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流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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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了王小波的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其中大部分是和别人“对着干”的文章，用通俗易懂的话讲――他是个愤青。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我也是个愤世嫉俗的主，因此，与他产生很多的共鸣。

王小波1997年去世，在1992-1997这五年间，他写了很多有名的杂文，这本书将它们都囊括其中，所幸离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并不很远，除了他为“250块在中关村买到一个8MB的内存条”感到兴奋不已之外，大部分生活情景和环境，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对应到我现在的生活，并由己及人地联想。

愤怒之作我读过不少，可能正是人以群分之故。这些作品或油腔滑调、或热血喷涌、或彻头彻尾的偏激之论，总而言之，没有人做到王小波这样，可以延伸出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可见知识在文章中的重要性。他学过逻辑学，懂英文，明白一点概率论和社会学，这些知识帮助他分析问题，生成高一个层次的判断，虽然不能说完全、绝对客观，但有了学术理论的支持，就是理性得多。

王小波承认自己文章“格调不高”，我则认为这是一种自谦的说法。情绪不分等，忧伤、愤怒、高兴等等，统统可以成文。而每种情绪却分层次，譬如愤怒，我曾写了一篇《有关应试教育》的文章，痛陈中国应试教育之劣，我拿它去比较王小波的文章，只能说我看到什么便说出什么，指着对方的鼻子骂，这不巧妙，也难得深刻，就连高中退学的韩寒也比不过。而王小波，一个“知识愤青”，不仅能够从社会和人文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成因，而且能够反过身来提出一点解决意见，换而言之，他不仅知道“为什么”，而且知道“怎么办”。他的骂便是深层次的骂，连着对方老祖宗也骂，语毕还能微笑着劝人改造自己的基因，以免遗祸后代，这种狠毒当然比一般人有力度得多。他看问题不仅有深度，而且有宽度，而我们的可悲在于，总是久久矫情地纠缠在一个点上。谁能说他“格调低”？热血固然是重要的，但内涵更重要。

初中尚未念完，我当然不敢妄称自己有知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某支愤怒的笔将失去书写的权利，谁都有否定过去的过程。王小波和王朔都嘲笑年轻时候的自己，就连钱钟书都说四十年前的自己有一个“不甚朴素的人生观”。如果问题久久压抑，我一定不是积郁，而是将它们呈于纸上。经历了成长这个必然的过程，我或许会站在一个高一些的位置上，用入流的方式重新诠释入流的愤怒。

母亲王清的话：

其实高天宇对写作的兴趣跟我没什么关系，应该说是他自己喜欢上这件事的，没什么人给他刻意的指引，他阅读和写作的兴趣我也没刻意去培养。

这方面我没给他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当然也是因为我不懂写作，不知道该怎么去帮他。我能做的也只是尽自己的努力去支持他，以前参加比赛也好，后来办他自己的杂志也好，只要能满足他这一爱好，我都尽量去想办法。比如他的杂志出第三期时没人赞助，我说我就先帮你垫付出刊的成本费，让杂志顺利出来，之后在学校卖了，收回成本再还给我。我此举最初也只是想培养他对花钱的谨慎感，但事后想来，正因为要还杂志的“债”，所以他必须得仔细对待自己的杂志，认真地销售它们，实际上是给他施加了做事的压力和动力。后来他把一些皱巴巴的零线塞在我手上，他承认这点是不够“还账”的，但我也没去数。

他有一段时间忙活自己的长篇小说，每天用在写作上的时间很多，但我没说什么，直到考试前，我才提醒他先把考试应付过去再继续自己的爱好，他应该清楚自己的主业是什么。好在这两年他也明白了学习的重要性，把写作的位置放低了一些，这让我省心多了。我想这大概是所有家长和老师的顾虑，孩子摇摆在兴趣和学业之间，委实让人有些担心。但我想告诉天宇：有的事是没法改变的，无论你怎么写文痛陈当今教育的弊端，写完后你依旧要面对它，所以，你只能去适应、去拼搏。

最后，关于他的写作，我说不出别的什么，但我觉得这件事本身很好。我不指望他以后真的能靠写作来养活自己，或者真的能在这方面取得骄人的成绩――能作为一个兴趣坚持下去就足够了。

死党的话：

高天宇这个人平时除了喜欢写点东西之外，最大的兴趣就是相声，喜欢听，也喜欢自己说。他参加了我们学校的曲艺社团，而且跟着做了几次公演，演得虽然有点生硬，但还挺像那么回事儿。

――董博文

高天宇挺仗义的，平时有什么忙需要他帮，他从来都不含糊，有一次跟他出去玩，他错拿了我的一个U盘，等我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回家了。我急着用，跟他说了之后他就跑了半个小时给我送了回来，这事让我印象很深刻。说说他的缺点吧，我感觉这人脾气不太好，有些时候有点暴躁，为些没必要的事发脾气，但总的来说这个人还是不难相处的。

――金育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