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神后记》中的“义犬救主”故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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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陶潜《搜神后记》记载了两个义犬救主的故事：主人平时待狗友善，狗在主人遇到危机时挺身而出，周全护主。本文旨在通过对两则故事的文本分析，指出这类故事出现的社会历史背景，即：人类历史上的狗图腾崇拜、南朝社会动荡之下人类身份的降格和佛教思想的空前盛行。

关键词：义犬救主；图腾；人类身份降格；佛教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1]加之著述之风盛行与汲冢丛书的影响，鬼神志怪之书大量出现，《搜神后记》即是其中之一。

《搜神后记》成书于南朝宋，又名《续搜神记》、《搜神录》，学界多认为陶潜所作，是南朝志怪小说的杰出代表。“南朝志怪在内容上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就是多佛家事，并且出了许多专讲因果感应的志怪，即所谓‘释氏辅教之书’。…《后记》较多地记录了佛徒故事，反应出晋宋之际志怪内容开始发生重要变化。”[2]《搜神后记》与《搜神记》相比，佛教思想确实兴盛许多，并且以巫觋思想为中心的建祠立庙之风大大减弱。“义犬救主”诠释了一个很大的主题便是报恩，这和佛教倡导的知恩图报有很大关联。

《搜神后记》中两则“义犬救主”故事中的义犬，被赋予人性和智慧，在主人屡屡遇到危机时帮助主人脱离困境，既带有深厚的现实主义色彩，也焕发着神奇的幻想之光。本文旨在通过对《搜神后记》中两则“义犬救主”故事的文本分析，再现产生此类故事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根基。

一

“义犬救主”故事属于动物报恩型故事的一种，丁乃通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分在动物故事的家畜下，编号为201E＼+*：义犬舍命救主，201F＼+*：义犬卫主，为主复仇[3]，共收录同类故事42个。祁连休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间故事类型”下包含有“烈火救主型故事”、“临危救主型故事”和“义犬锄奸型故事”三个亚型；“宋元时期民间故事类型”下有“义犬鸣冤型故事”，“清代时期的民间故事类型”下有“舍命护金型故事”[4]，共收录故事38个。顾希佳在《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中，把“义犬救主”故事分在“动植物及物品”故事下的“家畜类”，包含三个亚型，分别为“201E：义犬舍命救主”，“201E1：义犬临危救主”，“201F：义犬卫主为主复仇”[5]，共收录同类故事49个。“义犬救主”型故事从魏晋开始滥觞，对该类型故事在民间的产生和流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江帆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一书中，把“义犬救主”型故事分为舍命救主型、卫主复仇型、救护婴儿型、救主反遭误杀型四类，共搜集到故事10个[6]。

《新辑搜神后记》卷七中收录了两则“义犬救主”故事。文本如下：

杨生狗：晋太和中，广陵人杨生养一狗，甚怜爱之，行止与俱。后生饮酒醉，行经大泽草中，眠不能动。时冬月，有野火起，风又猛。狗周章号唤，生醉不觉。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眠水中，还以身压生左右。…他日又暗行，堕空井中，狗彻晓。须臾，有人经过，怪犬向井号，往视见生。…狗因下头目井，生知其意，乃语路人：“以狗相与。”人乃出之，系狗而去。却后五日，狗夜走还。

乌龙：会稽句章民张然，滞役在都，经年不得归。家有，无子，唯与一奴守舍，奴遂与妇私通。然素在都养一犬，甚快，名“乌龙”，常以自随。…狗应声荡奴，奴失刀仗倒地，狗遂咋其阴，然因取刀杀奴。[7]

这两个文本的情节模式为：1、某人对狗有养育之恩。2、主人遇到危险。3、狗帮助主人度过难关。故事除了主人公与狗外，还出现第三者，从深层结构的角度看，这样设置的原因在于故事情节的二元对立。主人公和犬是正义的一方，第三者是邪恶的一方。民间文学作品中，二元对立处理的结果都是好人得到好报，而恶人受到惩罚。在杨生被大火围困以及掉入枯井，在家奴把刀箭对准张然时，他们养的狗开始帮助主人。狗凭借自己的智慧救出了主人，以及和主人的高度默契，突出了义犬的神奇。

二

在救主的故事中，狗占了很大部分，除了狗天生勇敢伶俐，通人性外，还源于长期以来密切的人狗关系。

狗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在狩猎时代对人类的生产生活产生过巨大影响。黄河中下游大汶口文化遗址和长江中游邓家湾文化遗址中，都出土有狗形陶塑和狗形h，它们“或立或卧，或吠或啮物，或单立或两狗相迭，造型粗率写意，充满了原始朴素的生活意味。”[8]这些出土的遗骸和容器都说明至晚至新石器时期，狗已经被驯化成了家畜。狗比较高的智商让他们在早期人类的狩猎中成了不可或缺的帮手。有了狗的帮助，早期人类可以比较轻松地捕获小动物。

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说过：“有几种动物在中国民族的意识中，直到现在还寄予不少的神秘性。第一是龟，第二是犬，第三是鸽，第四便是蛙。恰好这几种动物，在原始人工具缺乏的时代，都是容易捕获的。因而我认为这几种动物必是作过我们祖先在原始时代的图腾标志。”[9]就这样，狗从人类的伴侣升格到人类的祖先，成为了和人类具有血缘关系的图腾神。如《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顺水入焉。有人名曰犬戎。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肉食。”[10]叶舒宪在《中国神话学》中曾说：“在商人眼中，南方是犬图腾氏族的天下，那里聚居着苗黎等族，普遍流行着犬图腾崇拜，其实，由于民族的迁徙和混杂融合，上古时期自西北至东南均有以犬为图腾的部落移民之分布。”[11]既然狗做过很多部落的图腾，那么，这些氏族部落的人和狗有比较亲切的关系也就合乎情理了。事实上，在中国的历史纷争中，很多狗图腾的部族被汉族打败，他们和汉族之间长期和睦相处，汉族人对这些部族的图腾物――狗也就有了比较亲切的认识。

在很多少数民族的稻谷神话中，都有狗帮助人类得到谷种的情节，比如白族，民间传说当时世界没有水稻，稻种是狗从天上偷来的，狗渡过天河，到了天上，在谷种里打了个滚，全身上下就沾满了谷种，在过天河回来时，身上的谷种被大水冲走了，但是它把尾巴翘起来，于是尾巴上的谷种就保存了下来。人们非常感谢狗，所以在过尝新节时，祭祀后第一口新米饭要先给狗吃。

以上种种人与狗长期的密切关系，加之狗的聪明，通人性等特点，使狗在猪鸡牛羊等家畜中脱颖而出，在魏晋南北朝黑暗的政治社会条件下，成为世人幻想的救主对象。

三

魏晋之际，社会动荡，战争频仍，下层百姓徘徊在贫困、饥饿的生死边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是如履薄冰。“杨生狗”和“乌龙”两则故事都表现出了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怀疑。在“杨生狗”中，杨生掉入枯井，路人并不是在儒家传统道德的约束下马上施以援手，而是“以此狗见与，便当相出。”当杨生以狗救过自己的性命拒绝后，路人仍欲夺人所爱，强人所难，“若尔，便不成相出”，这样一种人是不折手段达成目的的代表。“乌龙”中，使张然陷入危机的因素也是人。如果说“杨生狗”中的路人是陌生人，而使张然陷入生命危机的人却是自己的妻子和家奴，连自己最亲近的人都不可相信，更何况社会上形形的陌生人。

在危机解决的过程中，狗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这样一种压抑人性，处处危机四伏的时代，人的力量一再被怀疑，杨生醉卧草中，有危险却毫不知情，人类身份第一次降格，当杨生由于黑暗掉入枯井，对怎样脱险毫无办法，身份再次降格；张然虽是主人，但是在“未得啖，奴已当户倚，张弓栝箭拔刀”的情况下，完全是一个任人宰割的角色。人类的力量一再被削弱，处于困境中毫无还手之力，于是他们把得救的希望寄托于狗，动物身份升格，被赋予了超于现实的勇气和智慧，帮助主人度过难关。

但是，作者虽然怀疑人际关系，却并没有完全否认，因为杨生掉入枯井，虽然答应付出相应的代价，但最终还是借助路人的力量才脱离危险；张然的狗虽然帮了忙，但最后杀奴的却是张然自己。故事中狗的力量虽然得到强化，身份一再升格，但却没有过分夸大狗的作用，显得真实可信。

另一方面，众生平等与知恩图报思想的风靡与佛教的传入有关。

佛教从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的各个阶层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思想既为日用，上焉者究其奥义，下焉者为其因果、报应、轮回之说所炫。文人教士遂将此种思想发诸文章，则成六朝志怪之一特色焉。[12]《搜神后记》作为南朝志怪之佼佼者，受佛教众生平等和知恩图报观念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体现在“义犬救主”故事中为人对犬的态度和犬对人的帮助：杨生狗冒着生命危险“走往眠水中，还以身压生左右。如此数四，周旋跬步”；“乌龙”中，狗则冒着被杀的危险，帮助主人制服恶奴。

佛教自从传入中国以来，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尤其到魏晋南北朝大行于世，灵魂不死、轮回报应、众生平等、知恩图报都成为了非常普遍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对志怪小说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搜神后记》中的两则“义犬救主”故事就是其一。

四

通过对《搜神后记》中两则“义犬救主”故事的文本分析和解读，再现出《搜神后记》中“义犬救主”故事产生的历史渊源和思想背景。在人类早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狗作为最早被驯化的动物之一，对人类的生产生活产生过巨大的帮助，以至于后来做过很多氏族的图腾，和人类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在社会动荡、战争频仍的南朝，人际关系出现危机，人类身份一再降格，让人把寻求帮助的愿望从人转向动物。加之南朝佛教盛行，佛经大量传抄，众生平等、知恩图报的思想空前风靡，都是产生“义犬救主”故事的思想背景。

[参考文献]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3] 丁乃通著、郑建威等译、李广成校，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 祁连休，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

[5] 顾希佳，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6] 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7] 李剑国，新辑搜神后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8] 陈杰，戌狗送福[J].文史知识，2006（3）.

[9]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M].三联书店，1980.

[10] 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1] 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2] 周次吉，六朝志怪小说研究[M].台北：文津出版社，1986.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云南 昆明 65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