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中国新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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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最近的《2010年全球风险报告》把中国经济的“硬着陆”放在全球三大风险之首。报告认为，如果中国爆发通胀，房地产价格破灭，经济“硬着陆”，将严重影响全球经济走出危机。

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存在“硬着陆”的风险，以及步入“后危机时代”中国该如何应对等重大问题，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作了权威阐释。“硬着陆”之辨

自中国央行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后，关于中国货币政策是否转向趋紧，中国经济是否会“硬着陆”的讨论甚嚣尘上。对此，李扬认为，中国经济“硬着陆”的论断尽管有些危言耸听，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经济2010年的复杂程度。

“中国经济确实存在‘硬着陆’的风险。”李扬认为，如果中国继续实施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2010年中国经济增幅会达到16%，面临过热风险。但如果现在即着手紧缩财政、货币政策，显然会加剧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

此外，到今年下半年时，由于经济发展本身的惯性，中国经济的过热因素将依然存在，致使政府不敢贸然再度放松经济政策；与此同时，一直靠政策支撑的国内消费和投资增速将明显下降，如果出口和人民币升值方面的压力再赶来凑热闹，或出现中美贸易战等突发性事件，不能排除中国经济有“硬着陆”的可能。

“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是信贷当局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通胀压力的应对，也是针对年初银行放贷过猛进行调节。”李扬表示，此举表明监管层希望控制银行的全年放贷节奏，这将对此前地产、股市等资产泡沫起到一定抑制作用。

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下，宏观政策将更多具有“稳货币，松财政”的特征。李扬强调“适度、合理”是2010年货币政策的主基调，在信贷规模上“适度”，贷款投向结构上“合理”。

对于目前的经济形势，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用“后危机”来判定。李扬认为“后危机”是个谨慎的判断，一方面，造成危机的主要因素基本上没有被根除，可谓“旧患未除”；另一方面，应对危机所采取的大量非常规的救助措施，其负作用正渐次显现，可谓“新忧又至”。

在李扬看来，现在的问题是，实体经济领域中，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的问题未得到解决，反有恶化之势；金融领域中，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亦渐“疏远”的问题依然故我；出口领域中，生产国、消费国和资源供应国的矛盾进一步凸显，贸易保护主义的干扰、摩擦时有发生。

因此，李扬判断2010年中国经济更为复杂。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也表示，中国经济增长也存在许多变数。中国主要以扩大投资来对经济进行刺激的一揽子政策，加剧了业已严重失衡的经济结构；天文数字的信贷投放及非理性扩张已演化为令人生畏的资产泡沫，尤其值得忧虑的是，资产价格的再膨胀。

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表示，尽管市场预期中国会出台进一步的紧缩政策，但在CPI通胀不构成实际威胁的情况下，相信当局仍将保持温和的、有步骤的政策紧缩，经济不会因此而出现“硬着陆”。

进退两难

对于外界将央行上调存款准备全率的举措解读为“中国开始考虑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的说法，李扬表示，中国不敢轻言从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退出，是因为研判出当前和今后形势非常复杂。

他认为，尽管世界各国可以宣称经济已经走出困境，那也是为了提振信心，或因为某种政治考虑。实际上，任何国家都不敢轻易从反危机政策态势中退出，中国也不会轻言退出。

即使是在1月17日举行的中国经济年会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也只是称，中国应适时微调货币政策，使政策从过度宽松回归真正意义上的适度宽松。说明决策层在解除刺激政策时会考虑面临风险。

左小蕾认为，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为了回收流动性，遏制房价过快上涨，降温房地产市场，平抑资产价格泡沫，提前控制CPl上涨的势头。

“少放并不意味着收紧。”李扬认为，目前有关货币政策的传言可能导致预期紊乱，货币政策在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确实应当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更加“适度”。

虽然中国不敢轻言退出经济刺激，然而，国际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国际需求的不确定性，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难题。在目前结束的达沃斯论坛（第40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中国货币政策遭到了“围攻”。法国总统萨科齐在论坛开幕当天发表主旨演讲时“含蓄”指责：汇率不稳定和某些货币价值低估不利于公平贸易和正当竞争。“金融大鳄”索罗斯更直接：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理由越来越充分，人民币强势一些“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有好处”。

可以想见，在不时泛起的贸易保护主义和人民币升值压力之下，中国的出口形势将变得更为复杂。尽管2010年我国出口将继续恢复，但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难恢复到过去的水平。

另外，由于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基本与GDP增速持平，增长较为缓慢；明显低于财政收入增速，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因此，李扬认为，在短期内，消费增长很难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在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看来，中国经济2009年依靠政府主导的投资出现了快速增长，但民营企业的投资增速落后于国有企业；市场主导型的需求还未复苏，虽然消费逆势增长，但是以补贴性消费和半强制性消费为主，在收入没有明显增长的情况下未来很难持续。

“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问题，不注重调整结构，靠大量的货币刺激经济，为以后埋下很多隐患。”谢国忠表示，大部分出口行业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从钢铁、传媒到零售业，全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到现在都没能恢复到2007年的高点。

李扬表示，中国经济运行中有我们尚不了解的潜在因素。长期持续的高投资使得结构失衡问题更显突出，许多行业持续存在的产能过剩及资产价格膨胀使得政府更感担忧。食品、住房和公用事业等对消费者至关重要的商品价格涨幅令政府感到不安。

“目前的状况已经让中国政府左右为难，短期的经济指标正在好转，但中长期的趋势并不乐观。”谢国忠认为，中国股市和房地产泡沫令人担忧，当前最大的矛盾在于，若收紧货币政策，经济将有很大可能发生“二次下滑”；如果继续执行宽松政策，则新一轮资产泡沫将难以控制。

转型之策

如何调整、引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通过优化投资结构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简单地压缩投资不仅不能奏效，而且会危及经济增长。”李扬表示，调整投资领域、优化投资结构，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从投资和出口主导向国内消费主导模式转变的关键环节。

李扬认为，投资应树立“就业优先”目标。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项目会有不同的就业效果。因此，投资结构应向民营中小企业倾斜，以促进小企业发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带动就业，金融领域必须适应并促进这一转变。

此外，通过增加政府公共支出、财政转移支付、补贴等各种再分配手段来弥补居民收入占比的下降。

然而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转型之困是增长方式长期积累的结果，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特别是一些行业持续产能过剩以及淘汰落后产能的任务非常艰巨。

“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是优化投资结构，其重要环节是改变投资的主体结构。”李扬认为，同时，如何引导投资更多地进入民生领域和战略性新兴行业，也需要政策的周密设计和安排。

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先开始回升，主要依赖的是政府和大型国企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但与国有投资快速增长相比，民间投资尚未有效激活。

李扬强调，当前要鼓励民间投资，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首先应当打破垄断，在石油开采加工、铁路运输、通讯、电力等行业鼓励民营企业进入，扩大民间投资的空间，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

此外，区域增长不均衡和梯度发展是中国这种发展中大国的显著特征，因此在优化投资结构的同时，投资需要进行区域梯度转移，国家投资政策应当适应并促进这种区域梯度转移。

“中国经济成长潜力的根源是城市化。”李扬表示，工业化和城市化主导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而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中后期。因此，工业化和城市化并举，并逐步向城市化为主导转移，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

李扬一再强调，城市化的投资，一方面将从供应和需求两个层面增强消费的主导性作用，另一方面，基本上不会造成所谓产能过剩问题。诸如科学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商务服务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等领域投资的高速增长，则显示了中国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的特征。

中国长期保持间接融资为主的格局，股权类资金供应严重不足，使得投资领域和生产领域中普遍存在资金结构失衡问题。因此，李扬建议在金融层面应完善投资资金的股权（债务）结构，大力发展股权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