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人定书画的风格与鉴定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方人定书画的风格与鉴定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朱万章：四川眉山人，199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广东省博物馆研究馆员，广东省美协学术理论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现从事书画、金石鉴藏、整理与研究，出版有《岭南金石书法论丛》《担当》《石溪》《居巢居廉研究》《岭南近代画史丛稿》《书画的鉴藏与市场》《明清广东画史研究》等论著10余种。

在“岭南画派”的第二代传人中，以人物画擅长者仅有黄少强和方人定两人。在高剑父的弟子中，以人物画擅长者，则仅有方人定一人而也。

方人定(1901年－1975年)是高剑父的大弟子，原名钦，行四，又称四钦，一作士钦，20岁时以人定胜天之义更名为“人定”，广东香山(今中山)人。自幼喜爱美术，早年曾有过临摹古代绘画的经历。曾毕业于广州法政专门学校及广东法官学校高等研究部；1923年后放弃法律而转入高剑父(1879年－1951年)的春睡画院习画；1928年，其作品参加比利时博览会，获得金牌奖；1929年，东渡扶桑，先是进入日本川端洋画学校，再入日本美术学校，后来入二科会主办之骏河台洋画学校。方人定在这些学校所学，多为西法与人体写生。1935年，方人定卒业于日本东京美术学校研究部。归国后悉心绘画创作，历任南中艺术专科学校、广州艺术专科学校等校教授，并于1941年与李抚虹(1902年－1990年)、司徒奇(1904年－1997年)、伍佩荣(1904年－?)、黄独峰(1913年－1998年)等人在香港创立美术社团“再造社”。该社成立的初衷在于不满高剑父的家长制作风，其弟子们联合起来反对他，提出联合个性坚强、思想前进的艺术同志，共同研究，绝无阶级观念，把身心寄托艺术，不为外物所动摇，不作虚伪的宣传。会员们在香港举办了“再造社第一次画展”，后来因香港沦陷，会员中不少人先后被高剑父瓦解而自动解散。方人定的作品先后参加中德美展、中英美展、中捷美展等，并曾携画赴美举办展览。1949年以后历任广东画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杭州分会常务理事等职。

从方人定的艺术历程不难看出，他早年由法律而转入美术，既受过中国古画的熏陶，也接受过西洋画技法的专业训练。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方人定作为岭南画派的文胆参与了岭南派与广东“国画研究会”的黄般若(1901年－1968年)的论战(俗称方黄之争)，文采斐然，见解独到，在岭南画派第二代传人中可谓才华出众。

有意思的是，在1929年以前，方人定是以山水、走兽、翎毛、花卉等传统中国画题材为擅场的。后来，他认为“中国画应进行改革，应该从内容革命。南宋、元、清备代因为汉族处被统治地位，故汉族日渐衰靡，不少画人受到影响，抱消极主义，画家只有寄情于大自然，山水、花鸟画因得到相应的发展，形成了艺术作品在内容显得目趋空虚，所以应发挥唐代以画人物为主，取材于现实生活”。同时，他还认为当民族复兴图存、自力更生之时，亟需一些关于人生的艺术作品。而这类作品“非用人物画来表现不可，因为思想的表现以人物来得深刻爽快”。在技巧的学习方面，他也认为亦以人物画最为重要。“因人物画既为绘画的主要科，其技巧至为繁重，如能相当成熟，则其他一切，可迎刃而解”。因此，方人定从日本学习归来后，便毅然决定三个创作办法：一是作品以人物为主体；二是题材以现代生活新姿态为对象；三是画法重新折衷东西。正是这三点，成为后来贯穿其艺术生涯始终的指导思想。在其行世的绘画作品中，无不反映出这种艺术理念。

在方人定早期的画作中，仍然可以见其所受到的传统绘画与高剑父画风双重影响的痕迹，如1926年所作的《春江水暖图》便是其例。该图所绘题材为高氏绘画中最为常见的花鸟题材，以背景的渲染突出空气、质感与水雾，这是日本画中较为常见的画法，在高剑父留日以后的画作中随处可见。这反映出方人定早年在春睡画院习画所受到的影响。在1929年以后，方人定转为以人物画为主体的创作模式后，这种传统绘画题材也不时可见。如1942年所作的《耄耋图》，无论题材还是技法都是传统一路；1950年所作的《芭蕉小鸟》则完全是泼墨大写意一路，有明代“青藤白阳”(徐渭、陈道复)遗韵；1947年至1949年期间所作的《人物十八描》组画则深得自描画精髓，又与广东画家苏仁山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真正奠定方人定艺术成就的，还是那些具有浓郁现代气息的人物画。

以1949年为界，方人定的人物画大致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类风格：

前期的方人定在日本学成归来，掌握了西洋画人物的写实技巧，同时受到日本浮世绘画风的影响，因而在其人物画中打上了很深的西洋画和日本画的烙印。如1931年所作的《画家与模特》，便受到西洋画中人体透视、写生及色彩的影响；而1932年的《风雨途中》则与日本画家的风格如出一辙，无论是人物形象的渲染，还是气氛的烘托，或者是题材的选取，都具有一种日本画中模式化倾向。在这一时期，方人定的人物画无论是色彩的渲染，还是人物的造型，都具有一种唯美倾向，反映其受西方自然主义影响的痕迹。这是早期方人定完全有别于其他岭南派画家的根本之处。当然，在这一时期，方人定也和其他岭南画派画家一样，仍然坚守现实关怀的传统，这在其他人物画中表现出来，如1944年所作的《马夫》反映了下层民众生活的一个侧影；1944年所作的《马夫》描绘军队在南国雨林中抗击敌人的情形；1946年所作的《大旱》以一个老农悲天悯人的无奈形象表现出当年发生在岭南地区的大旱情形……这些刻画生动的人物画再现了中国社会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也正应了方人定“取材于现实生活”的创作理念。

后期的方人定在技法上更为娴熟，题材上依然以关怀现实为主题，如1950年所作的《途中问字》反映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刻苦好学的精神；1955年的《早晨》表现农妇悟淡悠闲的生活；1956年的《花市如灯昼》反映广州地区一年一度迎春花市的喜庆场面；1958年的《让妈妈们喂奶》则反映了农妇们参与农村建设的一个生活场景……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再现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反映了画家融入社会、参与现实生活的时代精神。在当时主流美术界所提倡的“笔墨当随时代”的方针下，方人定的人物画可谓与时俱进，折射出新一代画家们将艺术有机地与政治相融合的时代性。

无论在充满苦难与哀伤的早期，还是在饱含梦想与热情的后期，方人定在关注现实的同时，也有不少作品描绘历史人物或西方神话人物。如1945年的《霸王别姬》、1946年的《妻不下》和《月下追韩信》等，是中国历史人物，通过这些故事的描绘，正是可以达到“成教化，助人伦”的传统人物画主旨；1940年的《希腊神话》和1946年的《沙洛美》等则是以闻名中外的外国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为主角，以近乎唯美的艺术形式塑造了那些可歌可泣的传奇人物，据此反映出方人定受西洋画影响的痕迹。这种状态在岭南画派第二代画家中，是不太多见的。

方人定同时亦擅长书法。他的章草书体在现代岭南书法史上可圈可点，应该占有一席之地。以画家而善书，在古往今来的书坛不乏其人。但以画家而擅长章草书，则是屈指可数。在岭南现代书坛，以章草而驰名者，当推王秋媚(1884年－1944年)。王秋媚的章草以峭拔清劲的风格享誉广东书法史，而方人定的书法，则可与王秋媚并驾齐驱。他以俏劲而灵动之笔所书之章草，气韵流畅，笔势飞舞而劲健，体现出一个画家所特有的书法功底。在其笔势中，一种淡泊之气跃然纸上，同时，由于运笔的生拙，使其书法有一种拙而愈巧的天趣，这是其作为一个天才的画家无意中流露在笔端的必然反映。其书法即使置于现代专业书家群中，也未遑多让。他的章草是应该载入岭南书法史册而毫不逊色的。可惜的是，由于宣传不广，同时流传的书法作品极少，因而真正了解其书法奥妙的人是并不多的。

对于方人定书画，由于近年来其作品的拍卖价格不断攀升，不少为利所驱使之人开始伪造其书画。就笔者偶尔所见方人定伪作所及，其伪作大多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并且多以人物画为主。这些作品大多为穷款，画风与方氏有五六成像，但线条僵硬，赋色艳俗，题款也很生硬、笨拙，尤其是气韵不连贯，比较容易识别。作为一个鉴藏者，如果能纵观方人定不同时期的书画风格，了解其艺术经历及其画风嬗变之过程，并熟矢口其笔性，这类赝品是可以轻易辨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