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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论语・学而》
治理拥有一千辆兵车的诸侯国,应该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要守信用,节约用度,爱护官吏,不在农忙时役使百姓。
这句话凝炼地概括了孔子有关治政的五条要求。“敬事”就是说处理政事要严肃谨慎,不可虚以应付、敷衍推诿;重“信”就是取信于民;“节用”强调勤俭立国,不可大兴土木、穷奢极欲;“爱人”主要着眼于管治官员不刻薄,不苛责,引导他们敬心爱事;“使民以时”强调与民休养生息,不可役之过度,更不能耗竭民力。今天我们重读此句,固然要认识到孔子所提这五点治政经验,是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今天治国理政所处环境已大不相同,需要做的也远不止这些,但这五点经验所蕴含的道理,仍然值得我们借鉴深思。
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论语・为政》
提拔正直的人,使他的地位在奸邪小人之上,老百姓就会服从;举用奸邪小人,使他的位置高于正直之人,老百姓就会不服统治。
鲁哀公向孔子请教,如何才能使百姓服从,孔子以此句作答。这句话涉及的是选人用人的问题,也是孔子一直关注的重要问题。古人常说,用一贤人,则贤人毕至;用一小人,则小人齐趋。官员选好了,就会风清气正、人人思进;官员选不好,则不但会在官员群体中造成混乱,而且由于其自身难以服众,也无法在百姓中间树立威信,进而影响政令的推行。选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人,就是树立一种导向。我们今天常说,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正是这个道理。
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论语・公冶长》
他具有君子的四种道德品行:他自我修养严肃认真,他侍奉国君恭敬谨慎,他教养百姓多用恩惠,他役使百姓合乎道义。
这句话是孔子对郑国大夫子产的评价。子产姓公孙,名侨,字子产,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子产在郑国执政长达二十余年,这期间,他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如铸刑书、整顿田制、不毁乡校、宽猛相济等,深得百姓爱戴。子产一生廉洁奉公,逝世后家人竟无力为其办丧事。孔子在许多场合多次表达了对子产的敬佩之意。在这句话中,孔子认为子产具有四种君子之德,这四条无疑也是儒家理想中政治家的特点。我们在阅读古人修身治国的论述时,一方面要理解其具有历史条件的背景和限制,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苛责古人;另一方面要从古人的论述中发现、提炼其蕴含的本质理念,作为今天的借鉴。比如,“君子之道”的四种品格,其“行己”“事上”固然带有君臣关系下的自我约束,但其中体现的修身、敬事态度,仍值得我们学习;至于“养民”“使民”,固然不同于我们今天熟知的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但其中体现的爱民、为民情怀,同样值得我们深思并传承。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论语・泰伯》
在上位的人如果厚待他的亲族,老百姓就会趋向仁德;在上位的人如果不遗弃他的老朋友,老百姓便不会对人冷漠无情。
在孔子看来,在上者如果能够遵从孝道、恪守友道,则百姓就会具备仁德、充满善意。一言以蔽之,治政者以身作则,就能感召百姓、感化社会。这句话也是对“官德”问题的论述。德与才是官员的两项基本要求,一方面官员必须具备治政之才,另一方面还应当拥有修身之德。这两点要求在今天仍未过时。事实上,群众判断一个干部的好坏,往往首先是看他的德如何。孔子这句话中,主要阐述了两个基本要求:一是“笃于亲”,即遵从孝道。一个人尽管可能因为事业疏于照顾家庭,却不能没有家庭观念,甚至背叛家庭。二是“故旧不遗”,即恪守友道。一个人,不管他的事业有多成功、走得多远,永远都不能忘本,更不能因为地位高了就看不起群众。这两条要求,对于一些领导干部来说,难道不仿佛有所指吗?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论语・泰伯》
不在某个职位上,就不要考虑那个职位的政事。
孔子认为,如果不担任某个职位,就不应该对其管理范围指手画脚。孔子之所以要求“无关人士”摆正自己的位置,主要是因为担心意见纷繁,导致实际负责人无所适从。至于职务范围内的问题,孔子一向主张在其位则谋其政,这是一种真正的负责与敬业。在其位而谋其政,就是要求岗位负责人集中精力于本职工作,不因私心杂念干扰自己的判断,也不因种种理由而懈怠,在职一日,就努力工作一日。孔子自己很好地做到了“在其位而谋其政”:他曾担任管畜牧业的小吏,说:“叫我管牛羊,我保证把牛羊喂得肥肥大大的。”他还曾做过会计工作,把账目算得清清楚楚;他当上鲁国的中都宰后,业绩出色,各国都想仿效他的治理方法……言行合一、尽职敬业的孔子,值得后人学习。
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论语・颜渊》
在诸侯国里做官不会招致怨恨,在大夫的采邑里做官也不会招致怨恨。
这句话是孔子对弟子仲弓“问仁”的回答。仲弓姓冉,名雍,字仲弓,位列“孔门十哲”,以德行著称。仲弓虽然出身低微,却为孔子所看重,孔子曾赞扬他“可使南面”,即可担任封国之君,这也是孔子对其他弟子从未有过的极高评价。因此,当仲弓向他“问仁”时,孔子便从治国理政的角度向他阐述。孔子在这里指出“仁”在治国理政中的一个特点,即不论在哪里为官,都不会招致怨恨。这当然不是说要做太平官、老好人,而要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补充理解。在孔子看来,为官治政,不论做什么,都要从百姓的需求出发,民之所欲必从之,民之所恶必去之;反之,如果连自己都不愿做的,就更不能去勉强别人。联想到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打着为民谋利的旗号,看似也做了不少事情,却招致民怨沸腾,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论语・颜渊》
假使您自己不贪图财货,即使奖励百姓去偷盗,他们也不会干。
当时鲁国盗贼猖獗,权臣季康子向孔子询问对策,孔子便借题发挥,批评季康子贪得无厌。这句话同样体现了孔子正人先正己、在上位者须以身作则的思想。所谓上行下效,在孔子看来,在上位者如果没有贪欲之心,百姓就不会起盗窃之念;反之,在上位者如果一味横征暴敛、欲壑难填,就难怪百姓追逐货利了。社会风气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层阶级风气的好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政风引领民风,政风正则民风清,政风邪则民风颓。
(选自《孔子语录》,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