛的时代。王符从小就饱受经学思想的熏陶，不仅对儒家经学经典非常熟悉，而且对当时经师解经、讲经及经学论辩等活动推崇备至。而这些，势必影响到他自己的散文写作。王符自觉汲取儒家经典的艺术营养，但又不被经学思想禁锢。我们看王符散文，“醇厚”但不陈腐，典雅而不失激愤，不愧为东汉散文之“佼佼者”。王符散文创作，正是汉代经学与文学双向互动的经典个案，本文的研究只是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学人对汉代经学与文学关系的深入探讨。

注释

①中孚：《郑堂读书记》（第11册），刘氏嘉业堂刻吴兴丛书本。

②刘熙载：《艺概·文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页。

③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页。

④刘文英：《〈潜夫论〉与汉代经学》，《孔子研究》1994年第5期。

⑤⑦⑧⑨111415161718212223汪继培、彭铎：《潜夫论笺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4页、第3页、第222页、第125页、第120页、第26页、第62页、第89页、第244页、第162页、第11页、第3页、第6页。

⑥2829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30页、第2581页、第1211页。

⑩12郑玄、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59页、第1465页。

13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92页。

19刘勰、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326页。

20林纾：《春觉斋论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61页。

24252627班固：《汉书·京房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495页、第3160页、第2628页、第3331页。

30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4页。

（责任编校：文 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