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可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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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里，幸福的理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到不久前，由运气、命数或我们无法控制的基因等因素决定我们幸福与否还貌似是合理的假设。用塞缪尔・贝克特的话说，人们愿意相信“全世界的泪水是个恒定的常数。”

但新的研究成果揭示了幸福可以控制也可以习得，这是一种看待幸福的全新方式。

幸福取决于诸多因素，既有身心健康和亲密关系等显而易见的因素，还有些因素也许看起来不那么直观，比方说从事慷慨行为。其中有些可以学习和培养，事实证明，传授积极思维习惯的课程―比方说让人们学会感恩那些真正重要的或避免纠结于挫折―已经对幸福造成了重大改变。

同样，全社会可以进行提升幸福感的尝试。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将对幸福的衡量纳入国家统计数据，最近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启动了一项计划以提升民众的幸福程度。

国家的管理会极大地影响幸福程度。维护和平、法治和有效民主至关重要。有充分证据表明上述因素往往不仅关乎福祉，而且是幸福感的源头，个中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身处一个和平的国度本身并不一定会让人幸福；但却排除了很多显而易见的不幸福因素。

具体政策同样可以影响很大。有确凿证据表明应当加大对精神和身体健康的关注，并且重点关注失业问题。但其他领域的证据仍不完整。我们根本不知道不同的婚姻政策将如何影响幸福感，尽管我们知道婚姻与幸福感有着直接的联系。

同样，我们不知道增加或减少义务教育，抑或具体哪门课程会产生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总体而言，教育对幸福感的影响出人意料的不明确（可能因为预期往往比满足预期的可能性提升得更快）。科学也无法确知育儿假和弹性工作权、延迟退休年龄或推进工作共享的法律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

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证据不足，但复杂的互动有时会很难确定因果关系。乍看上去，人们可能认为减税会让人更快乐，因为拥有更多可支配收入增进了他们的福祉。但其他因素也有可能发挥作用，如减税在民众眼中是否公平、以及是否伴有不受欢迎的开支紧缩。

相比之下，涉及到具体项目有着大量有力的证据。现在有详尽的手册描述各类运动与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关系。对老人而言，活跃显然是幸福的源泉，无论这意味着锻炼、志愿服务抑或从事带薪工作。（事实上，加拿大一项调查发现带薪就业是65岁以上人群最富满足感的行为。）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借助政策干预在学校促进人们的坚韧品质或同情心可以对其整体幸福产生积极的影响。并且有迹象表明城市规划会影响幸福感，尤其当它能够缩短通勤时间或缓解对犯罪的担忧时。

当然消除痛苦是根本不可能的。痛苦是人类生存环境的一部分。但无论个人还是政府都有能力使世界更加快乐。这个世界的泪水并不一定是常数。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作者是科学、技术、艺术国家捐赠基金首席执行官，创立了幸福行动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