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结构、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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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分析了税制结构和人力资本通过产生外部性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影响机理，并通过建立VAR模型和方差分解计量了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以来，税制结构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关键词：税制结构；人力资本；经济增长；VAR模型

一、 引言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众多，而外部性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被长期忽视，新古典增长模型就没有考虑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内生增长理论恰认为外部性在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本文从研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出发，充分考虑外部性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分析税制结构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外部性的来源有很多，Lucas（1988）认为个体通过学习和观察他人行为而进行的人力资本积累能产生正向溢出效应。Hall（1995）认为R&D和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也能产生很强的正向溢出效应。

Young Lee和Roger H. Gordon（2007）指出在控制其它决定经济增长因素的情况下，企业所得税率降低10个百分点，会提高年度经济增长率1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何菌和沈明高（2009）研究了政府收入、税收结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在税收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增加营业税比重而相应减少个人所得税比重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几乎在所有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对资本征税对经济增长都不利。

Wang和Yao（2003）将人力资本存量、劳动力和物质资本放在一起建立了一个经济增长核算框架，测量了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呈正向相关关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已有研究经济增长的文献多从税制结构与人力资本分别对经济增长作用角度予以分析，而将三者放在一起，考虑税制结构与人力资本的外部性，统一计量它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文献还较少。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将税制结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三者联系起来，通过建立VAR模型，计量税制结构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全面把握和理解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和内生动力，同时以期为中国经济增长再平衡提供政策建议。

二、 理论分析

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奠定了我国现行税制的格局，我国目前是以间接税为主、直接税为辅的税制体系。从税制结构来看，我国税收主要有两大类，直接税和间接税（流转税）。中国的现行税制体系中，70%以上为流转税，也就是间接税，其余不足30%为所得税等直接税。其中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是中国最大的税收来源，两者之和占税收总额的一半还多。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直接税、间接税及税收总收入都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但间接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一直都高于直接税。近年来，国内增值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列呈下降趋势。营业税是我国地方税的主要税种，历年营业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列比较平稳，大约维持在15%左右。2008年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后（统一后一般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之前内资企业为33%，外资为25%），企业所得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列明显下降。个人所得税占我国税收总收入的比列较小，其占税收总收入的比列平均大约为6%左右。据统计，美国在2000年～2011年间，其个税收入均占到了其整体财政收入超过40%。关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列总体呈下降趋势，特别是在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下降趋势明显。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宏观层面讲，人力资本积累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技术创新，增加资本回报，使经济持续增长。从微观层面讲，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增加了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上被雇佣的可能性，提高了人们的收入能力。人力资本积累的形式多种多样，例如教育、培训、干中学等。教育可以使人们学习更多知识、掌握切实可用的技能，是人类社会生产经验得以继承发扬的关键环节，它在促进技术溢出方面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形式。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呈逐年上升趋势，这使得我国人均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大学教育正逐渐从精英教育转变为普罗大众教育相吻合，但与此同时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有了很大提升。

在扩展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Yt=A（t）K？琢tHt1-？琢h？茁t中，Yt表示经济增长，A（t）为技术水平，借鉴（刘海庆，高凌江，2011）的做法把它分成两部分：纯经济效率和纯内生技术进步率，前者受社会制度和政府政策的影响，比如各种司法、社保制度及各项税收政策等，税制结构就借此发挥作用，后者仅是时间的函数。Ht1-？琢表示人力资本，它本身可作为生产的投入要素进入生产函数，促进经济增长，另外它还通过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合理的税制结构能和人力资本积累均能产生正向外部性拉动经济增长，在我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过程中，税制结构和人力资本积累起到了重要作用。基于此，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税制结构和人力资本积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三、 实证检验

1. 变量及数据说明。本文中经济增长用经济增长率表示，为消除物价的影响，本文用GDP平滑指数对经济增长率进行了调整。DTAX表示直接税所占税收总收入比重，IDTAX为间接税所占税收总收入比重（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此处的直接税包括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营业税和关税；间接税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EDU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本文用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来作为人力资本的替代变量（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指高等教育在学人数与适龄人口之比，适龄人口是指18岁～22岁年龄段的人口数）。本文所用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统计年鉴》，每个变量样本时间跨度为1994年～2010年。

2. 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可以判别序列平稳性，并可通过差分法使不平稳序列平稳。单位根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

表1中检验结果显示，变量GDP、DTAX、IDTAX和EDU的T统计值分别为-2.100 1、-2.701 0、-2.466 3和-1.874 7，均大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所以不能拒绝原假设，即样本区间内GDP、DTAX、IDTAX和EDU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而经过一阶差分后？驻GDP、？驻DTAX、？驻IDTAX和？驻EDU的T统计值都小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样本区间内一阶差分后？驻GDP、？驻DTAX、？驻IDTAX和？驻EDU都为平稳序列，均为一阶单整，说明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3. Johansen协整检验。为确定直接税、间接税和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本文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技术对此进行了检验，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在5%的置信水平下，迹统计量检验有，79.596 0>47.856 1， 最大特征根检验有46.435 37>27.584 3，均拒绝原假设（即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假设，亦即三变量存在协整方程）。表3第二行检验结果拒绝了最多有一个协整关系的假设，但第三行接受了最多有两个协整关系的假设。由此，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直接税、间接税和人力资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所以可以建立无约束VAR模型。

4. VAR模型说明与最优滞后期的选择。根据VAR模型滞后期的选择标准，表3中LR、FPE、AIC、SC和HQ统计量有4个指标显示的最优滞后期为p=2，所以我们可以建立无约束的VAR（2）模型。

5. VAR（2）模型的稳定性检验。从图1可以看出，VAR（2）模型的全部根都落在单位圆以内，因此VAR（2）模型的稳定性条件得以满足，VAR（2）模型是一个平稳系统，选取的两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可以进一步进行分析。图形表示更为直观，全部单位根的倒数的模落在了单位圆之内，因此，所建VAR（2）模型是稳定的。

6.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4中我们用差分后的平稳序列做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在滞后期为2时，我们拒绝变量？驻DTAX、？驻ITAX和？驻EDU不是？驻GDP的格兰杰原因，接受？驻GDP不是？驻DTAX、？驻ITAX和？驻EDU的格兰杰原因。即？驻DTAX、？驻ITAX和？驻EDU的变化均能Granger引起变量GDP，而GDP并不能Granger引起变量？驻DTAX、？驻ITAX和？驻EDU。

7. 方差分解。图2是经济增长的标准误差被分解为其自身和？驻DTAX、？驻EDU和？驻ITAX的情况，经济增长自身冲击对其波动的贡献率从第1期的100%到第6期下降为55%，随后基本保持不变；DTAX的冲击对其波动的贡献率从0%到第6期上升为35%，随后基本保持不变；EDU的冲击对其波动的贡献率从0%到第6期上升为8%；ITAX的冲击对其波动的贡献率从0%到第6期上升为2%。

四、 结论与启示

1. 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以看出，在滞后期为2时，变量？驻DTAX、？驻ITAX和？驻EDU均能Granger引起变量GDP，而GDP并不能能Granger引起变量？驻DTAX、？驻ITAX和？驻EDU。通过方差分解可以看出，在较长期中DTAX的冲击对经济增长波动的贡献率约为35%，EDU的冲击对其波动的贡献率约为8%，ITAX的冲击对其波动的贡献率约为2%。

2.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直接税占我国税收总收入的比重要远低于间接税所占比重，但其对经济增长波动的贡献要远高于间接税。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间接税具有累退性，收入低的人比收入高的人会把收入较大的部分用来消费，这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资源配置、恶化了收入分配。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是否应考虑调节我国的税制结构，适当增加直接税的比列，降低间接税比重，进一步减少税收扭曲？

3. 人力资本溢出效益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得作用越来越大，为此我们应加大教科文卫投资，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存量，改善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环境和土壤，使其溢出效应最大化。同时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优惠税率和税收补贴等一系列的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创新、研发新产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充分发挥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及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

参考文献：

1. Lucas， Robert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 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3-42.

2.Hall， Bronwyn H，.The private and social returns to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In： Smith， BruceL.R.，Barfield，ClaudeE.（Eds.），Technology，R&D， and the Economy.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95.

3.Gordon， Roger， Can High Personal Tax Rates Encourag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IMF Staff Pa- pers，1998：49-80.

4.Gentry，WilliamM.，Hubbard，R.Glenn，Tax Po- licy and Entry into Entrepreneurship， mimeo.ution， Washington， DC，2000：140-883.

5.杨建芳，龚六堂，张庆华.人力资本形成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个包含教育和健康投入的内生增长模型及其检验.管理世界，2006，（5）：10-18.

6.何菌，沈明高.政府收人、税收结构与中国经济增长.金融研究，2009，（5）：14-25.

7.刘海庆，高凌江.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东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1，（6）：492-498.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增值税扩围改革、实际税率变化与企业绩效”（项目号：14XNH004）。

作者简介：孔繁成，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生。

收稿日期：2014-08-21。